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敬畏和自私

盛世”外衣之下的玄烨与康熙朝姚念慈“强大的国家并不是文明进化的顶峰，其实经常标志着文明进化的结束”一、营造盛世——清王朝争正统的标签共识网：康熙认为满清王朝的“合法性”是最强的。康熙是如何构建这种合法性的，或者说他认为满清王朝的这种合法性从何而来?他为何有此种自信?姚念慈：为本朝争正统，或者说论证本朝的合法性，几乎是历史上每一个强大王朝的首要任务。清朝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最高统治者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都亲自披挂上阵，不仅是发几道上谕圣旨，而且还竭力论证，连篇累牍。这在历代王朝中可谓绝无仅有。二是争论的时间特别长。不仅与有清一代相始终，即到了民国初年民族革命和民族国家思潮风行时，湖南学者皮锡瑞还在强调清之代明，“势理仁义，俱在我朝”。上世纪20年代成书的《清史稿》仍重唱“(清朝)得天下之正，古未有也”老调。甚至在当下，不少学者高喊“康乾盛世”，其实也是其余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旧账，也有现实需要。简单地说：第一，满族是一个边疆少数民族，有明二百年一直处在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清朝的肇祖猛哥帖木儿永乐初年从朝鲜边境来归顺明朝，即受封建州左卫都指挥使一职，其后子孙世袭。努尔哈赤起兵反抗明朝之前，曾三次赴京朝贡，表示对明朝效忠，声称世代“为明朝看(守)边(疆)”。按照前辈史家孟森的说法，中国边疆诸夷中，以满洲受惠最多。因此，满洲起兵反明，欲取而代之，按照古代传统观点，就有“以下犯上，以逆犯顺”和“蛮夷猾夏”之嫌。第二，满洲在定鼎中原建立全国统一政权的过程中，阻力比较大，时间迁延得比较长。因为满族人数较少，各种说法中最多估计清军入关时人数也只有20万。这么少的人，举族迁徙到中原内地，要统治2亿以上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压力可想而知。从历史原因来看，满族在八旗制度建立之前，社会组织很弱小、分散，互不统属，长期在蒙古、朝鲜、明朝三方夹缝中辗转求生。满族建国前没有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前蒙古族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辉煌历史，这一先天不足给满族统治者留下了两方面的影响：好的方面是历史忧患意识比较强烈，时常考虑如何立国和长治久安，意识到要统治中国必须利用汉人士绅官僚，必须安抚广大民众;不好的方面就是狭隘的民族心理，从传统的本族习俗来进行民族认同，清初强迫汉人剃发、改衣冠，即出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不惜用屠刀来实现这一点。结果造成了大规模的民族武装对抗，并使汉人在思想感情上长时间与满族对立。史称“清承明制”，给人一种满汉联合专政的假象，实际上满族处于统治地位。为此统治者坚持满族保存“国语骑射”的传统，又仅认同中国而并不认同汉人，都与狭隘的民族心理有关。有鉴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玄烨实际上使自己陷入一个矛盾中：满族不认同汉人，却要求汉人认同满清王朝具有最大的合理性。这就是满汉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关于玄烨如何构建清王朝的合法性，或者说如何论证大清得天下最正，这个问题也包括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对于明清嬗代的历史，玄烨虽然可以采用天命眷顾之类的传统说法，但清初满洲大兵入关大肆杀掠、屠城、剃发令这些血淋淋的历史事实，人们还记忆犹新，很容易发现玄烨编造的历史神话，什么清军入关是为明朝“吊民伐罪”，是出于明朝军民的急切“迎请”等等，漏洞百出。要淡漠历史的记忆需要时间，更为有效的是转移人们的头脑，用新的内容填充人们的思想，驱逐历史记忆，宣扬本朝成就，把自古得天下之正的重点放在“最正”上面。就是说，要想真正赢得人心，就必须营造盛世，使人们认为本朝就是历史上的“盛世”之最。二、高额赋税——盛世光环的背面共识网：康熙朝最能赢得广大民众的突出成就是什么?第一，不断蠲免赋税，把自己打扮成真心爱民，深为人民所爱戴的仁君。第二，国库充盈，有能力演出许多大型活剧，包括发动准噶尔之役，出兵西藏。这两点都是建立在高额赋税的基础上的。你所提出的玄烨认为清王朝的合法性从何而来?或者说玄烨何以有这样的自信?以我的理解，这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简言之即他的本钱是什么。