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病在于官僚政治的腐败(上.)

中国之病在于官僚政治的腐败（上）作者壶公评论发表于2011年“五一”节前吴晗与党争（下）文革结束，南京的杂志《雨花》有诗论“四人邦”，定义其为扛着一个大菩萨的四个小鬼，又嘲讽大菩萨保佑不了四个小鬼。《雨花》的定义有失偏颇，从知识、阅历或声望言，“四人邦”都无法摆脱低层次的局限，而以小鬼论之、迹近宦竖，却也过甚其词。《雨花》因此也为自己下了定义，据说其参与者是一些先前的老右派，但是终于没有走出自己人生的局限，仍然作为“四人邦”的对立面，混沌于一场残酷的党争中。或如晚明落魄书生吴应箕于党争的亢奋，吴曰：“尝观国家之败亡，未有不起于小人之倾君子一事；而小人之倾君子一事，未有不托于朋党之一言。”（《东林本末》）即认为明朝亡于党争，却责在魏党；以正人君子遭摈斥酿成内祸论，却也论证了所谓“正人君子”岡顾大局的偏激、自私与狭隘。所谓党争，它的特点是放弃本质性的追求而沦落于庸俗化的对抗。卢梭写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社会契约论》）如果“自由”是黑格尔思维的“素朴”状态或追求的“终极信念”，卢梭的“枷锁”正是黑格尔思维“分裂境地”的困境。令人悲哀的是，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种思维演变上的自然状态却在政治上表现为庸俗化的排它性。就广义而言，党争几乎贯穿于有记载的中国社会史的全过程，这一中国特色与传统中国社会由皇权、仕权和民权三位一体构成的模式相关。在激变时期—如农民起义时期之外，由于文言文对文化传播的局限、对民权意识的弱化，以及宗族、家庭结构对民意的垄断、对民权的的压抑，中国的民权常常为皇权或仕权所代表，代表者如农民皇帝朱元璋、清官海瑞等等。而皇权与仕权的对立、皇权或仕权内部的分化则大致表现为宫廷政变和党争，因此党争是中国仕文化的基本属性，却也是中国政治的常规模式。党争对中华民族的损害不能不引起现代人们的重视，从思想史上说，西汉之前的中国思想混沌，关于“天”的崇拜却具有本体论的本初特性；西汉宣帝通过甘露平议确立了《谷梁》学，把中国思想打入了庸俗化的世界；魏晋玄学与唐、宋道、理却把中国思维推向“万象森然”的境界，达到人类思维的顶峰；但是明朝的中国思维再度陷入庸俗化的沼泽。党争是思维庸俗化的产儿，近、现代的党争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晚明时期：近代所讨论的党争--狭义的党争是明王朝的产物，本质上是朱明农民政权与仕文化的冲突，又表现为种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其庸俗化表现在，党争的主题是以皇位世袭的正统性展开的，已经远离理学本体性的冲漠无朕、万象森然。尤其是明晚期，所谓党争已经陷入纯粹的利益之争，例如东林党的背后是江浙利益集团，“阉党”所代表的是齐、楚等地区的财团。吴应箕的狭隘性与庸俗性表现在他对明季党争初起的批判，他认为明季党争起于嘉靖年间，如：“极于万历丁巳，而嘉靖诸政府已开其渐。”以时间论，吴应箕的这一说法大致正确，但是他把党争归咎于夏言、严嵩、徐阶的专权与党同伐异，却不论嘉靖初期的庸人杨廷和辈掀起的动摇明政权根基的大礼仪之争。事实上杨廷和辈是极其狭隘的，其维护正统的宣示之下唯有他们的既得利益而无其它，而夏言、严嵩等仅仅只是因为维护皇权而与杨廷和辈对立。以此论之，吴应箕并不明白党争亡国的真正原因，只因为自己就在党争中，而他以这样的判断作为自己思维的起点，他也只能在党争中。吴应箕出身江南“世代簪缨之族”，长成后与名士万应隆组织“南社”，后来南社与复社合并。无论南社、复社，与东林党人一脉相承，以之联络同志，也就是朋党。吴应箕作为复社中坚，长期与阉党骨干阮大铖“中江社”抗衡，于是我们能够看到他的《启祯两朝剥复录》洋洋十卷。《启祯两朝剥复录》记述明末激烈、残酷的党争。从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劾太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始，叙述了叶向高辞职，阉党得势而东林党人遭遇厄运；继之记述阉党控制大权迫害东林党人，被祸者如赵南星、高攀龙、杨涟、左光斗等东林领袖；再之记录魏忠贤党羽横行一时而后天启帝暴毙，崇祯大力贬杀魏忠贤，诛锄阉党，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吴应箕是为抗清殉难的，不失为豪杰，而正是这一点，后人常常把存在于不同层面上的民族主义和民本主义混为一谈，民族主义固然是立国必须，而民本主义才是立国之本，表里不清是近代中国思想致命的缺陷。