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的传统农业技术

西藏的传统农业技术一、农作制度从西藏农业生产的发展历史来看，西藏农作制可分为撩荒农作制、休闲农作制、轮作农作制和集约农作制。休闷农作制在不同的地区休闲的面积比例有所差异，一般是1O～20％。撩荒农作制在藏东南边缘僜人聚居区延续到民主改革后还存在。集约农作制则是随着应用现代农业手段和农业科技的普及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首先是在“一江三河”（雅鲁藏布江，拉萨河、年楚河、尼洋河）沿江、河谷地带开始的。传统农作制的发展，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深度和向大自然索取的能力的提高而变化发展的。当人们处在使用石器、木器的原始社会时，只有依赖大自然的恩赐，进行刀耕火种的撩荒农作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认识到弃耕地的再利用比生荒地收成更为可观，于是由撩荒农作制发展为休闲农作制。再随着社会的发的进步，人们对土地的利用有了科学的认识，因而产生了轮作农作制。集约农作制则是更高阶段了。农作物与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体，一定类型的作物必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自然条件，反过来讲，特定的环境条件又选择了特定的作物种类和品种。西藏的主要农区具有海拔高、气温低、无霜期短、雨量少、日照时数多、辐射强、昼夜温差大、雨热同季等特点，因此严格限制了农作物种植的种类及种植范围。所以，区内种植最多的作物有冬春青稞、冬春小麦、豌豆和油菜，号称西藏四大作物。此外，蚕豆、马铃薯、皮大麦，玉米也分布较广，占有一定的面积。藏东南及南部边缘地区海拔较低，气候温暖湿润，降雨充沛，适宜喜温作物生长，种植的作物有玉米、水稻、花生、鸡抓谷、大豆等，但面积较小。西藏的农区分布在“一江三河”及“三江流域”中部的两岸谷地，称为河谷农区。此区内耕地面积占全自治区耕地面积的70％以上，是西藏农作物的主产区。本区年降水量300～600毫米，属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历史上主要种植春播作物如青稞、小麦，豌豆、油菜、马铃薯等，部分地区有一定面积的冬小麦、冬青稞种植。旧西藏，由于封建农奴制的长期统治，生产力水平低下，耕作粗放，主要采取作物混作、休闲或作物轮作来保持一定水平的产量。（一）混作从各地混作的情况看，以青稞与豌豆混作为最多，青稞与小麦，小麦与豌豆，青稞与油菜、豌豆（三种作物）混作的也很常见；有的地方蚕豆、雪莎（苦豆）等作物也参加混作。各地群众在多年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的混作方式，积累了丰富的混作经验，如：青稞与豌豆混作可调节地力；在土壤肥力较高时，单种青稞或青稞与油菜混作；当土壤肥力下降时，逐渐增加豌豆在青稞与豌豆混作中的比例；休闲后第一年单种青稞或青稞与油菜混作，第二年视地力情况，若生长好就继续种，不好则实行青稞与豌豆混作，连种二三年，待田间杂草多、地力下降时则实行小麦、油菜、雪莎混作。从各地多年的生产实践看，混作与生产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60年代初期，拉萨地区生产发展水平较高的曲水、堆龙德庆等县，青稞单作占40％左右，油菜、豌豆、蚕豆和小麦等作物混作占20～30％；而生产水平相对较低的达孜县，青稞单作也占42％，但小麦，豌豆混作却占了40.3％，而且还有7％的其他作物混作；日喀则地区的日喀则市在60年代中期，青稞与豌豆、油菜等作物混作就达84％，单作仅占16％；江孜县到1969年仅青稞与豌豆混作一种形式就占81％。可见混作在一些地区和一定发展时期是一种主要种植方式，在全自治区种植业中亦具有普遍性。进入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后，随着施肥水平的提高，混作已明显地表现出对较高生产水平的不适应，面积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以江孜为例，1969年仅青稞与豌豆混作就占81％，而到了1991年青稞与豌豆、油菜与豌豆混作已分别下降到1.7％和10.7％。