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杨奎松

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首先应当说明，要在两三万字的篇幅内完整地说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步与成就，不是笔者所能胜任的工作。而回顾5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发展历程，论功行赏排座次，更非笔者能力之所及。因此，本文不能面面俱到，只想就与中国共产党自身历史有关的研究状况表达笔者个人的看法；并且也不打算系统介绍反映这些进展的各种成果，只准备就笔者观感所及，集中讨论与5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发展有重要关系的某些问题。若由此造成读者不能了解这50年中共党史研究的全貌，甚至有厚此薄彼的感觉，笔者将深感歉意。但笔者的目的，不过希望此文能够让所有熟悉和不熟悉中共党史研究的读者，多少了解一点此一研究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研究的关键所在，和它走向学术化的那种不为一般人所知的艰辛。如果多数读者读过此文后终于明白中共党史研究的现状何以至今未能尽如人意，知道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学术化程度有无可能进一步提高，本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一）自1949年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至少各种版本的中共党史读本就出版了上百种之多，印数更是以千万计。说中共党史研究在中国各种历史研究当中独领风骚几十年，想不为过。但是，如果说到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成就，似乎就不那么乐观了。因为在50年当中，至少前30年的中共党史研究很少学术研究的成份。真正的学术研究，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开始的。说1979年以前中共党史有“研究”而少学术，是基于笔者对“学术”二字的理解。何谓学术？梁启超解释说：“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1]如何观察事物才可得“真理”并以为用？则非人人或时时均可为者，必须先有独立治学与实事求是二条件不可。换言之，学术研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其独立性与科学性。没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却不计其功”的精神，即没有学术之存在。陈乐民先生有云：要求真学问，就必须能够并敢于“为学术而学术”，即“纯然地去采寻事之然和所以然。设若不是这样，在研究问题时或者随俗趋势，或者依凭一己好恶，或者存有事功之心，或者求‘保险’、‘稳妥’，于是便时然亦然，时非亦非，时作‘违心之论’，那便是为学之大忌，学人所不当为”。[2]“纯然地去求事之然和所以然”，可谓道出了学术研究之真谛。“纯然”，就是不为外力所左右，不受利禄所影响，且不因感情所蒙蔽，绝不为亲者、贤者、尊者乃至王者讳，也不因疏、劣、卑、贫而彰其恶；既不曲意暴露，也不存心护短，严格保持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到中共党史研究来说，就是要在搜集、验证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在分析和说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过程中，要尽可能全面地占有扎实的史料，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人和事放到当时特定的条件和环境当中，用发展的眼光，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既不能从今人的标准来衡量，更不能对人对事取双重标准，或简单地拿以一己一派的感情好恶先入为主地断定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并用以支配自己对史料的选择和对事实结果的分析。这样一种态度，其实就是毛泽东也是赞成的。毛泽东对党的历史的认识虽然始终受到其政治判断的影响，其理智上却从来都是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主张凡事都要实事求是的。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不是主观主义，应该找出历史事件的实质和它的客观原因”，强调对中共党史必须“进行客观的研究”，研究“必须是科学的，不是主观主义”的。[3]如何才能做到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借用叶圣陶先生一句比较形象些的话来说，就是要“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察这东西的意思”。自陷于是非之中，听凭主观情感左右自己的价值判断，虽然也可以研究，也可以有“成就”，却很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更不大容易取得学术成就。以建国后最早出版的有系统的中共党史著作《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为例。它原本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胡乔木，于1951年上半年为刘少奇起草的一篇在纪念中共诞生三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因其较1944年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更完整地总结了三十年来中共党内的功过是非[4]，深为毛泽东所欣赏，故毛阅后当即指定改以胡乔木名义迅速发表。在这本高度评价毛泽东为“伟大的革命天才”的简明中共党史读本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党史自建国以后就已成为歌颂毛泽东战无不胜的正确路线和他在各方面丰功伟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宣传形式，与学术研究已没有多少共通之处了。其突出的特点在于，第一，宣传共产党的丰功伟绩；第二，强调毛泽东一贯正确，而党的光荣、正确、伟大均来自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和他坚持不懈地同各种错误路线、错误倾向进行斗争；第三，以毛泽东的著作解读中共历史。[5]在建国伊始就由中共宣传部门最主要的负责人来发表这样一部中共党史著作，虽然多少有点事出偶然，却也是事出有因。几乎所有了解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毛泽东历来对斯大林评价不高，并且心存怨意，但他却高度重视斯大林亲自主持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自延安整风时起，该书就被评价为“马列主义的百科全书”，并被列在党的高级干部必读书之榜首。而该书最突出的特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大兴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二是以路线斗争为线索诠释党的历史。该书最令人瞩目之处还在于其高度权威性，凡权力所及之处，一切事关党的历史的解释，都只能以此书为准，不能有第二种说法。十分明显，革命年代的毛泽东，在那种特殊环境下，对斯大林如此做，是相当赞同的。毛泽东推崇斯大林的这种作法，在延安整风时首先是基于统一全党思想的考虑。因为从克服党内对莫斯科权威的迷信的角度，当时确实存在着树立毛泽东权威的必要性问题，怎么树？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历数党的历史，根本解决应该以谁为正统的问题。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仿照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方法，通过正确与错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比，来树立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和正统地位。