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出大师诗歌产生于痛苦的灵魂

1、民国为什么出大师宋圭武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在是大学多，而大师少，而民国是大学少，大师多。这命题是否完全正确，值得商榷，但从客观现实看，也有一定道理。因为当代中国，能算上大师的，实在不多。民国为什么出大师，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民国的学者有着儒家文化熏陶的基础。儒家文化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出世的精神自然或多或少会增加民国这些学者理想人格的成分。而大师需要理想人格做支撑，没有理想人格，在世俗的污泥浊水中，大师这座大厦就没有坚固根基。西方学者为什么多大师，就是因为西方学者多有信仰的背景。而西方的信仰，多是拯救意识，这比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培养理想人格方面更彻底。马克思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马克思的文化背景则是犹太文化，这为马克思为学术的献身精神提供了深厚文化底蕴。二是民国有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这为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提供了好的思想土壤。在中国历史，往往是乱世学术繁荣，而经济凋敝，而盛世则是经济繁荣，而学术凋敝。社会没有学术自由，自然就是这样，其根则是专制集权，因为专制集权恐惧学术自由。为什么我们现在少大师？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近代以来，我们彻底打倒了儒家文化，同时，我们的人文传统基本没有信仰文化，这让国人的人格更缺理想的成分，或者若有理想，也多是追求世俗的成分。在追求世俗的基础上，自然就很难产生真正的大师。因为大师是学术大师，是思想大师，不是物质大师，不是权力大师。建立在追逐权力和物质基础上的学术追求，是很难成为真正的学术或思想大师的。权力高，未必就学术高，金钱多，未必就思想多。若将学术和思想以权力和金钱为衡量标准，这是对学术的另一种强奸。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打压也严重制约了中国学术及思想的繁荣。从不断反右，到文革，有思想的人，或有学术的人，多要遭受打击，这如何培养大师？目前，我们正在转变。改革开放以来，学术和思想迎来春天。中国的转型发展，也提供了学术的转型发展。但在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中，学术也走入了经济的怪圈，金钱成了化肥，而思想和学术则在金钱化肥的催化下，变异膨胀，这是目前中国学术和思想建设面临的一个大问题。中国学术如何培养大师？一是需要理想人格培养。而理想人格培养，需要注重改造文化的世俗性。文化是人格的酱缸。从我国实际从发，可不妨考虑加强儒家文化建设。另外，也要考虑宗教文明建设。二是需要民主氛围。在学术圈子，尤其是思想圈子，要多提倡民主，要容许有更多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科学在杂草中产生，思想在碰撞中产生。三是需要改变大学管理方式。要更多让教育家治校。要积极开展大学民主建设。3、“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大地主刘文彩的弟弟，也就是抗战前曾任川康省军政首脑的刘文辉，说过一句狠话：“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这话有个来历。1939年1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刘文辉为西康省主席。同年，影视教育大师孙明经到西康拍摄纪录片《西康》，他发现西康学校校舍大多坚固宽敞，政府机构则破烂不堪。孙明经就好奇地问一个县长：“为什么县政府的房子总是不如学校？”县长答：“刘主席有令，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刘文辉这句话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凸现的是他对教育的重视，做到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政府楼堂馆所哪怕岌岌可危，也要保证孩子们在安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刘文辉的政绩观那是相当的“先进”。孤立地看，这只是刘文辉的“个人之举”，其实不然。1935年，蒋介石主持的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在10年期限内普及义务教育。重视教育不能光靠嘴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尤其是看得见的、真金白银的财政支持。自抗战爆发后，由于军事开支的不断增加和沿海发达地区陷落，关税收入丧失，国民政府财政赤字极其严重，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仍然不放弃对教育的投入。随着日本侵略不断扩大，大批高校不得不被迫西迁，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都于1938年4月迁至昆明，改称西南联合大学。这些大学生逃到大后方后，失去了经济来源，为了确保他们继续学业，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用贷款的办法支持学生上学。经盛鸿先生说，仅自1938年3月起至1939年止，教育部就津贴各高校贷金达10万至14万人左右。“由于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些贷金以后并未偿还，这等于政府向学生无偿提供了学费和生活费，因此贷金制随后改成了公费制。”