清代学者朱彝尊为《启祯两朝剥复录》作序，其文曰：“先贤授命处，血迹至今犹存，洗之不去！”表达了对东林党人的敬佩，对魏忠贤阉党的愤恨，也就把吴应箕的混沌传承下来，直至民国年间的南社中人柳亚子，现代的吴晗及于当代的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东林党人与魏忠贤集团的对立，或者说吴应箕的“复社”与阮大铖的“中江社”的对立，是晚明左、右翼的对立。如果从民族主义的角度说，两者其实很难做出明确的界定；如果从民本主义说，也常常只是毫无意义的政客议论；只有从党群利益的角度说，这种争论才是有意义的。可惜的是这种斗争的激烈和残酷把明朝搅成一盘散沙，最后亡于边鄙蛮族，这又是谁之过？吴应箕们是至死也说不清的。事实上，东林党人是多层次的，吴应箕仅仅属于其中的激进派，如果说东林党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左翼，吴应箕应该就是极左翼了。而同样作为东林党人的钱谦益、夏允彝等等直至后来的南社中人的柳亚子，以及持东林观点的翦伯赞和吴晗等等都可以归之为东林意识中的主流。如何看阮大铖以及与复社对立的中江社？这个问题引起后世学者的关注，这种关注的很大程度上是因应中江社发起人之一的阮大铖。阮大铖的“中江社”并非等闲之辈，不仅仅是当其时一类思想观点的代表者，而对后来传播广大的桐城派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暨南大学魏中林教授等人的著作的《阮大铖所结中江社考论》让笔者窥视了这个曾经阴暗的一角。后人或谓中江社立足于文学创作，只是明末的一个普通文社，备科举之需，兼诗酒之会，旨在以文会友，结论是并非政治性结社。这种说法太牵强，中江社只是以文学创作经营，复社的盛气凌人岂不捕风捉影？进一步说，中国仕文化是入世文化，怀达、善之心，文学创作又岂能与政治运作相分离？民国前后崭露头角的明史专家朱倓是当其时学林女界的代表人物，朱倓在《明季桐城中江社考》文中证明，中江社是阮大铖与东林党、复社明争暗斗的政治工具，现代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也认同这一种看法。这种观点比较隐晦，不过敢于肯定阮大铖的一定需要大见识与大勇气，因为满清亡中华对于当其时的中国人的精神压力事实上胜于后来日本侵华于当代中国人形成的精神压力。能够肯定和团结阮大铖等非东林党人的是原东林领袖钱谦益，以及为抗清殉难的夏允彝、夏完淳父子。笔者对钱谦益的兴趣是从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开始的，此后一改其为“贰臣”的评价，反而从滿酋乾隆的这一定评中看出这一代仕子精英的内在素质。应该说钱谦益是一个颇有境界的仕子，这一点至少不是当其时的东林或复社中人能够企及的。笔者研究人性，元之后，因应于家国败亡的前车之鉴，社会文化在爱情上的容忍度比南宋更加逼仄，但是作为文人领袖的钱谦益居然于崇祯十四年辛巳（1641年）六月初七日以匹嫡礼与名妓柳如是结缡芙蓉舫中，引起士大夫的物议，评论其“亵朝廷之名器，伤士人大夫之体统”。从这一点看，钱谦益不是庸夫俗子，他后来的许多作为即是察形度势而为，又是竭尽全力而为，也就常常成为庸俗仕子的诟病，例如他与阮大铖的妥协。明崇祯十七甲申四月，清兵入关，钱谦益等人准备拥戴潞王，但是看到明福王朱由崧于五月十五日即位于南京，为避免自乱阵脚，钱谦益也进入南京。当其时国势危若累卵，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而自甘为中流砥柱者，不能不有英雄气质。名隶东林，本属清流的钱谦益主动与马士英、阮大铖联合，建立了统一战线以支持弘光朝。尽管东林党人不能谅解，例如《南明野史》评论：“钱声色自娱，末路失节，既投阮大铖而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其丑状令人欲呕。”这种评论也真能令人作呕，可是笔者注意到，钱谦益所为，即放弃党争，团结抗清是当其时必须采取的方法，不能不承认钱谦益的胸怀与气度，那些毁誉种种的党人很大程度上是自毁。另外的具有大胸怀、大气象的是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党争词义准确地见录于明末抗清仕子夏允彝所著的《幸存录》中，在这一部著作中，夏允彝明确指出党争是导致明王朝覆灭根本的原因。《幸存录》共六卷，关于党争的内容见于《门户大略》和《门户杂志》两篇，夏允彝详细记载了弘光王朝各朝臣之间、东林党、阉党以及复社文人之间的党争。