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考方式

中国人的思考方式（转载）原名：中式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作者：芦笛原文名过于敏感，或者说，在标题上就容易让人无法理智的看待这篇文章，既然说到“无法理智”，那就希望大家在阅读的时候能保持理智。这篇文章能引人怀疑，带人思考。对于新时代的我们，推荐大家一看：）正文：-----------------------------------------------------------------------------------------------如果问：中国人会思维吗？这个提问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衅性和污辱性的。敢怀疑中国人是否会思维，本身就是对民族的极大污辱。谁敢说咱中国人不会思维？咱们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优秀的人种麽？而且，你说中国人不会思维，你自己是不是中国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样不会思维麽？还配写什麽文章！你这不是自打耳光麽？然而无奈的事实是，咱们似乎就是一个不怎麽聪明的民族。老芦下海之初，写了篇《论闭著眼睛嚷》（此文至今还在被人换了作者名字反复转贴，甚至把题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导读者如何“意淫”的）。在其中我说∶“一个民族只要干出‘大跃进’、‘文革’这两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该民族就能进入‘耻辱吉斯尼大全’而永垂青史。可我们干了这两件事还嫌不够，如今，又正是这浅薄的民族虚荣心亦即廉价爱国主义席卷风靡了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知识分子，让他们在人民刚刚脱出饥寒之后又开始仇外鼓噪，号召内战！”就是最狂热的爱国志士，恐怕也不能否认以下事实∶第一，无论是“大跃进”还是“文革”，都是史无前例的举世无双的蠢事。第二，这两件无比壮观的蠢事都得到全民族的狂热拥护与全身心参与。第三，在干了这两件蠢事后，竟没有几个人痛感我们是何等的蠢笨愚昧，纳闷当初是什麽糊涂油蒙了我们的心，去认真找一下我们脑子里的毛病，让我们今后变得聪明一些，反而欣欣然地去重犯以前犯了一百次的错误，甚至越活越聪明，巴不得老美把核武库扔到咱们脑袋上来，以成全咱们“宁为玉碎”的骨气，更从此一劳永逸地治好咱们的蠢病。这当然也有道理──不管是什麽顽症，“人死病断根”的话总是不会错的。所以，任何一个良心未泯的人，无论如何爱国，恐怕也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咱们确乎是不那麽聪明。至少，没见过别的民族干出咱们那些聪明事来。而所谓不聪明，其实是说咱们不会逻辑思维，情绪过剩，理智不足。用这八个字来考量从义和团到今天的爱国壮士，那的确是度身定做的。该用脑袋的时候，我们用上了热血。就是这满腔沸腾的热血驱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干出了一桩又一桩事与愿违的蠢事，在使国家民族蒙受深重灾难的同时，还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烂下去。这当然也不完全是现代中国人的错，从咱们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逻辑思维。除了墨子有点萌芽观念，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维。从《老子》开始直到鬼子们打进来，祖宗们就没有给我们留下一本象教科书那样编写得有条有理的学术书籍。《老子》、《庄子》和《四书》，其编写之混乱重复令人咋舌。直到鬼子进村了，咱们这才知道天下原来还有“逻辑思维”这玩意儿。连“逻辑”二字都得音译，“以字造词”都造不出来，可见国学中不但没有等价物，连个稍微沾得上边的东西都没有。当初严复译这个词，把它译成莫名其妙的“名学”，可见其捉襟见肘。进口来的东西当然难养驯，何况咱们还没有日本人的学习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们这些肖子孙还是没有多少长进。中国到现在也没有一本《福尔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说。而你若问一般人（哪怕是大学教授也罢）什麽是逻辑思维，恐怕他只会说∶“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韩非子没给咱们留下“卖矛又卖盾”的寓言，恐怕咱们连这点认识都没有。一、概念不清弄清脑子里的各种概念，而咱们的拿手好戏，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梦中仙女一般模糊，这就是咱们思维的第一个毛病。从老祖宗起，咱们就从不知道给出概念的逻辑定义，从来不会准确界定所讨论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变成了一堆边界不明的气团。“道”、“仁”、“圣人”、“君子”、“小人”乃至后世的“理”、“气”等等重大概念，从来不曾明确地严格地定义过。凡国学和中医中出现的貌似“定义”的东西，如“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为水谷之海”、“头为诸阳之会”、“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逻辑学上都是一钱不值的。概念不清的第一个后果，是我们不但热衷于奢谈某些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东西，而且还会为它们而激动，而疯狂，而大打出手。百家争鸣时，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荀子无不谈“道”，吵得沸反盈天，却从未想到他们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定义出发”，文革来“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后中央《关於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才发现“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明确的定义”。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资派”，竟然有那麽多的热血青年在武斗中送命，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黑色幽默。然而事实证明我们就是专演此类幽默大品的大师。老芦自上网来经历了三大围剿，每次都是常识和愚昧的混战。壮士们不论打的是什麽旗子，一律都是混“帐”（按∶此非骂人话，而是说他们心中的那本账太混乱），既不想想什麽是“国家”、什麽是“民族”、什麽是“政府”，这些概念之间有无重合之处与重大区别，也不想想什麽是“民主”和“民主运动”，更做梦也不曾梦见这“爱国主义”究竟是一种感情宣泄，还是一种理性行为。我说∶“所谓‘芦笛现象’的出现，是这个民族的耻辱和悲哀”，决非危言耸听。咱们这种毛病已经深入骨髓，有时连我自己也会奋不顾身，跳进泥坑。前两天和人乱吵“文理优劣”，直到某先生出来大喝一声，才意识到所谓“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见问题之严重。概念混乱的第二个恶果，是使得中国无法产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学问也无法深化。