当然，就全自治区而言，要达到江孜县目前的水平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禾本科作物与豆科作物参与混作，在生产条件得到明显改善后，易出现倒伏减产，混作已不具有优势。在农业生态系统中，由于混作采用几种作物组成的复合群体结构，既能提高对不同层次光能的利用率，有利于充分利用空间，增加有机物的形成和积累，发挥不同作物混作的互作效应及增产优势，又能平衡利用土壤养分，使几种作物都能得到协调发展。尤其是在遇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混作能较好地调节群体结构，保持一定的产量水平，所以当地群众称混作为“旱涝保收技术”，是有一定道理的。尽管在混作结构及配置比例方面还不尽完善，但它符合生态学原理，特别是具有适应西藏农业生产条件的许多优点。由此可见，多种作物混作是西藏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传统农业增产技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值得很好的总结和完善。（二）轮作西藏的轮作形式有休闲轮作、作物轮作两种。从西藏作物种植方式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民主改革前以休闲轮作为主体，在生产水平较高的地区作物轮作也有相当的比例，民主改革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作物轮作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在相当一部分地区，由于施肥水平和耕作水平还相对较低，加之要协调解决灌溉、除草等矛盾，休闲轮作仍占有相当比重。从地区分布来看，休闲轮作以日喀则地区最为普遍，作物轮作则以拉萨和林芝两地区较具代表性。而山南沿江农民也有“换茬如上粪”、“札根换盘根，盘根换札根”的经验。但无论是休闲轮作或是作物轮作，均由豆科作物或豆科饲料作物以及油菜的单作或混作形式参与轮换。各地又因土壤肥力、生产条件等有所差异，作物轮换周期3～7年不等。高寒半农半牧区的农业在西藏全区占有较大比重，耕地面积占全区的22％。农耕地主要分布在海拔4100～4500米的高寒河溪谷地。本区降水较少，农业用水主要靠雪山融水和当年降水。区内农作物种植以早熟青稞为主，圆根、藏萝卜次之。种植方式多数是混作或连种一二年青稞后休闲，再种青稞。藏东南及南部边缘农业区，在海拔1800米以下的地区为稻麦一年两熟；1800～2100米的地区可种植一季中稻或一季晚稻；还有一些地区于冬小麦后复种一季玉米或其他作物而达到两年三熟，也有的实行冬青稞收后复播一季青稞的两熟制。（三）土壤耕作与培肥地力民主改革前西藏农田耕地均以木制犁为主，有条件的地方也仅在木犁的前端装一铁制的犁尖。在一些地区的耕作习惯是既不秋耕也不春耕，只有临播时一边耕地一边撒种。由于藏犁不是翻土而是开沟型的，因此耕过的地仅仅是松动了大部分表土层（不足15厘米深），还有少部分犁埂被浮土覆盖而造成漏耕。适应这种工具及耕作习惯的相应配套措施是在种植作物数年后休闲，在休闲期间进行多次耕作消除漏耕，创造一个相对较好的耕作层，为作物生长提供较好的土壤环境。民主改革后随着新式步犁的引进和对旧农具的改造，特别是山地犁的应用，使耕地质量有所提高，从而促进了由休闲农作制向作物轮作制转变。西藏的土壤耕作可概括为秋耕灭茬和春耕播种两个时期。各地群众对土壤耕作都很重视，并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许多传统土壤耕作经验。如山南地区群众把秋耕和春耕概括为“耧、捶，吉耧、那木”四个步骤。“耧、捶”指秋耕。“耧”为第一次秋耕，此次在秋收后进行，要求要深、细、早，其作用在于深耕灭茬，压草作肥，因为秋收后气温和土壤温度还较高，土壤水分也较多，这时深耕可促进草籽发芽，以达到灭草、保蓄水分和翻晒土壤促进土壤熟化等作用，翻出的草还可进行放牧；“捶”为第二次秋耕，一般在第一次秋耕基础上进行交叉犁地，既不要深也不必过细，以便于冬溉，经冻融作用达到熟化土壤的目的。春耕也有两次，即群众俗称的“吉耧、那木”。“吉耧”为第一次春耕，要求要细，因冬溉后土壤冻融而变得疏松，经这次细犁可使土壤上虚下实，消除土坷垃，保住底墒，为提高播种质量创造条件，“那木”为临播种前的一次春耕，在此次耕前可根据墒情和灌溉条件考虑是否再灌一次水。在秋耕时间方面，群众也很注意早耕，并有“七金、八银、九铜、十铁”的经验总结，意思是说藏历七月份耕地效果最佳，如金的价值，藏历八月份耕地如银的价值，此后随时间向后推移效果就越来越差。