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钱穆先生全集目录》

第二册：四书释义第三册：论语文解第五册：孔子与论语第七册：先秦诸子系年第八册：墨子惠施公孙龙第九册：庄子纂笺第十二册：宋明理学概述第十三册：阳明学述要第十四至十八册：朱子新学案（全五册）第二十一至三十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全十册）第三十一册：中国思想史第三十二册：学龠第三十三册：中国学术通义第三十五册：周公第三十九册：中国历史精神第四十三册：读史随劄第四十六、四十七册：史记地名考第四十九册：文化学大义第五十册：民族与文化第五十一册：中华文化十二讲第五十二册：中国文化精神第五十四册：政学私言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第五十六册：历史与文化论丛第五十七册：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第五十八册：中国文化丛谈第六十册：理学六家诗钞第六十二册：双溪独语第六十七、六十八册：讲堂遗录第六十九册：素书楼余沈第一册：国学概论第四册：论语新解第六册：孔子传第十册：庄老通辨第十一册：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第十三册：阳明学述要宋代理学三书随劄第十九至二十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下）第三十一册：中国思想史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三十四册：现代中国学术论衡第三十五册：周公秦汉史第三十六至三十七册：国史大纲（上、下）第三十八册：中国文化史导论第四十册：国史新论第四十一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十二册：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十三册：中国史学发微读史随劄第四十四册：中国史学名著第四十八册：古史地理论丛第五十三册：湖上闲思录人生十论第五十五册：文化与教育第五十九册：中国文学论丛第六十一册：灵魂与心第六十三、六十四册：晚学盲言（上、下）第六十五册：新亚遗铎第六十六册：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合刊第七十册：总目钱穆先生全集（精装共57种70册）钱穆先生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钱穆先生(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跻身学术界。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钱宾四先生，在北大任历史讲席已越10年，学识淹博，议论宏通，极得学生欢迎。其著作亦均缜密谨严，蜚声学圃，实为今日国史界之第一人，刚敬之重之。——顾颉刚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博大精深，并世无人能出其右。——杨联陞近六十年来，中国史坛甚为兴盛，名家大师辈出。论根底深厚，著作宏富，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气磅礴，识力深透，文笔劲悍，几无可伦比。——严耕望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余英时中国近百年来，国运与文化，都一蹶不振。然而，几千年的文化精神，终究孕育了几位为中国文化作后卫战的学术巨人，宾四先生是最后走的一位。——许倬云钱穆先生可能是将中国写历史的传统承前接后带到现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师。——黄仁宇钱穆：不做大师要做现代中国的“士”正蒙学堂文明网佚名2015-01-1208:03我要分享腾讯微博QQ空间QQ好友新浪微博24[导读]钱穆：“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命运往往厚此薄彼，难显公平。当我们慨叹现在的教育体制培养不出大师的时候，却不得不感慨上世纪上半叶大师成批的出现。成批的大师中，甚而有不少没有上过大学、缺乏完整教育经历的。他们凭借自学、苦学，开辟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并得以跻身大师行列。这当中，钱穆（1895—1990）是一个代表。转播到腾讯微博钱穆先生（资料图图源网络）钱穆，江苏无锡人，12岁丧父，因家贫无望上大学，1912年，18岁的他中学没有毕业即退学，只好自学。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开始了此后“读书、教书、著书”的人生历程。前后教过10年小学，8年中学。1930年，36岁的钱穆凭一部《刘向、歆父子年谱》深获顾颉刚赏识，经他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从此走上大学讲坛，任教于南北各大学，直到92岁在台北素书楼告别讲坛，从事教育工作长达70多年。他自称“上堂教书，是我正业”，更可贵是1949年后出走香港，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环境中创办新亚书院，为香港地区培养了一大批弘扬中国文化的学术人才。钱穆在中国现代史学界中，自成一派，主张博通以区别于一味求专精的主流史学。