对于中等教育也是如此，教育部于1938年2月建立贷金制度，贷款给家庭陷入战区的中学生，1940年底教育部又颁发《国立中学战区学生贷金暂行办法》，到后来国民政府实行公费制，为教育完全兜底。抗战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000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两弹一星”元勋钱骥、姚桐斌、邓稼先、程开甲、屠守锷、陈芳允、任新民、朱光亚、王希季等9人，还有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抗战期间教育经费在国民政府的财政支出中仅次于军费，居政府财政支出的第二位。由于政府对教育真金白银的投入，在战火纷飞的情况下，硬是为学生放下了一张安静的书桌，学生不减反增。学龄前的儿童入学率从抗战前的43.4%上升到了胜利前的76%，初等学校学生数量几乎是战争爆发后的2倍。在职业教育方面进步更加明显，在校学生人数由战前的7000人增长到了25000余人。现在有一种说法，民国出产大师，回头看，在即将亡国灭种之际，在长期抗战,国家财政濒临沽竭的时期，仍然“对教育的投入，战时要当平时看”（蒋）“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我想，是没有理由不产生几个大师的。相反，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行政手段和“整人运动”对教育的严重干扰，破坏，乱扣帽子，动则以“资本主义”帽子扣人；选拔“人材”，以“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来定选拔标准，对教育造成巨大的破坏和开倒车。到了今天，虽然物质财富比以前丰富，但是如果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环境不变，也同样难以产生大师。一、社会发展和出现大师没有必然联系。1、乱世反而出文艺大师，北洋是我国历史上的混乱时期，但文化界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蔡元培、朱自清、胡适、沈从文、丰子恺、徐志摩、李公朴、闻一多……艺术界的梅兰芳等四大名旦……都成名和辉煌于北洋时期。现在大众津津乐道的那些所谓大师，都是出生于清末民初，幼儿时期是清末的教育、成长期是北洋时期，其中文科大师们得益于传统文化的沉淀；理科大师们呢，是出国留的学，得益于外国的培养。等这批生于清末长于北洋的大师们学有所成了，正好五四运动也解放了思想，所以北洋末期20年代，显得群星璀璨，大师们一个接一个的成名亮相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后就没什么新大师出现了，1928年后都是在吃北洋的老本，蒋反而把杨杏佛、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杀了，把朱自清逼死了，把一大批知识分子逼向我党了。2、放眼世界，并不是社会开放了、发展了、泯煮了，就一定会出大师：英国现在要比16世纪、19世纪开放、发展、泯煮得多，但是莎士比亚、狄更斯等大师恰恰生活在封建时代和资本主义血腥积累时代，发达的当代英国，再也没出现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大家；现在的美国，要比19世纪开放、发展、泯煮得多，但是美国再也没出现过马克吐温、欧亨利这样的文学大家，美国人多少年无缘诺贝儿文学奖；法国在复辟、战乱的18、19世纪，人才辈出，伏尔泰、卢梭、雨果、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都是在封建时期或资本主义革龘命时期，到了20世纪以后泯煮了，反而没什么大师出现了；印度在殖民时期还出现过泰戈尔，到了独立泯煮时期，一个大师都没有；我国台湾，在蒋白色恐怖时期出过余光中、殷海光、陈映真、柏杨、李敖……1987年解除戒严、90年代推行泯煮选举后，台湾反而出不了大师了，文坛变成斗嘴和娱乐场了；拉丁美洲众多小国多年来包揽过许多届诺贝尔文学奖（不信上网搜搜），出过众多文学大师，但是他们的国家，政变的政变、战乱的战乱、贩毒的贩毒、腐败的腐败……也没好到哪儿去……3、有的发展的很好的地方，反而没出过什么大师：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出过什么大师了？不是照样发展很好嘛因此，社会发展、泯煮和出现大师没有必然联系。-------------------------------------------------------二、为什么感觉旧时文艺大师特别多，现在特别少。1、以前文艺娱乐活动很少，不像现在能上网、能看电视、看电影……人们打发时间只能关注文艺文学，所以形成看小说、写小说、搞文学很容易出名的氛围。写点小文章，马上就出名。现在大家都忙经济、忙生活，谁也没空理文学的事，改革开放后文学衰落、诗人成为神经病的代名词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再加上电影、电视、游戏、网络……人们有很多方式可以消遣，为什么非要盯着文艺文学呢，所以文艺文学就不容易出名，就显得大师特别少了。2、索尔仁尼琴说过：诗歌产生于痛苦的灵魂。越是乱世、越是黑暗，越能产生超级大师：俄罗斯农奴的悲惨命运催生出了托尔斯泰、雾都孤儿们的悲惨命运催生了狄更斯、封建和革命拉锯中的乱世催生了雨果、巴尔扎克普法战争成就了莫泊桑内忧外患的中国产生了鲁迅车夫等老百姓的悲惨和抗龘丅日的烽火催生了老舍封建社会的罪恶催生了巴金乱世往往社会矛盾集中、惊天动地的事情特别多，为人们提供了要把它们写出来的广阔素材和内生动力。三、其实新社会文艺大师也不少。凭我印象，光文学来说：就有莫言、季羡林、贾平凹、王蒙、路遥、陈忠实、白杨林、刘心武、钱钟书、柳青、梁斌、铁龘丅凝、余秋雨、姚雪垠、田汉、贺敬之、郭小川、杨朔、孙犁,刘绍棠,从维熙、赵树理、梁晓声、阿来、艾青、丁玲、杜鹏程、邓一光、冯骥才、顾城、何其芳、海子、峻青、刘白羽、陆文夫．李准施蛰存魏巍汪曾祺．王安忆萧乾杨沫袁鹰．叶兆言．周立波（注：不是那个说上海清口的）．张贤亮周而复……艺术的、戏剧的……那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