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1中国共产党人要努力跳出历史的“周期率”——重读黄炎培先生写于1945年的《延安归来》●张荣生[内容提要]本文是社会科学理论创新成果，因为话题严肃，曾在网上引起热烈反响和广泛共鸣，点击2.89万人次。作者认为，历史周期率指的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兴衰存亡的规律，它是任何执政者都必须面对的“变数”与考验。作者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并且能够跳出这历史周期率，关键是要做好建设物质、精神、政治三大文明，创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遏制腐败蔓延等五项工作。[关键词]历史周期率共产党执政民族复兴我这半辈子中，曾经浏览过的报告文学作品不算少，而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很多。黄炎培先生写于60年前的《延安归来》，就是这“不很多”作品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一部。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议论，真是百读不厌，经久弥鲜。最近再次重读，它所给予我心灵的震撼和理念的警醒，仍然不亚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名句格言。我想，这是因为其中蕴含的深刻哲理，不但警示着每一位共产党人奋斗的一生，而且警示着整个中国共产党团体全部战斗历程的缘故。一、“历史周期率”：执政者必须面对的“变数”与考验为了论说的方便，我必须把黄先生脍炙人口的议论原汁原味地抄录如次。他写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1在这段议论中，黄先生运用归纳推理，对清末民初以来六十余年走马灯式纷纭呈现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发现其中存在一种重复出现的兴衰存亡轨迹，他名之曰“周期率”。“周期率”起作用的过程是：在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的上升兴盛期，条件是环境艰苦、困难重重，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由此导致积极进取、团结奋斗，表现为两点，一是没有一事不用心，二是没有一人不卖力。而在下降衰亡期，条件是环境优裕，谦虚谨慎与艰苦奋斗显得不再迫切需要，由此导致精神懈怠、惰性发作，表现为三点：一是求荣取辱，——因好大喜功而轻举妄动，结果事与愿违、弄巧成拙，使已成的事业遭受重创甚至毁于一旦；二是政怠宦成，——“革命”成功，获得高官厚禄，当初追求的个人目标已经实现，从此安富尊荣、荒怠政事，使事业在创业者之世即归覆亡；三是人亡政息，——创业2者励精图治、政举事理，但因没有选择、培养好接班人，或没有建立必要的规制，使事业败灭在继承者手里。正如在自然界的生命现象中存在生老病死的周期率一样，黄先生的发现揭示了在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中也存在兴衰存亡的周期性现象。这就是说，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由于自身存在的矛盾运动和自身与外界的交互矛盾运动，活力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惰性，生机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衰象，使一项事业的演变过程呈现出由兴而盛——盛极而衰——衰极而亡的历史轨迹，由此导致新旧社会的兴替与政权国体的更迭。其实，中国战国时的思想家孟子已经觉察到并且指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2的社会政治现象，而宋代政治家欧阳修也曾总结并且提出过“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3的社会政治哲理。平心而论，黄先生指出的“周期率”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每一个执政的人或者团体必须面对的“变数”和必然经受的考验。衡之两千余年来中国古代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如果不是起先的“用心卖力”和后来的“惰性发作”，怎么会有炎汉盛唐皇明大清的数百年辉煌与一朝的覆灭？衡之百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建立的政权，如果不是当初的“用心卖力”和后来的“惰性发作”，怎么会有二战后如潮涌般的社会主义政权诞生和20世纪80年代末如山倒般的苏联东欧剧变？既然“周期率”是一种客观存在，那么，它的作用对象就是普遍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事业理所当然地也会受其支配力的影响。我们应取的态度是：承认它的存在，正视它的作用，研究它的规律，在此基础上采取相应举措，跳出其支配力的范围。二、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跳出“历史周期率”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保持并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是因为她肩负着繁重而无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并且面临新的历史挑战。第一，实现四个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多民族、穷底子、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要在这样的国度里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进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任务之繁重、工作之复杂、进展之艰难，是世界上其他国度无可比拟的。只有共产党这样密切联系亿万群众的大党做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办大事，一步一步走向光辉的顶点。没有其他任何团体能够取代共产党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离开党，中国的现代化大业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第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维护民族独立主权需要共产党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我们虽然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但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还在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核讹诈政策还在奉行。建立称霸全球的单极世界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一意孤行的既定方针，不可能自动放弃。为实现其目标，他们可以利用诸如“人权大于主权”、“反恐没有国界”等任何借口，袭击别国设施，入侵别国领土，霸占别国领空，甚至勒令拘捕移送别国的领导人。由此可知，某些中国人曾经幻想的由西方某大国的总统按照该国的体制管理中国的事务，就能使中国与该国同样富强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在霸权主义的阴影下，世界远没有“咸与维新”，全球不可能“共同富强”。离开久经考验、坚强有力的共产党，中国的团结统一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不可想象的。第三，支撑中国的社会主义旗帜离不开共产党的领导。历史已经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和发展中国。而社会主义与共产党是一对孪生姐妹，必须结伴而行。西方敌对势力之所以亡我之心不死，处心积虑、无孔不入地对我实施“分化”、“西化”、“和平演变”、“武力遏制”、“制造麻烦”，根本的一条就是冲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来的。他们紧抱着“冷3战思维”，一刻也没有淡忘两种社会制度的竞存与斗争。“我们与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在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上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这是阶级斗争在我国一定范围内仍然并将长期存在的主要表现。”