姚念慈：清朝从一开始赋税总额即在3千万以上。顺治八九年间，清廷尚未统一全国。清初统治者所谓废除明末“三饷加派”，赋税钱粮“原额以明万历年刊书为准”，完全是一派谎言。明朝广东赋税是比较重的，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两广总督许弘纲奏言，全省岁入不到44万两。(《明神宗实录》卷576)而清康熙则高达127万。(《广阳杂记》)比明代增加200%。康熙“盛世”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还有疑问吗?每年赋税3千万，在明朝，是亡国之兆的横征暴敛，备受后人谴责;在清朝，则是承平之世的常年经制，颂歌至今不绝。这对明朝似也太不公平。但历史何曾有过公平?人们历来只会歌颂胜利者。谁叫你垮台呢!如此之高的赋税，康熙朝生产力并没有提高，焉能保证如额征收?大量逋欠是普遍现象，但玄烨宁肯隔几年就来一次“蠲免”，也绝不肯减轻税额。否则，康熙朝那么多次用兵，如何保证国库充盈，每年总能维持在4000万两以上?拙著中以江苏、浙江两个最富裕的省份为例，康熙五十一年“普蠲天下钱粮”，到了次年仍然不能完纳赋税。对此玄烨岂能不知道?但他就喜欢玩这种“蠲免”的把戏。若说老百姓会真心以为生活在“盛世”，那才是咄咄怪事!可是当下一些学者偏偏爱做这种论证。清朝全国统治的建立，使明朝末年以来的社会凋敝又延续了二十年，天下生民为此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我还想指出，玄烨虽然结束了四辅臣的倒行逆施，可是其亲政初年毫无与民更始、天下维新的意思。而没过几年，由于他的轻率，一举下令“三藩并撤”，又酿成八年的战乱，清朝军队的巨额费用，最高统治者玄烨竟声称不动用民间丝毫，全由朝廷支出，信乎?否乎?玄烨虽然凭借帝王之尊，却不是一个很高明的说谎者，只是无人敢于揭露而已。他虽然高唱“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其实内心很明白，他所说的理由没有一条能使人信服。比如他宣扬“满汉一视”，却对汉官猜忌不已，终其一生，仍认为汉官对满洲统治者离心离德。他声称“蠲租乃古今第一仁政”，一生“蠲免天下钱粮数千万两”，其实是骨髓吸干，还要百姓感激他的“虚恩”。又如他说治理黄河、运河每年朝廷拨给经费为300万两，则是信口胡诌。他说朝廷之所以能有那么多的贮积钱粮全是因为宫庭节俭，玄烨虽说不上多么奢靡，但其自奉也绝不含糊。清代内务府的工程和规模绝不是明朝太监衙门所能比拟的，江宁、苏杭的织造没有一处节省。可以断言，康熙朝国库积累绝不是来源于节俭。玄烨夸耀清朝疆域广大，超越汉唐，但他晚年发起的“准噶尔之役”持续八年，却劳而无功，反而搞得“海内虚耗”，动荡不安，难以收场，正像穷兵黩武的汉武帝。汉武帝晚年还有一个改弦易辙的“轮台诏”，玄烨却连继位者也安排不好，炫耀武功恰成为一种讽刺。或许玄烨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本朝合法性，是他认为满洲风俗淳朴，符合中国“古代经典”。可是这种梦呓似的比附落到现实上，又不断被满洲入关后对汉文化的倾慕以及奢侈之风所鞭挞。了解上述背景之后，你还相信玄烨有自信吗?晚年一遇雾霾沙尘，就疑心有奸相擅权;即位六十年辛丑玄烨想取消在京祝寿，表面是为储位问题而烦恼，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即联想到其父顺治皇帝于上一个辛丑年暴死。我这么说，有人可能不信。但到了第二年圣诞，继承人仍未解决，不是照样隆重庆祝圣诞吗?我决不相信玄烨晚年真有自信，否则，何至如此疑神疑鬼，精神紧张?三、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敬畏、自私共识网：后人提到康熙朝，想到的就是“康熙盛世”或者“康雍乾盛世”，“盛世”这个称号是当时就有的，还是后人附会的呢?从历史看，似乎国人对“盛世”、对强有力的君主总是十分崇拜，比如汉武帝，比如康熙。你如何评价这种“盛世观”以及“盛世之君”?这种“盛世观”又有什么危害?姚念慈：康熙一朝称为“盛世”，自然是当时就有的。现在有些学者曾花了很大的气力搜集康熙朝人们歌颂盛世的证据，证明是没有疑问的。不仅有文人，朝廷士大夫，还有中下层市民。我想，如果有完整的史料保存下来，任何一个稍微稳定的王朝大概都不难找到这种反映。但我关注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玄烨本人也这样自诩，这在以前的王朝中绝无仅有。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玄烨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本朝”之后，朝廷的谀颂之风便空前高涨，对玄烨的吹捧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我在书中摘出的玄烨六十圣诞，群臣给他加上十二项“古未有也”，当时国内外形势已经很不乐观，可是朝廷大臣仍然闭着眼睛不看现实，昧着良心跟着玄烨定下的基调大合唱，这难道不是历史上最无耻的文字?