抗战期间在云南蒙自撰写的《国史大纲》，是近代以来最成功的一部通史著作，书中鲜明提出要对本国历史抱“温情与敬意”。后渐转入对中国文化精神的研究与阐发，晚年致力于朱子学研究，留下巨著《朱子新学案》，临终前领悟“‘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钱穆凭自学成才，虽然他说：“青年人只要有可能进学校从师研究，还是循着正规教育的程序以求上进为好。除非是万不得已，才采取自学的途径。因为在学校里，不仅可以有系统地研究各门课程，还可以与良师益友从切磋琢磨中，增进内心的修养，完成伟大的人格，奠定学业与事业的巩固基础，那比自学究竟要好得多了。”但他能够成就如此的学问人生，在读书为学上自有他的过人之处。他最大的过人之处是把读书做学问看成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在一篇文章中他说：“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从十八岁起，即已抗颜为人师，更无人来作我师，在我旁指点领导。正如驾一叶舟，浮沉茫茫学海中，四无边际，亦无方针。何处可以进港，何处可以到岸，何处是我归宿，我实茫然不知。但既无人为我作指导，亦无人对我有拘束。我只是一路摸黑，在摸黑之中渐逢光明。所谓光明，只是我心自感到一点喜悦处。因有喜悦，自易迈进。因有迈进，更感喜悦。如此循循不已，我不敢认为自己对学问上有成就，我只感得在此茫茫学海中，觅得了我自己，回归到我自己，而使我有一安身立命之处。”这段文字，把他读书的甘苦所得都原委道尽，可以看作他多年自学摸寻读书门径的心路写照。原来，读书做学问并非只是一味地苦，也自有它内在的意义生成机制，有它自在的喜悦。他的侄子钱伟长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在苏州任教（中学）时，朝迎启明、夜伴繁星的苦读，经、史、子、集无不精读，时而吟咏，时而沉思，时而豁然开朗。我看他读书的滋味，简直胜过任何美餐。”正是那内心的喜悦促成向上的一机，让钱穆找到了自我真正的价值所在。有一件事情可以看出钱穆对读书乐在其中。他从1930年代初到抗战爆发，在北京前后5年的大学教授生涯中，共买了5万多册书，约20万卷左右。他称“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这些书是他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购置的。他曾对一友人开玩笑说，一旦学校解聘，就摆一书摊，可不愁生活。可惜因为抗战，他这些藏书后来都流失了。读书求学问可以安身立命，对很多人来说，这本身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对钱穆来说，却是他评价人生境界高低的一个尺度，是他抗衡社会流俗对于成功评价标准的武器。他曾对弟子严耕望说：“现在一般青年都无计划的混日子，你们有意读书，已是高人一等，但是气魄不够……我希望你们还要扩大范围，增加勇往迈进的气魄！”读书跟做人一样，在钱穆看来，需要大气魄。他说：“求学不可太急。太急，不求利则求名，宜当缓缓为之；但太缓，又易懈怠。所以意志坚强最为要着！”“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他是高度重视这些精神条件的，他在《中国史学名著》里“诫劝”读书人：“书须懂得一部一部地读。读一部书，该要进一步了解此书的作者。从事学问，不能只看重材料……每一部书应作一全体看，不专是零碎材料的拼凑，不专为得些零碎知识而读书。我们必须了解每一书的作者，才懂得这一书所涵蕴的一种活的精神……关着门，独自寻求，别有会心，才能成一家言，有创造。纵不说是科学方法，也是做学问一正法。耐得寂寞，才可做一人物。”又说：“其实做学问也不觉寂寞，如从周公、孔子直看到司马迁，乃至章实斋，尚友古人，转益多师，更何寂寞之有。”还是乐在其中的读书人的喜悦。书生虽然文弱，但需要坚强的意志。钱穆对读书人有很高的期许，他告诫学生：“我们读书人，立志总要远大，要成为领导社会、移风易俗的大师，这才是第一流的学者！”他非常欣赏曾国藩在《原才》当中的一句话：“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也。”一二人的努力可以改变风俗吗？钱穆创办新亚书院的艰辛过程确乎表明了，少数人的坚持可以产生改变机运风俗的作用。他为新亚书院所作校歌里有这样一段：“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他想的是，“希望在南国传播中国文化之一脉”。在新亚开学典礼上，他说过：“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要替文化负责任，便要先把自己培养成完人。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的文化。”他为新亚制订的学规第一条便是：“为学与做人，贵能齐头并进，融通为一。”晚年的钱穆，有一次在台北外双溪素书楼里给学生讲课，当讲到什么是“读书人”，什么是中国的“士”时，他激动地说：“外边有人说我是什么史学大师，又是什么国学大师。我哪里只是研究史学，其实我最喜爱的是文学。我哪里要当什么大师，其实我心里真正要做是要做一个现代中国的士。”“士”是做什么的，在钱穆看来，“士”就是传播发扬中国文化的使者。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志趣与追求，而这也正是多少中国读书人曾经的理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