4我们当然不可能也不必要“输出”社会主义，但是，在当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之际，我们有责任发展壮大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用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制度。这是中国这样一个大民族对于全人类的解放和进步事业应当做出的贡献。第四，党的组织基础、活动方式和群众对党的信任度面临新的挑战与考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产业结构调整的展开，特别是加入WTO后经济格局重组、经营方式融入国际轨道，为数众多的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改业或待业；而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支部或者没有建立，或者活动受到限制。这就使党原有的广大基层组织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这个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党就会逐步丧失其全部战斗力的基础，从而发生“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危险。5另一方面，一部分最基层的群众因为承受着改革的成本而较少得到改革的实惠，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产生疑虑；而蔓延滋长的党内腐败现象又日益玷污着党的形象，蚕食着人民对党的信任。所有这些，都对党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造成了潜在的威胁。三、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那么，中国共产党人能否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呢？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是：第一，党的领导地位是由历史所选择的。自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年中，国家四分五裂，人民一盘散沙，中华民族饱受全世界列强的欺侮与凌辱，只是靠了共产党卓越的宣传、组织和领导，才在1949年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在夺取政权的浴血奋斗中，党牺牲了数以千万计的共产党员和优秀战士，以此为代价赢得了人民的真诚信任，与人民建立了骨肉般的亲密联系。人民是党的生存条件和力量源泉，党是人民的凝聚核心和行动向导。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这种在血与火的共同苦斗中建立起来的相互依存关系不是任何力量能够轻易破坏得了的。人民从历史中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独立自由的新民主主义中国，党没有自己需要追求的私利，而只是全中国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第二，党的伟大正确是被现实所证明的。建国以来，党一直致力于探索基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经过长期摸索，并且是付出了惨痛失误的代价，党初步搞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取向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策并付诸实施，使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得到根本的改变。中国开始以全球经济大国的身份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从现实中认识到：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繁荣富强的现代化新中国，党完全有能力把中华民族引向伟大的复兴。第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都是党和人民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敝帚自珍”，像东欧剧变时那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情况不容易在中国出现。不仅如此，党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还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三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且确立了她们在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正如一母所生的“三胞胎”一样，共产党、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间有着密不可分的依存关系。运用这些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原则和思想方法，有助于党和人民在光怪陆离的各种时髦社会政治思潮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辨明政治的方向，选择正确的道路。第四，党的四代领导集体一脉相承地推进着党的自身建设的伟大工程。以古田会议决议和延安整风确立党的三大作风为标志，毛泽东同志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理论。以南4巡谈话为标志，邓小平同志发展了毛泽东建党理论。以“三个代表”学说的发表为标志，江泽民同志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建党理论的宝库。以开展全党范围的先进性教育为标志，胡锦涛同志坚持着发展着前人的建党理论。经过四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我党集中了全民族绝大多数最精华的优秀分子，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这为巩固与保持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最坚实的组织基础。四、中国共产党人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党具备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还必须依靠采取正确的举措。否则，党变国亡、丢失政权的可能性将会变成现实性。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变化必须依赖一定的条件。因此，如能对条件进行适宜的干预，就可能控制事物的转化过程。活力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惰性，在另一一定条件下也可使惰性转化为新的活力；同理，生机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衰象，在另一一定条件下又可使衰象转化为新的生机。我们党的四代领导人一直在寻求永葆党的生机和活力的恰当途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对黄炎培先生称，他已经找到了共产党人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他的这番话得到了黄先生的首肯：“只有大政方针决之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个周期率，怕是有效的。”6主要地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毛泽东同志没能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而他实际上并没有能找到通过实行人民民主来巩固和保持共产党人执政地位的具体途径。他在建国后发动了一场接一场的整党整风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党内惰性的发展，但是伤害了许多好干部；他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而热衷于抓社会上的阶级斗争，打击了许多不该打击的人，妨害了生产力的健康发展；他所崇尚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从发扬“大民主”的初衷出发，收到的是破坏法制的结果，在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