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行为理论.

交往行为理论三个世界的划分•1.客观世界，亦称为“外部世界”或“客体世界”，系指真实存在的“客体”世界。•2.主观世界，即人们“自发的经历”总汇成的世界。•3.社会世界，是合法化的个人关系的“总体”，实际指规范、价值及其他被认识到的社会期望。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第一类是“目的论行动”（行为者-客观世界），又称作工具性行为，这是一种目标取向的行为。它是以技术的规范作为导向，并且立足于经验知识，以工具为媒介的“合理选择”行动。比如，“劳动”就是这种工具性的“目的--手段”式行动。•“目的行动”指向客观世界，表征的是人对自然的改造关系；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第二类是规范调节的行动，即一个群体的受共同价值约束的行动。•规范调节的行为（normreguliertesHandeln）概念涉及到的，不是孤立的行为者的行为--而是社会群体的成员。•“规范调节的行动”指向社会世界，表征的是社会系统对人的控制关系。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第三类是“戏剧行动”。它是指行动者在观众或社会面前有意识地表现自己主观性的行动。这种行动重在自我表现，主要涉及到的，既不是孤立的行为者，也不是某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而是互动参与者，他们相互形成观众，并在各自对方面前表现自己。•“戏剧行动”指向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表征的是人对自然和人对自身的关系。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第四类是“交往行动”。它是行动者个人之间的以语言为媒介的互动。行动者使用语言或非语言符号作为理解其相互状态和各自行动计划的工具，以期在行动上达成一致。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言语行为”是交往行动的基本形式。•交往行动作为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在主体与“客观世界”、主体与“主观世界”、主体与“社会世界”这三种关系的背景上发生的。因此，社会、文化、道德、理性及个性等一切重要社会问题都离不开交往行动。7社会行为的合理性目的行为—客观世界：它以行为者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为前提，指权衡各种手段并选择一种对实现明确目标最适当的手段的行为。语言只是被理解为旨在实现各自目的的人们之间的非直接的相互理解。有效性的前提：真实社会行为的合理性•规范调节行动——社会世界•行为者以群体的共同价值、规范作为行为的取向。•语言只是一种表达已有的规范性赞同的工具，语言充其量只起着传播文化价值的作用。有效性的前提：正当。社会行为的合理性•戏剧行为——主观世界•行为者在公众或观众面前有意识地控制白己的表现的活动，它以“白我表现”为“中心概念”，与行为者的“主观世界”有关。•语言是作为“自我表演”的中介。语言简直被片面地理解为文风和美学表达的单纯手段。有效性的前提：真诚。社会行为的合理性•交往行为——客观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交往行为(也译作沟通行为)是一种主体之问通过符号协调的互助，并以语言为主要媒介，通过对话沟通，达到人与人之问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交往行动的核心是理解，体现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而工具行动、规范行动和戏剧行动则限于传统认识论的主体——客体的思维模式，不能体现主体间的互主体性。•在交往行为中，语言的各个向度都得到考虑。11交往行为的特点1.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要素。2.交往理性是交往行动遵循的基本准则。3.言语行为是交往行动最主要的形式。交往行动的一般假设前提：普遍语用学•所谓普遍语用学是“指称那种以重建言语的普遍有效性基础为目的研究”。•对话参与者全面遵循的理性谈话的抽象原则是：在涉及客观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是真实的；在涉及社会世界时，互动者的陈述必须是正当的；在涉及主观世界时，互动者表达自身意向必须是真诚的。生活世界与系统•“生活世界”和“系统”构成了宏观社会理论的基础，是交往行为理论进一步完善不可缺少的概念。•生活世界是交往行为者始终置身其中的境域。生活世界的知识是隐含的、整体性的，并且是直接可靠的，是文化语言的解释模式的储藏库。生活世界与系统•“系统”在哈贝马斯看来，是与“生活世界”相对应的概念，是物质性的，目的合理性的，如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等。哈贝马斯认为，社会一方面是“生活世界”，在其中，人们在共同的背景下通过交往行为进行互动;另一方面，社会也是系统，由经济、政治等担负不同功能的了系统组成。生活世界与系统•系统世界是指社会运行的政治和经济系统过程,它遵循的是权力和金钱的逻辑,人们在系统世界里受这一逻辑的支配。•充斥于“系统”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强制性关系。这种强制性是一种单向关系,而非双向关系,即非交互性关系。生活世界与系统•在《交往行动理论》(1981年)中,哈贝马斯认为,要化解科学技术统治而造成的现代社会危机,就必须要重返“公共领域”,弘扬“交往理性”,实现交往理性的合理化。哈贝马斯提出“系统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概念作为分析框架的基础。生活世界与系统•生活世界包括文化、社会和人格三个方面,人们在生活世界中的行为是以相互理解为目的的,是交往行为,人们在交往行为中所达到的相互理解、协调互动和社会化促成了文化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人格的形成。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系统（经济和国家）通过媒介（金钱和权力）对个人的制约日益显著，生活世界越来越受制于系统，最终出现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原本属于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的非市场和非组织化的活动，被市场机制和科层化的权力所腐蚀。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在哈贝马斯看来，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主要是因为工具理性的需要，由技术统治的制度化所造成的。在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被各种各样的系统组织所笼罩，人的自由空间、自主选择都受这些系统所控制。系统世界的形成是源于社会管理的需要，但是应这种需要而形成的各种制度化组织反过来逐渐控制了人与社会。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认为哲学的基本论题就是理性,所以理性是他始终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是他对理性的关注采取的是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思路,即分析批判传统理性的分裂和缺失之处,但是并没有放弃对理性的追求,而是力图以语言和生活世界互动的交往来重建理性,以此拯救理性。