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大义2

目录五行大义序五行大义总目五行大义卷第一五行大义卷第二五行大义卷第三五行大义卷第四五行大义卷第五五行大义总目第一释名就此分为二段一者释五行名二者论支干名第二辨体性第三论数就此分为五段一者起大衍论易动静数二者论五行及生成数三者论支干数四者论纳音数五者论九宫数右大小八篇第一卷第四论相生就此分为三段一者论相生二者论生死所三者论四时休王第五论配支干第六论相杂就此分为三段一者论五行杂体二者论支干杂三者论方位杂第七论德第八论合第九论扶抑第十论相克第十一论刑第十二论害第十三论冲破右大小十四篇第二卷第十四论杂配就此分为六段一者论配五色二者论配音声三者论配气味四者论配藏府五者论配五常六者论配五事右大小六篇第三卷第十五论律吕第十六论七政第十七论八卦八风第十八论性情第十九论治政右大小五篇第四卷第二十论诸神第二十一论五帝第二十二论诸官第二十三论诸人就此分为二段一者论人配五行二者论人游年年立第二十四论禽虫就此分为二段一者论五灵二者论三十六禽右大小七篇第五卷序跋五行大义序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萧吉撰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过其五者。数则变焉。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善则五德顺行。三灵炳曜。恶则九功不革。六沴互兴。原始要终。靡究萌兆。是以圣人体于未肇。故设言以筌象。立象以显事。事既悬有。可以象知。象则有滋。滋故生数。数则可纪。象则可形。可形可纪。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则龟筮是也。龟则为象。故以日为五行之元。筮则为数。故以辰为五行之主。若夫参辰伏见。日月盈亏。雷动虹出。云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内外诸官。七曜三光。星分岁次。此天之数也。山川水陆。高下平污。岳鎭河通。风回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极四海。三江五湖。九州岛百郡。千里万顷。此地之数也。礼以节事。乐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万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阅武。此人之数也。因夫象数。故识五行之始末。藉斯龟筮。乃辨阴阳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从数立。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羲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以蓍龟为善恶之先。所以传云。天生五材。废一不可。尙书曰。商王受命。狎侮五常。殄弃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灭。昔中原丧乱。晋氏南迁。根本之书不足。枝条之学斯盛。虚谈巧笔。竞功于一时。硕学经邦。弃之于万古。末代踵习。风轨遂成。虽复占候之术尚行。皆从左道之说。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时制必爽。失之毫发。千里必差。水旱兴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征穷者。观其谬惑。叹其学人。皆信其末而忘本。并举其麤而漏细。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故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始自释名。终于虫鸟。凡配五行。皆在兹义。庶几使斯道不坠。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静志。研其微者。岂直怡神养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谐庶政。利安万有。斯故至人之所达也。昔人感物制经。吉今因事述义。异时而作。共轨殊途叹味道之不齐。求利物之一致。倚焉来哲。补其阙焉。版本传播日本国内最早提到《五行大义》的文献，是成书于公元797年（延历十六年，唐德宗贞元十三年）的《续日本纪》。该书卷二十“天平宝字元年十一月”条（757）记载孝谦（称德）天皇主持制定《诸国博士医师任用法》。其文是：敕曰：如闻。顷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以）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医生者《太素》、《甲乙》、《脉经》、《本草》；针生者《素问》、《针经》、《明堂》、《脉决》；天文生者《天官书》、《汉晋天文志》、《三色簿赞》、《韩杨要集》；阴阳生者《周易》、《新撰阴阳书》、《黄帝金匮》、《五行大义》；历算生者《汉晋律历志》、《大衍历议》、《九章》、《六章》、《周髀》、《定天论》，并应任用。天平宝字元年（757）提到的《五行大义》显然是日本最早的一个版本（以下略称为“天平本”），并且它也可能是最接近萧吉未刊原稿的一个本子，对日本平安时代（794～1192）以后宗教思想与学术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或许就是这个本子。成书于宇多天皇宽平三年至九年（891～897）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17在第36类中著录了“五行家”汉籍919卷，其中有“《五行大义》一”（未提及作者）。“一”，当为一册、一部之意（如现存《常州先哲丛书》中的《五行大义》就是五卷一册），应该也是指天平本。当时日本的贵族、僧侣和政治家，多以能直接从《五行大义》中摘录文句，作为政治、观物、养生、服色、医疗、礼节、仪式的权威依据为时髦。中村璋八经过艰苦的努力，从日本许多古代典籍中搜寻《五行大义》的踪影，发现了大量的线索。如平安前期，在《三代实录》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阴阳寮的奏言中有“萧吉九篇”的记载；在菅原为长的《管蠡抄》（成书于901～930年）中有《五行大义》四条引文；在具平亲王的《弘决外典抄》（成书于991年）中有十二条引文；在惟宗允亮的《政事要略》（成书于一条天皇年间，986～1011）残卷中有四条引文和重要的发挥；在汉文诗人藤原公任（966～1041）的《北山抄》中有一条引文。