你说的国人崇拜“盛世”的传统心理，我想作一点点修正，把“国人”改为“民众”，即不包括坚持儒家人本学说、具有某种个人觉醒和独立意识的那些士大夫和学者、知识分子。他们向往的“盛世”的内涵，是国裕民丰，政治开明，似乎并不是指强有力的国家和君主，更说不上十分崇拜。他们观念中的圣君明王，是上古三代奉行“公天下”的尧舜禹，而不是个人如何强大有力的秦皇汉武。对于唐宗宋祖的肯定，也无关乎什么“文采风骚”，而是认为在他们的统治下，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至于广大民众，则往往将这些王朝的君主理想化，误以为他们代表了国家、社会和人民。大众的观念总是很模糊的，其实只是一种心理期待的反映。而这种心理又特别容易被统治者所利用。在知识不够普及、信息极为缺乏的条件下，统治者竭力宣扬提倡并通过科举教育而为国人习诵的千古纲常具有极其强大的作用，无孔不入，潜移默化，时时刻刻影响着国人的基本心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真理，人民大众很难形成明确的意识，即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国的百姓忍受力特别强，也很容易满足，只要能苟活于目前，就会承认并歌颂统治者。这与中国历史所形成的社会结构有关。二千年专制集权下的郡县制度，使广大民众直接处在国家及其基层政权的控制之下，赋予中国人的人性两个最基本的特征：一、敬畏。习惯于仰视上层，对上层卑躬屈膝。从最直接的顶头上司到基层的父母官，一直到皇帝，权威越大就越是英明，越是敬畏。二、自私。分散独立、如同散沙的个体家庭，被组织在国家基层机构的密网之中，直接受到国家官僚的统治，无法结合成为稍有自治性质的社会团体。深重的卑微无助感，最大的愿望是力求自保，极少能有互助协作，自私成为其基本性格，对于邻里相对冷漠，没有同情。即鲁迅早已揭示出的中国国民性：自私、缺乏爱心。自私而充满敬畏的中国人，最基本的态度是实用主义。有哲学家称中国人的基本思维特征为“实用理性”，其实，从中国民众最为牢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来看，似乎还不如实用主义通俗而贴切。实用主义最根本的特征就是顺应现实，安于现状，不求改变，对于苦难逆来顺受。而谨小慎微、毕恭毕敬、迁就忍耐等等，历来被视为最高尚的品德。他们缺少远大理想和浪漫主义精神，怀疑和排斥一切异端和非传统的东西。他们最相信的是传统和权威，对弱者却无比残暴冷酷。20世纪40年代，英国学者李约瑟询问政治经济学权威王亚南：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特征是什么?王亚南回答得简明扼要：官与民的对立。广大民众散如沙粒，而建立其上的国家官僚机构却异常庞大，这是中国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近现代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相比，几乎是最低的。世代挣扎于饥寒交迫的中国民众，历来被冠以“勤劳勇敢”的美誉。事实上，永远不能带来温饱富裕的勤劳，最终只能导向屈从和忍耐;贫困使他们失去了个人价值和尊严，因而也失去了爱心，在他们的“勇敢”中，蕴藏着强烈的仇恨和暴戾。他们仇富仇贵，仇视一切身居其上的社会阶层。但在强大的官僚机器统治下，他们又自感无力、卑微、懦怯。他们竭力忍受，却又希望天下大乱。他们造反革命，却又永远在期待盛世和圣君明王。一旦社会秩序恢复，他们便又如从前一样战战兢兢，忍受一切。他们可以容忍专制政府的任何压迫和剥夺，却绝不容忍有人来进行“大逆不道”的思想启蒙。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的信徒、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下面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专制统治下的中国人性：“人本身可以适应奴役，但他对奴役的反应是降低其智力和道德上的素质;人本身能够适应充满着互不信任和彼此敌意的文化，但他对这种适应的反应是变得软弱和无能。”长期屈服于专制统治造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而人性中最缺乏的就是自信。中国民众从未具备自我设计的能力，反而宁愿依赖于专制强权。近现代中国进行的不断革命，摧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