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历史观看英汉语言中的吸收借用现象

从文化历史观看英汉语言中的吸收借用现象王增文（秦皇岛外国语职业学院商务系，河北秦皇岛066311）摘要：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是不同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必然会带来语言的相互借用。然而，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即各种语言对外来词语吸收、消化的能力，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语言间的吸收同化功能差异主要受历史、文化与民族文化心理等非语言因素的影响。英语民族的“开放型”民族心理在语言上表现为主张语言上的“自由贸易”。而汉语民族由于受长期封建制度及闭关自守主义的影响，形成了“保守型”民族心理。英汉两种语言在外来词上所表现的不同的吸收同化功能即是两种文化发展的里程碑。关键词：外来词；吸收同化功能引言伴随着跨文化交际的是不同语言的接触，语言接触必然会带来语言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在词汇上的体现尤为突出，它包括原有词汇的语义扩展、新词的添加、外来词取代本族词，有时甚至会带来词汇结构的变化。语言的相互借用是语言的普遍现象。然而，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即各种语言对外来词语吸收、消化的能力，存在着很大差异。本文将从英汉两种语言的对比入手，重点从历史条件与民族文化心理两个非语言因素来分析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外来词的差异及其原因。一、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各种语言对外来词语吸收、消化的能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英吉利民族在较短的1500年里吸收了50万个外来词，而汉民族在漫长的6000年中却只借用了1万个外来词（黄河清，1989）。这种语言间的吸收同化功能差异既受语言因素也受非语言因素的影响。外来词在借入语言中往往要经历一系列同化过程，有些借词被完全同化，如英语中的法语词beef，pork，air，boil，tailor等；有些借词则没有被完全同化，如英语中的借词cliché，ballet，tsar，attorneygeneral等。外来词在借入语言中会发生一系列变化，并从多方面影响借入语言的词汇。借词的词义会经历范围缩小、范围扩大、贬化或褒化等变化，如源于法语的借词garage从指“anysafeplace”缩小为指“abuildingforhousingautomobiles”；源于拉丁语的villain原指“amanwhoworksonafarmorvilla”，现指“awickedman”，词义已经贬化了。有些借词随着时间的推移消失了，有时外来词存在了下来，而本族语词却消失了，有时本族语词的原词被外来词的词义所取代。在许多情况下，外来词与本族语词均存在了下来，构成众多同义词，如motherly，maternal；fear，terror，trepidation；holy，sacred，consecrated等；词素也可能被借用，如英语从拉丁语借用了ante－（antecede，antechamber，antedate）；从希腊语借用了sopy－（philosophy，sophisticate）。一个外来词能否存留下来，以什么形式存留下来，受诸多因素的影响。英语外来词存留下来的比例是非常大的。与之相比，汉语外来词中意译词存在下来的可能性最大（只有一小部分音译词被汉语接受并被肯定了下来，如“咖啡”、“马拉松”等），有些早期的音译词由于不符合汉语的词法特点，后来大部分被意译词所取代，如“赛恩斯”、“生风尼”、“梵俄玲”被“科学”、“交响乐”、“小提琴”分别取代了。汉语中有些音译词和意译词一并存留下来，产生了一些同义词。如“卡通、漫画”；“香波、洗发剂”；“引擎、发动机”等。汉语也借用了一些词素来构成新词，如“族”（借自日语），因此，汉语中有：“上班族、追星族、留守族”；“门”（借自英语），所以有“水门、伊朗门、戴安娜门”。但与英语比较起来，汉语词素的借用也是很有限的。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除了语言本身的因素以外，非语言因素更为重要。二、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历史条件从英汉两种语言外来词历史变迁中可以看出：借词多有史以来就是英语的一大特点。“整个英语语言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借词组成的链条”（Jespersen，1938：39）。与之相反，汉语借词不仅少，且多发生在现代。可以看出，在吸收同化外来词语方面，英语大大超过汉语，汉语外来词词性单一，主要是名词，而英语外来词词性丰富，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因素上的差异是导致外来词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大体上说，英汉两种语言借用外来词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亲密借用和文化借用。根据Bloomfield的亲密借用理论，高等语是一群享有特权的处于支配地位的人们所使用的语言。他还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低等语特别显著地向高等语借用”（1965：464）。1066年的哈斯丁之战标志着诺曼征服在英国的开始，从那时起，统治者的语言开始在被征服者的语言中出现。法语也因此对英语词汇产生巨大影响。英吉利民族作为被征服者竟能大批地吸收、同化征服者的语言足见他们民族心理的开放性。这正符合布隆菲尔德关于亲密借用的理论，英语，即低级语，向法语这一高等语借用。而且最终，讲高等语的法国人放弃了自己的语言，作为低等语的英语成了全民语言。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也曾有过外族入侵的历史，其中元朝和清朝最为典型。这两次外族统治对汉语词汇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与英语比起来变化小得多。这种现象可以用布隆菲尔德关于借用同化速度的理论来解释。“另一个（同化）进程缓慢的因素是被统治的人民文化水平优越，实际上或者传统上认为如此”。因此，当时文化水平高的汉语低等语，没有向作为高等语的蒙语和满语借用多少词汇。最终蒙古人和满族人放弃了他们的语言，而改讲汉语。另一个亲密借用的来源是大规模的移民运用。英语在这方面受益匪浅，而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像英国那样的移民时期，与英语比起来就少了一个外来词的来源。而宗教和文化思潮的传播则是文化借用的主要途径。在中国佛教兴盛的唐朝，就有许多佛教词汇通过梵文进入汉语。宗教对英汉两种语言的不同影响表现在，汉语的梵文外来词只在佛教场所使用，而汉族人民只有一小部分信奉佛教，所以梵文外来词虽然进入了汉语，却并不常用。英国人则不同，他们几乎全民信教，拉丁语又是教会用语，人们对它有神圣感，这就是拉丁语大批进入英语的原因。对英语影响最大的文化思潮当属“文艺复兴”。复古思潮使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复活，英语受此影响，从拉丁语和希腊语借用了大量词汇。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对外来词的吸收同化功能大大超过汉语，这从借词数量和借用速度上就可以看出。