伟大社会扶贫与中国扶贫比较资料

“伟大社会”中最雄心勃勃、也最具争议性的部分就是它“结束贫困”的倡议。肯尼迪总统当政的时候就一直在思忖怎样用国家的力量对抗贫困。曾是一个老师的约翰逊，在德克萨斯州感受到了墨西哥裔美国人的极端贫穷。在他总统上任的第一个月就发起了“针对贫困的无条件的战争”，致力于将饥饿和剥削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消除。“针对贫困的战争”的核心部分即《1964年经济机会法》，成立了经济机会局（OfficeofEconomicOpportunity,简称OEO）来监管一系列的以社区为单位的反贫困项目。经济机会办公室的成立反映了立法者们的公识—对付贫困最好的办法不是给穷人们钱，而是通过教育、职业培训、社区开发来完善他们自身。1964年，“向贫困宣战”刚开始的时候得到了十亿美元的拨款，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又花费了二十亿美元。它衍生出了几十个项目，如就业工作团(JobCorps)，为16-21岁的贫困青年提供宿舍，举办职业训练，目的是帮助处于弱势地位的青年培养能够自力更生的技能；“邻里青年团”(NeighborhoodYouthCorps)，成立的目的在于给贫困的城市青年提供工作经验并且鼓励他们继续学业；“文明城市”(theModelCitiesProgram)项目，目的在于促进城市再发展；“向上跃进”(UpwardBound)项目，帮助贫穷的高中生进入大学；“领先”(HeadStart)项目，为贫困儿童提供学前教育。另外，国家为社区健康中心提供资金，以拓宽更多人得到卫生保健的途径。而在1965年和1967年国家对社会保障做了显著的修正，显著地增加了福利，扩大了覆盖面，并且建立了新的项目来与贫困作战，提升人民生活水平。1968年，“对有子女的家庭补助计划”的平均支付水平与1960年相比提高了35%，但仍然不充足、分布不均。Inaddition,averageAFDCpaymentswere35%higherin1968thanin1960,butremainedinsufficientanduneven.伟大社会”反贫困计划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美国的贫富悬殊,部分地解决了丰裕社会中的贫困问题。虽然没有全部解决贫困问题，但使美国生存在官方编制的“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却有较大幅度的减少。据统计,1964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有3610万人,到1969年,降至2410万人,即从占美国全部人口的19%降至12%。同时,美国的失业人数也大为减少。据统计,1966-1969年，美国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以下。此外，工人的实际工资也有所提高,有相当一部分劳动者的生活有所改善。“伟大社会“的福利计划扩大了美国政府对社会福利所承担的义务，把美国进一步推向“福利国家(Welfarestate)的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为美国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颁布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两个法案，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美国老人的治病问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除亚利桑那州外,其他各州均已制定了医疗援助计划,接受医疗援助的人数从1967年的1000万增至1973年的2300万。随着各项医疗法案的颁布与实施,美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开支也急剧上升。据统计,1963年美国的医疗卫生费用为29亿美元,到1969年达到131亿美元。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提案继续完成了肯尼迪总统“新边疆”计划(NewFrontier)的未竟事业。同时，在尼克松和福特总统的任期内，伟大社会计划仍在不断的扩展。但在里根时期，“伟大社会”计划被加以缩减。受到六十年代越战的影响，以及由于科技革命引起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伟大社会”的后遗症在20世纪70年代显露出来：通货膨胀、福利负担过重、经济低迷，从而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急剧地减少政府干预的变革。在政府权力扩张的过程中,许多财政资源被浪费。可见，通过大规模的政府行为来扶贫这种模式,其作用终归是有限和难以持久的。“伟大社会”盛极而衰。当时官方的贫困线定为：非农业人口个人年收入1540美元，4口之家年收入3130美元；农业人口个人1080美元，4口之家2190美元。按此计算，美国约有贫困人口3500万，占总人口的18%，其中22%是非白人，将近非白人总数的一半，在一个全方位发展的国家，贫困就显得不大协调，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因为富裕包围中的贫困反差更大，更令人难堪，才引起更多的关注。于是，如何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解决固有的贫困问题成为当时约翰逊政府的当务之急。“伟大社会”的伟大目标就是最终解决这些人的贫困问题，实现美国经济和社会的重大改革。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进程我国的扶贫开发自上世纪80年代初推开以来，在随后近30年中不断发展变化。农村经济改革和小规模的区域扶贫(1978—1985年)。从1978年底开始，我国农村开展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同时，较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激发和调动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产品产量大幅增加，农民收入迅速提高，大大缓解了农村贫困问题。这一阶段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786万人，贫困发生率从30.7%下降到14.8%。大规模有针对性扶贫计划的展开(1986—1993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地开展扶贫开发工作。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制定专门的优惠政策，并对传统的救济式扶贫进行彻底改革，确定了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到1993年底，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并且每年减少640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4.8%下降到8.7%。“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实施(1994—2000年)。这一阶段是以1994年3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实施为标志。该计划明确要求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用7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8000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由此，中国扶贫开发进入了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为了实现2000年基本消除农村绝对贫困这一伟大目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发生深刻的变化，主要是由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转变，由扶持贫困地区(主要是贫困县)向扶持贫困村、贫困户(主要是贫困人口)转变。同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扶贫资金。三大扶贫项目(扶贫贴息贷款、以工代赈和发展资金)投放的扶贫资金从1995年至1999年增加了1.63倍。到1999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已降至3400万人，贫困发生率也由8.7%下降到3.7%。2000年，“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确定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农村扶贫开发纲要的实施(2001—2010年)。2001年，我国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虽然还叫“扶贫开发”，但扶贫工作重点与瞄准对象已经做了重大调整。扶贫工作重点县放到西部地区;贫困村成为基本瞄准对象，扶贫资金覆盖到非重点县的贫困村;同时，注重发展贫困地区的科学技术、教育和医疗卫生事业，强调参与式扶贫，以村为单位进行综合开发和整村推进;承认城乡间人口流动是扶贫的一个重要途径。2011年，国家颁布实施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这是今后10年我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对于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２０２０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将提高扶贫标准，加大投入力度，把连片特困地区作为主战场，把稳定解决扶贫对象温饱、尽快实现脱贫致富作为首要任务。核心指导理念：以救济为主的理念到开发与救助结合的理念转变宏观战略理念：以经济开发为主的理念到统筹发展的理念转变具体实施理念：以单项主导为主的理念向单项主导与互动参与并举的理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