在耕深方面群众还有“秋耕从海底犁起，春耕从山顶犁起，播种用小号犁”的经验。可见，群众对土壤的基本耕作不仅重视了深（秋耕）和早，而且积累了相当完整的一套经验。西藏传统农业在培肥地力方面，主要有以下作法：卧畜积肥：秋收后群众将牲畜赶下山在收获后的地里放牧，使其自由便溺以增加肥力，此外群众还采用将放牧后的畜群围栏在秋收后的地里过夜，两三天后再换另一块地，将畜群晚上便溺的粪便留在地里，以过腹还田的形式增加肥力。烧秆灭草肥田：在林芝、米林一带，群众有秋收（穗收）后焚烧作物秸秆或杂草使其肥田，然后再秋耕的习惯。这种方法对防治病虫害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有机质利用率太低。休耕恢复地力：休耕是西藏最古老的恢复地力的方法。有全年休耕灭草的；也有半年种植油菜、荞麦等早熟作物，半年淹水灭草的；还有因劳力不足或要求多得饲料，实行数年撩荒不事耕种作草地的。不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具有恢复或培肥地力的效果，这在生产力不很发达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应用价值。在旧西藏甚至民主改革前后，由于广大农村群众很少有集中人粪尿的习俗，加之传统的牲畜放养习惯，大部分人粪尿散失，牲畜粪散失或作为群众生活燃料。通过施肥手段将随收获物携带走的养分归还给农田土壤是很有限的，维持一定产量水平的方法主要是通过种植豆科作物和豆科饲料作物以及混作等。肥料缺乏，施肥水平低，是当时生产上普遍存在的突出问题。（四）传统的播种经验“麦生月六日正六”（生育期需有6个月零6天）、“要使青稞生苗打粮，犹如母体孕育幼儿”等农谚，形象地表述了山南沿江农民对播种的重视程度。在播种期（此处月、日系指藏历）的确定上，西藏农民群众有着极为丰富的经验。如山南沿江农区的群众在观察天候方面，一般是根据月、日、星辰的运行方向和位置来确定适宜播种期的。如“敏珠（狼星）下了山，耕牛歇水草”，意思是说狼星落下当地的一座山，春耕春播就结束了，耕牛也该休息了。春季于三月间（阳历4月中旬至5月上旬）的傍晚观察星座时，若此星在西山顶上未落即为播种适时，若已落则认为适期已过。此外，也有利用日行位置确定播期的，一般多是利用房舍、院墙、窗孔、山石及日出日落的影射位置来确定各自的播期。在河谷平川地区有“闰年二月末（阳历4月中旬），缺月三月迟（阳历4月中旬至5月初），平年适中播”的经验，山区则有“闰年一月末（阳历3月上旬），缺月二月迟（阳历3月中下旬），最迟不晚于二月中旬（阳历4月上旬）播种”的经验。在观察气象方面：冬季狂风大，春暖就会旱，可早播；秋雨大，春雨早，宜早播；如在十一月（阳历12月下旬至1月初）阴天多雨而冷，并多西北风，则预料春雨可能在四月份来，播种可于三月（阳历4月上中旬）间；如在十二月（阳历1月下旬至2月初）来大风，则可预料五月（阳历6月下旬至7月上旬）有雨，可推迟在三月下旬（阳历5月上旬）或四月上旬（阳历5月中下旬）播种；若迟在一月份（阳历2月下旬至3月上旬）刮大风，春雨精要迟，就有春早的象征。在观察土质与田地位置方面：农民除看天和气候外，还结合土地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播期。在扎囊县是先播粘土地，最后再播好地。其原因是粘土易板结，温度低，宜早播；好地保墒好可晚播，沙性土不保水则应随溉水随下种。此外，群众还认为河边地应早播早收以避秋涝，而出区近河滩地其土层薄宜晚播可免受晚霜冻的危害；低地和向阳地适宜早播，高地和背阳地应晚播；冬溉地应早播，未冬溉地宜晚播等。在观察物候方面：如以候鸟报春播种，杜鹃来、燕子归巢、布谷鸟啼鸣、啄木鸟活动、红嘴乌鸦产蛋期为播种适期，并视春暖早晚来确定播种期。在林芝一带，农民又以桃花、山荆子来确定农作物的播种时间，在桃花现蕾时播春小麦，刚开花时播春青稞；山荆子开花时播春荞麦；山阳坡桦树叶发黄时种冬青稞。有的地方还根据柳梢发芽、杨树出叶（如猫耳大对）、桃花开放、杏树发芽、草皮发青、蒲公英打苞和灰灰菜、野燕麦出土等来确定适宜播种期。此外，在确定适宜播种期时，农民群众还根据农作物生育期考虑到苗期尽量避开春旱，接上春雨。根据有关科技工作者对部分地区群众掌握的播种期的考察．如平均地温和播种深度的地温等，群众确定播种期的经验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特别是以树木、花草的物候来确定适宜播种期，比单纯的以温度一个指标来确定农时更为科学。因为物候是随着年际闻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