在这方面中医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给概念作精确的逻辑定义，使“脏”、“腑”、“阴”、“阳”、“寒”、“热”、“虚”、“实”、“表”、“里”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全成了不确定的无从捉摸的东西。概念混乱更使得起码的逻辑分类都无法进行。“三焦”既包括五脏六腑在内，本身却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证明。因为没有明确的逻辑概念，逻辑学的基本规律都没法应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门应该是科学的东西却成了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禅理，变成任由实践者个人凭悟性和灵感发挥的艺术。这就是中医永远无法用逻辑方法整理、从而学术化、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概念混乱的最后一个恶果，是即使遵循正确的思路也会导出错误的结论。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这里“借头示众”，把前两天和某网友的争论拿来作个示范，请务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因而是不能翻译、无从比较的，所以外国人无法欣赏中国文学，谁是中国最杰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国人自己决定。而作品的文学价值就是它的市场价值，所以谁拥有最多的读者，谁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因为金庸拥有最多的读者，所以金是中国最大的文豪。外国人不欣赏他并不证明他不行。这里的推理过程是缜密的，没有什麽毛病，问题出在“文学只是文字的艺术”和“作品的文学价值即市场价值”这两个错误概念上。概念错了，便不免南辕北辙，车再好，马再快，离开楚国却只会越远。可见清晰、准确、正确的概念是正确思维的第一步，而我们中间似乎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一点。二、不证而论咱们的第二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不懂逻辑学上的“充足理由律”，给出论点来往往不证而论，只有论点，没有论据。这里随便引两句《老子》∶“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这里的三句话，每句都是论点，毫无论据，实际上是三个彼此毫无相干的结论。翻成白话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于实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们明白事理。聪明的人民是难以统治的。所以，用开发民智去治国只会坑害国家；反过来就会给国家造福。”请看，这里哪一句话不是先入为主，强加于人？最后那句话用“所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于前面的论证的结论，其实只是与前两个结论并立的另一结论。比起西方那些“难治之民”来，中国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驯服工具，然而西方却不会象中国那样周期性地发生暴乱，可见“智民难治”的结论并不自动导出“以智治国是祸国”的结论。就算勉强把最后这个结论说成是由前面的论点引伸而来的，它仍然只不过是建筑在未经证明的两个论点上。愚民如果是暴民，又何尝“易治”？这种“不证而论”的传统在近代得到空前的发扬光大。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讲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国便成了一个世上独一无二的实行“口号治国”的国家。我每次回国，都要震骇于国外见不到的那些巨幅标语，它们以上帝般的权威口气，不容置辩地命令或教育人民应该怎麽去过日子。我们早已习惯于不加思索地接受这些毫无根据的命令，如同敬爱的林副统帅说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古代，咱们埋头做忠臣孝子，在现代，咱们埋头“斗私批修”，同样的毫不踌躇，同样的无怨无悔，却没人问一声∶“什么算‘忠’？什么算‘孝’？为什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为什么要‘痛打落水狗’？提出这些口号的根据是什么？难道它们是《摩西十戒》，不必说出理由何在？”三、乱用类比推理咱们第三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乱用类比推理，从毫不相干的事物或自然现象中推导出人生大道理。这里再随便引《老子》作例证∶“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类似地，中医“理论”中的那些“天人感应观”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东西，体内似乎全有，“风寒暑湿燥火”无一不备。老芦是个“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里也淹不灭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这样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岁那天就要“中风”，让手脚象风中的树叶那样抖个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实就跟墙角长的青苔一样，只是颜色不同而已。如果体内“湿度”大了，舌头就长出厚厚的白苔来；如果体内“热”了，苔就给烤干了，如同青苔无法长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时不免纳闷∶黄帝、张仲景、孙思邈他们当年怎么就没想出个体内的日月星辰来？这种病态联想，使我们象尼采笔下的“超人”那样，从此山的山巅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巅，在概念之间作狂野的“飞跃”。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两千年下来，似乎只有一个曹孟德敢于公开承认他愿意使用象陈平那样的“盗嫂受金”者来治国。这个乱用类比推理乃至文学比喻的传统，至今仍在让咱们每时每刻发扬光大。这方面的问题，我在《明月何处圆？把酒问青天》已经痛驳过了，此处不赘。四、以“经典”作为论据第四个常见的思维毛病，是以“经典”作为论据甚至论点的来源。中国的古代“思想家”，似乎离开了权威的话就写不了文章。老子没有权威可引用，便捏造个“古之圣人”出来。到了庄子，便虚构了一个“仲尼”，一会儿把他当神灵附身的巫师，借他的口来假传圣旨，一会儿又把他当批判嘲笑对象。孔子离了文王周公，孟子离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语症。到了后世，读书人的全部智能都用来“代圣贤立言”，全国人民两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个死人的智慧讨生活。就连弄点闲情逸致的诗文歌赋，也要把它们变成王恺与石崇式的斗富，比赛谁家囤积的典故多。宋儒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果孔子不生出来，古往今来的几十亿甚至几百亿人便统统没了脑袋。这种“吃死人大户”的千年“人民战争”，蔚为文明史上的奇观！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没能轰垮咱们这种吃祖产的败家子家风。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