[6]而此例一开，在1949年以后，当中共取得如同苏共一样一统天下的***地位之后，进一步模仿斯大林的做法，写出一部更系统的类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的中共党史教科书，自然也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毛泽东讲过：“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7]经过铁与血的战斗才成为***的中国共产党，突出宣传自己的胜利，并希望通过宣传自己一贯为民造福的业绩来换取人民的长久拥护，这不难理解。问题在于，这个时候尚没有人了解，《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实是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之大成，以其为楷模，中共党史难免也要落入其沉浮的怪圈。正是由于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胡乔木的这个小册子一出来，很快就成为以后有数的几种不同版本的中共党史著作的范本。在此之前，胡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曾一度令人瞩目。胡书乃由吴玉章耳提面命，继承了张闻天延安时期所著《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的史论结合的写法。[8]但胡乔木书出来后，中共党史基本上就进入以论代史的时代了。受教委委托，何干之主编的最典型的以论代史的《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从此成为最主要的教材。[9]新讲义的特点是“以乔木同志的书为经，以伯达同志的书为纬”，同时参照毛泽东的著作和党报各个时期的社论，基本上是史从论出。[10]此后的中共党史读本竟无一例外地也照此办理了。而且，随后出版的这些中共党史著作，特别是稍晚些受到50年代中后期那种政治气氛影响的著作，在对毛泽东的颂扬和对路线斗争的强调方面，经常不受胡书的局限。特别是涉及到那些所谓“错误路线”的代表，不少书批判否定之不遗余力，更是胜过胡书许多。[11]但它们不过是进一步夸大和突显了胡书政治宣传的一面而已，并非是因为有了更个性化的史实上的深入研究。与此同时，从50年代初起，宣传部、教育部等就陆续做出规定，强调要“通过党史宣传与教育，帮助人们了解党的历史经验，认识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系统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增强识别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12]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党史更是很快就以“政治理论课”的形式进入了各高等院校和专科学校的课堂。先是规定学习毛泽东的有关文章，然后是规定学习中国革命史，之后则规定直接学习中共党史。对党史的学习，逐渐更普及到各行各业。中共党史自此在形式上也彻底脱离了历史学的范畴，以至二三十年之后，即当中国大陆普通学者已经多少可以从个人的角度，而非从组织的角度独立地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之后，不少人干脆搞不清它究竟是属于理论宣传呢，还是也可以算做一门学问；如果它也应该具有科学的性质，可以算是一门学问，那么它究竟是应当属于政治理论呢，还应当属于历史学。把中共党史等同于政治宣传和政治教育，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伴随着中共路线及政策的变换，以及随之而来的党内斗争的起伏与发展，中共党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怪现象。这种情况在50年代后期即开始清楚地表现出来。从批判历史上的两条军事路线，到批判彭德怀的右倾投降，人物臧否备受影响。50年代末60年代初北京市委主持编写的新的中共党史讲义，干脆提出“一根红线”的观点，不从中共上海发起组开始讲党史，要从韶山冲开始讲，不要说陈独秀不能讲，就连李大钊也不能多讲，否则就有“抬李压毛”之嫌。进入到60年代中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这种现象更是恶性发展，除了毛泽东以外，几乎所有在毛泽东之前或与毛泽东同时代的中共党的领导人，在中共党史书中或者被隐去姓名、事迹，或者都成了反革命小丑，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项成功，不管有无事实依据，统统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所谓中共党史终于也成了典型的个人崇拜史，成了毛泽东与一次又一次错误路线斗争的历史，毛泽东的名字在一本二三百页的书中能够出现数百次之多。不仅如此，中共党史还成了一种政治晴雨表，谁在台上就捧谁，谁下台就骂谁。党史教科书翻来覆去地改写。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中共党史的作者就大书特书，居然连朱德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也改成了林彪与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林彪叛逃摔死，中共党史的作者马上就大批特批，把林彪从头到尾都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连同林彪过去的战功也一笔抹杀。[13]类似的现象不一而足。如果说开粉饰、伪造历史之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斯大林在世时一以贯之，多少还能给人一种虚假的真实感的话，中共党史在毛泽东在世时就已经是翻天覆地，让人无所适从了。在这里，历史真的成了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政治也者，时与势之术也。时过境迁，势去道移。由于政治本身必须应时应势而变，政治宣传的内容通常都只具有时效性。不是宣传不重要，问题是简单地把中共党史同需要应时而变的政治宣传等同起来，难免因其过分具有宣传意味或变来变去而严重贬损其自身的价值。《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成为世人笑柄，“文革”中中共党史被人涂来改去的可悲命运，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将历史问题简单地政治化绝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人们不能不怀疑，是不是凡是公开宣传的中共党史就一定不会太真实？80年代书肆坊摊上畅销的各种粗制滥造的“揭秘”史学的流行，最典型地反映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关于中共党史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低，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一位作者在文章中就公开讲：“1921至1949年的中共党史，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可谓辉煌灿烂。……相比之下，研究这一时期的党史著作却是淡然无采。我不止一次地听到青年学生对此类著作表示生厌。”因为“此类著作的绝大多数结论不是来源于作者个人的分析，而是采撷于某人讲话、某项决议、某次会议”，“其目的也不是如一般史学家对历史进程进行描述或分析，而是拿来向广大人民群众宣教。”[14]实际上，相当多的党史学界人士也持有几乎同样的心理。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国史研究等其他相近的现代历史研究天地被打开，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党内十次路线斗争史的状况被打破，甚至不久后高校中共党史课程也被取消，改为中国革命史课程，结果是许多中共党史教师纷纷“跳槽”。事实证明，那些基础扎实又较早改了行的研究同仁，多数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不少人成为一个方面的学术带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