平安后期，在藤原赖长（1120～1156）的日记中有他阅读和引用《五行大义》的多次记载。进入镰仓时代（1192～1331），引用《五行大义》的范围更为扩大，如在《诸道勘文》（平安末年辑，《群书类从》本）中有八条引文；在沙门信瑞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大正新修大藏经本）中有七条引文；在素寂的《紫明抄》（内阁文库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医家千字文注》（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贺茂在方的《历林问答集》（群书类从本）中有一条引文；在在盛的《吉日考秘传》（续群书类从本）中有三条引文；在丰原统秋的《体源抄》（古典全集本）中有四条引文，等等。镰仓后期至南北朝时期（1331～1392），菅原、藤原两个贵族集团甚至竞相利用《五行大义》中的文句来确立年号，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手段。如菅原在兼根据《五行大义》“国家安宁，长乐无事”之句提出“安长”年号，藤原资名则根据《五行大义》“顺天之化，长养万物”之句提出“长养”年号。据《元秘抄》、《改元部类》（宫内厅书陵部）等文献的记载，从花园天皇庆长元年（1311）开始，此类争斗共发生了15次。18天平本的原本估计已经失传，但在流传过程中派生了一系列抄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四个本子：第一，元弘相传本五卷（略称“元弘本”）；第二，天文抄本五卷（略称“天文本”）；第三，高野山旧三宝院本（略称“高野本”），仅存第五卷；第四，旧宝玲文库本（略称“宝玲本”），仅存第五卷后半部分。日本的《五行大义》在传播过程中共产生了天平本、元弘本、神宫本、天文本、阳明本、卜部本、高野本、宝玲本、元禄本、佚存本等10种主要的抄本和刊本。其中最接近萧吉所著、因而版本价值最高的天平本已经失传。其余版本各有千秋，可互作参校。对中国文化界影响最大的，是属于元弘本系统的佚存本。根据当时德川幕府的命令，《佚存丛书》被专程送到中国。中国现存的几种《五行大义》版本，就是根据佚存本发展而来的。中国最后一次正式著录《五行大义》的文献目录，是《宋史·艺文志》，时间在1343～1345年间。在这之后，《五行大义》就销声匿迹，不见了踪影。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日本《佚存丛书》进入中国，人们才重新发现这一与故土阔别460年之久的珍贵典籍所具有的巨大价值，于是迅速作出了反应。清嘉庆九年（1804），德清许宗彦根据佚存本翻刻《五行大义》五卷（范氏古欢堂），这是自《宋志》著录《五行大义》以来中国人第一次正式印行此书。此时距《佚存丛书》的印行仅仅5年。许氏《叙录》称：《唐志》“萧吉《五行记》五卷”；《宋志》“萧吉《五行大义》五卷”，藏书家均未著录。近日本国人刻《佚存丛书》，此书在焉，用活字印行，多误舛。宗彦校其可知者，改定数十字，余仍其旧，俟知者而别梓之。⋯⋯观吉之书，文朴义质，徵事咸有条理；秘文坠简，多世希觏。推五行之数，合诸辰日、音律、性情、年命，曲而不枝，约而不僻。虽其麤涉津涯，未足究神秘、探奥迹，融畅于大道；以视术家所诵习，则倜然远矣，岂可以传世无绪、来自远方而忽之哉？嘉庆本以佚存本为底本，版式也与佚存本大致相同。虽然自称“改定数十字”，但实际改动多达407处。嘉庆十二年（1807），阮元编选《宛委别藏》进呈。原稿共174种，总目中有：“《五行大义》五卷，隋萧吉撰，日本《佚存丛书》本”。据阮元为《宛委别藏》各书所撰之提要，22称：是编日本人用活字板摆印。前有自序，称“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云云。⋯⋯今观其书，文义质朴，徵引谶纬诸籍，有条不紊。且多佚亡之秘籍，尤非隋唐以后所能伪为也。据《故宫善本书目》，《宛委别藏》160种藏于养心殿（目二函，书百函，共160种，其中由阮元所进者157种，与诸家所记不符，疑中有亡佚）；但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故宫博物院编辑、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选印宛委别藏》40种时，因《五行大义》一书已有嘉庆本等刊本传世，故未收入。23198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按原目录影印《宛委别藏》120册，收《五行大义》于第70册。经笔者对勘，宛委别藏本与佚存本完全一致，未作任何校勘，因而不应视为一个独立的版本。当然，在考察《五行大义》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时，阮元以其文坛权威的崇隆地位对《五行大义》所作的积极引介，还是很有意义的。在他的鼓吹下，《五行大义》的影响迅速扩大。与许宗彦、阮元同时的孙星衍“尤好斯学”，已藏有《五行大义》；24《续古文苑》卷十一“序上”，则将“隋萧吉《五行大义序》（日本国本）”作为古文范本予以郑重推荐。25嘉庆十八年（1813），歙县鲍廷博编辑《知不足斋丛书》，收《五行大义》于第二十六集（略称“知不足本”）。这是嘉庆本问世以来中国第二次正式刊刻印行《五行大义》。鲍氏作短跋于书后：隋萧吉《五行大义》失传已久。近德清许氏得自日本《佚存丛书》中，既校而刊之矣，惜传之不广。因重寿梓，以公同好云。另据严一萍《百部丛书·影印说明》称：“知不足覆刊佚存而加校订”，可知知不足本所用的底本还是佚存本。其版本的进步，体现在对底本又进行了一次修改，共比嘉庆本多了24处。由于《知不足斋丛书》印行数量很大，《五行大义》对学术界，特别是对清代和近代的文献考据学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前引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孙诒让《札迻》外，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赵在翰《七纬》、黄奭《黄氏逸书考》、陈立《白虎通疏证》、王先谦《汉书补注》、汪宗沂《太公兵法逸文》、刘家立《淮南内篇》等，也都先后引用了《五行大义》。光绪八年（1882），日本《佚存丛书》在上海由黄氏出版木活字排印本；光绪二十三年（1897），盛宣怀选辑编印《常州先哲遗书》，在第一辑子部中再次收入《五行大义》（略称“常州本”）。盛氏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