夏允彝满怀悲愤地写到，值此清兵压境、国难当头，弘光王朝上下本应戮力同心、一致抗敌，但朝臣之间却党派林立、纷争不断、互相倾压。夏允彝是几社发起人，与复社文人交往密切，但他不为门户所限，他评价东林党人和复社文人既恕亦贬；对于受尽诟病的“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夏允彝亦恕亦贬。夏允彝与其它东林党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的评论的基点是国家利益而不是一团体之私。夏允彝指责东林党人与非东林党人之间的内讧，认为他们没有以国事为重的见识，也没有和衷共济的肚量，尔虞我诈争斗不休，以至于满清集团可以在明朝内部的分裂中轻取天下，他站在一个较高立场上，有了许多值得赞许的公允之论。论东林党人与“阉党”魏忠贤的对立，谁对？谁错？历来文人的评论固然激烈，却难得正义，更多的是另外一类构陷，如同上述《雨花》们对现代“四人邦”的抹黑，例如，明末秦兰徵在《天启宫词》大师描述客魏阉党的佚事遗闻，极性污秽难闻。如何判断这一时期党争中的谁是谁非？不能不以史实为评判：首先，是当局者的看法。对于所谓“阉党”的评论，在国事极其危机的时候已经很难“民主”了，当局者的判断是重要的。明熹宗死后，崇祯对魏忠贤的态度有一个反复。他开始诛锄阉党，杀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很有一类打倒“四人邦”后的大快人心。但是事实证明虽然有钱谦益、夏允彝这样的明白人，大多数东林党人也不过是一群庸人，他们仍然争权夺利，党争不休，国家大事不过是他们运作的筹码，这一代文人的自私与庸俗令读史者周身寒彻。魏忠贤是被崇祯杀死的，死前公布罪状、发配凤阳，死后碎尸万段、悬首示众，可谓恨之入骨。但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是崇祯煤山上吊前的第五天，崇祯接受了曹化淳的观点“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他想起了熹宗临终前的遗言，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于是下密旨收葬魏忠贤的遗骸，葬在魏忠贤生前选定的墓址香山碧云寺。崇祯的反思就在于他自己的执政经历，他在位17年间换了17个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仍然不得其人，更无法控制局面，那些痴情于党争的东林党人和其它的派别何时以国事为重？内外交困的崇祯迫切需要魏忠贤这样刚强果断助手，也就是必须坚决避免党争，于是有了对魏忠贤的再肯定。其次，是仕阶层自己的表现。对于后世的我们，对晚明仕阶层的表现并非仅见于文章与言论，而是在考察其具体的行为，即事实胜于雄辩，这是历史学的意义。历史学家王家范教授在《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中为这一时代文人的颓废做了丰富的注解。笔者曾经在《明万历朝鲜之役对东亚历史的影响》一文中把万历朝鲜之役认定为明朝衰落的一个转折点，其原因即在于此役耗尽明朝廷的钱粮；而另外一个转折点即发生在嘉靖年间的陕西大地震，笔者把朝廷放弃明朝前期特有的救灾责任的做法也归结为朝廷的钱粮匮乏。应该说陕西大地震对明王朝是致命的，后来郭老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说到这一地区的“易子而炊”的惨状，而民国时期的资料记载了上世纪30年代陕西社会的凄惨，应该说的都是陕西大地震和大灾难不能救的祸延。但是，在探讨中国历代朝廷对灾变应对的时候，笔者注意到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之辨，对那些不问民生，专务一己、一党私利而自我标榜义理的庸俗仕子们尤其厌恶，笔者甚至认为正是这些人毁了大明朝的前程，嘉靖皇帝对大明朝前程的失误仅仅在于不能够效法秦始皇有一个“焚书坑儒”的果断行为。后来读王家范教授的文章和演变，这个观点有了具体的证实。明中晚期的中国穷吗？答案是否定的，王家范教授写到：“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但是，巨额的财富并没有让明史一片光明。因为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并不在政府手中，也不在社会大众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