历史条件是决定外来词吸收同化功能的重要因素。三、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与民族文化心理民族/群体中心主义是对交际影响较大的一种心理因素。人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群体或民族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等比其他民族或群体的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社会语言规则等更加真实、更加正确。可以讲，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文化、任何群体的成员多常常自觉和不自觉地表现出程度不同的民族/集体中心主义。在吸收外来词语时，这种民族的心理特点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综观英语的语言史，英语对新颖别致的外来词语是从不放过机会吸收的。在造新词与借用上英语往往选择后者。英语民族的开放型民族心理反映在：中古英语时期，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被征服者竟能大批吸收、同化征服者所使用的法语的词汇。更充分地体现在在英语已具有百万词汇量的今天，英语民族仍像他们祖先那样不受约束地借用语言。汉语吸收同化外来词语的功能也受民族文化心理的制约。在出现词汇需要的情况下，汉语更倾向于用自己的语言材料造新词。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统治，闭关自守，使汉民族对于外来词的吸收存在心理上的障碍。害怕出现“滥用外来词语的现象，影响祖国语言的纯洁”；认为音译法不合汉语习惯；只要汉语里有相似意义的词，汉语就不再借用。可喜的是，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随着外来经济文化的涌入，作为载体的外来词也通过开放的闸门滚滚而来。外来词的范围遍及汉民族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把汉语借词的总量与汉语6000年的历史比较起来，外来词对汉语的影响显然不能被称为汉语发展史上的主流成分。外来词的产生并非仅仅是单纯的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这就决定了研究外来词的重要性与研究的难度。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交流日益增多，外来词将成为更加重要的语言组成部分。可以预测，中国进入WTO将会带来外来词大量涌入汉语的新浪潮。种种事实表明，民族文化心理是影响语言吸收同化功能的重要因素。可以这样说，一个民族如能大胆地充分利用客观条件，那么吸收同化外来词语的速度就快；反之，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见效就慢。为了丰富和发展汉语言文化，有必要克服保守的民族心理，以开放的民族心理对待外来词。结束语综上所述，外来词是历史的产物，民族之间的频繁接触无疑为吸收同化外来词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在非语言因素中，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主要受历史条件及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语言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的写照。语言的吸收同化功能是语言反映文化的一个突出例证。英汉两种语言在外来词上所表现的不同的吸收同化功能即是两种文化发展的里程碑。中国加入WTO为汉语吸收同化外来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条件，如果我们以开放的民族心理对待这种语言间的借用，外来词将极大地丰富我们中华民族的语言。当然，词汇借用应有一定的规范和一定的限度，应尽量减少借入语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１］Ｂａｒｂｅｒ，Ｃ．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７．［２］Ｂｌｏｏｍｆｉｅｌｄ，Ｌ．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Ｍ］．Ｈｏｌｔ，ＲｉｎｅｈａｒｔａｎｄＷｉｎｓｔｏｎ，Ｉｎｃ，１９６５．［３］Ｊｅｓｐｅｒｓｅｎ，Ｏ．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ＤｏｕｂｌｅｄａｙＡｎｃｈｏ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３８．［４］Ｌｅｉｔｈ，Ｄ．ＡＳｏｃｉ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ＫｅｇａｎＰａｕｌ，１９８３．［５］Ｐｙｌｅｓ，Ｔ．，Ａｌｇｅｏ，Ｊ．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Ｍ］．３ｒｄｅｄ．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Ｉｎｃ，１９８２．［６］Ｓａｐｉｒ，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ｐｅｅｃｈ［Ｍ］．ＡＨａｒｖｅｓｔＢｏｏｋ，１９２１．［７］顾嘉祖．语言与文化［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８］胡兆云．语言接触与英汉借词研究［Ｍ］．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９］黄河清．试析外来词在英、汉两种语言中数量悬殊的原因［Ｊ］．现代外语，１９８９，（２）．［１０］贾玉新．跨文化交际学［Ｍ］．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１１］梁晓虹．简论佛教对汉语的影响［Ｊ］．语言文字学，１９９３，（２）：１４－１９．［作者简介］王增文（１９６９－），男，吉林人，秦皇岛外国语职业学院商务系讲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法、应用语言学、英汉对比翻译。责任编辑：程露诗词意象中“重月轻日”现象的文化成因探析朱恒（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湖北武汉430076）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意象中存在着明显的“重月轻日”现象，其形成有着深刻的文化原因；“日出而作”的农耕文明形态，“射日”、“奔月”的日月神话，“日为人君”的社会伦理观影响等规定了日月意象在诗词中的不同地位。关键词：意象；日；月；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天体，日、月受到了同等关注，有时甚至是日重于月，“天之神，日为尊”。作为诗歌意象，日意象与月意象本也应该不分轩轾，甚至“日重月轻”才合情理，而事实上二者地位却并不对等，存在着明显的“重月轻日”现象，主要表现如下：首先，月亮意象在古典诗词中出现的次数远远多于日意象。波顿·华生在《中国抒情诗》里以《唐诗三百首》为例，对其中自然意象的出现频率加以统计，结果是月（包括月光）意象以九十六次位居所有意象榜首，且遥遥领先。这还不算那些如“玉盘”、“玉轮”、“玉钩”、“玉弓”、“玉镜”、“玉兔”、“嫦娥”、“蟾蜍”等等月亮的代称、别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