哈贝马斯对理性的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在分析交往行为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建构起交往理性概念，以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二元分立为基点,赋予交往理性以对抗工具理性的使命,通过“交往理性”这种新理性观的确立,解除了意识哲学的“先验主体”和“先验理性”的设定,摒弃了主、客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从而取消了主体中心主义的独裁,从根本上否定了狭隘的传统的“理性”观,也为现代人逃离现代性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的说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赋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新的形式,从而达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未曾达到的目的。•所谓达到马克思未曾达到的目的,就是用系统这一概念来概括马克思论述的生产领域,并在系统概念之外确立一个生活世界概念。系统是以主客关系为取向的工具理性所建构的世界,生活世界是以主体间关系为取向的交往理性所带来的世界。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哈贝马斯建构生活世界的目的是,对交往的普遍性前提做出论证,超越工具理性层面即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力层面,在交往理性层面即马克思论述的生产关系层面上论述道德观念、文化价值与社会规范等上层建筑现象及其发展逻辑,从而将交往理论发展成新的历史唯物主义。“交往行动理论”的萌芽——“公共领域”研究•哈贝马斯的早期理论代表作是他的教授资格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年),他分析了“公共领域”的起源、演变和解体,并把它引进社会批判哲学,哈贝马斯从此崭露头角,只是由于种种学术和政治的原因,他的这一著作并未产生大的影响。直到80年代末，《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才被人们“发掘”出来,1989年第一个英译本问世。于此同时,英语世界还举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哈贝马斯与公共领域”研讨会。在此次讨论会上,哈贝马斯第一次公开声明他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的重视,指出该书乃是其思想体系的“入口”,舍此别无其他进路。他认为该书是他进入学术公共天地,建立自己学术空间和理论立场的开山之作,更是其交往行动理论的萌芽。该书的汉译者曹卫东也认为,《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重要性在于哈贝马斯“不但建立了自己独有的跨学科的内在批判这一方法论模式,而且还找到了批判现代社会的一个契机,这就是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从而使得他能够沿着自己的思路建构其社会进化模式,即社会交往模式”。•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出现于19世纪,其原因是市场的扩张和个人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人们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那时,各种公共讨论场所,如俱乐部、咖啡馆、杂志与报纸等,像雨后春笋般出现。公共领域是“一个社会生活的领域,在那里人们可以提出有关公众利益的事务;在那里他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而不必求助于传统习惯、教条以及强制力;在那里人们可以通过理智的辩论来解决观点的分歧”。•哈贝马斯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是“前所未有”的,它“既依赖理性,又吹毛求疵”。哈贝马斯也探讨了公共领域的机制:首先,要求具备一种社会交往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的前提是社会地位平等,它根本就不考虑社会地位问题。只有通过这种社会交往,私人才能构成公众,这不仅意味着“公共机构失去权力,变得威信扫地,同时也意味着经济依赖关系在原则上不容许继续存在;市场规律和国家法律一道被悬搁了起来”•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在当代发生的重大转型作了分析,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家权力的膨胀和商业化原则的盛行,公共领域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第一,国家日益干预经济,使得经济系统不再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领域而存在。第二,公共领域受到商业化原则的侵蚀。商业化、功利主义对社会文化生活领域的渗透中,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把追求商业利益放在首位,大众文化变得低级庸俗。第三,技术统治意识的扩张压制了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国家力图把各种政治问题限定为只能由专家来解决的纯技术问题,反对交由公众去讨论和争论,公共领域日趋衰落。•哈贝马斯也探讨了现代社会上述趋势的严重后果:第一,它使国家成为各种矛盾、冲突和斗争的中心,国家所承受的来自民众的压力空前增大;第二,它使大众文化失去了阐明社会生活意义和价值的作用,人们因此变得孤独、冷漠而出现了“动机危机”;第三,由于人们日益远离政治讨论和政治事务,政治子系统失去其合法性基础而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哈贝马斯认为造成上述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因此,他把社会批判的匕首投向以工具理性为核心的科学技术。医治现代社会的处方——重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批判盲目的科学技术乐观主义,但他的批判却又不同于技术悲观主义,从卢梭、20世纪人文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多诺和马尔库塞、存在主义、罗马俱乐部,一直到后现代主义,他们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最终都走向悲观主义。•哈贝马斯认为,由这一角度或模式研究或检视西方理性化的过程,是看不到人类其实有另一条可能的出路,看不到人类的存在并非是以一个独立的个人做基础,而是以“双向理解”的沟通作起点瑏瑧。因此,现代社会虽然产生了科学技术理性的独断,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解放之可能性。三、理论的内容•一社会行为的四种类型•在《交往行为理论》中，哈贝马斯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型：•一是目的性行为。主要集中在生产领域，是借助于工具理性从事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然而，受客观条件的制约，这种行动不但不能发挥人的主体性，反而成为压制人的手段，所以不具备合理性。•二是规范性行为。这是以行为者共同的价值取向为目标的行为，主要是体现在人们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中的价值认同和规范遵守。•三是戏剧性行为。与培根的剧场假相相类似，他认为社会是一个舞台，每一个个体都要在观众或对象面前表演自己，背诵着早已准备好的“台词”让观众去领会他的“潜台词”，因此这也不是一种合理性的行为。但是社会却需要这种行为，因为它是人的社会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