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工事业的重大事件

中国军工事业的重大事件1989年1月17日上午，天气相当冷。秘书来通知，让我陪着领导到机场去，问是什么事？他说上边来了领导，要到机场看飞机。于是我陪着唐经理，他陪着军队和地方领导，乘车从大白楼来到试飞站。远远看去，只见蓝天下的跑道上停着一架灰黑色的大飞机，有几层楼高，庞大的机头向上折起，一些小小的人在围着飞机忙碌。再往前走，就有全套美国海军陆战队行头的士兵在站岗，他们把机场围了一圈，除了装机的工作人员，中国人就不让靠前了。隔着几百米，看到有两架工厂生产的歼8Ⅱ飞机的机身，准备往机舱里面装。这时有技术人员介绍，这是美军的C-5A“银河”式运输机——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之一，载重120吨。这架运输机从美军的日本冲绳基地飞来，下午一点半开始装机，机舱内有自备的吊车，大约装了一个多小时。这架运输机载着2架歼8Ⅱ飞机，据说途中不停，经两次空中加油，直飞美国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所在地——加利福尼亚的圣地亚哥。早在80年代初，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刘华清访美时，就与美谈过改装歼8飞机事宜。1983年11月，邓小平在总参、科工委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关于开展中美军事技术合作事项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增加改装歼8电子火控系统项目”。1984年，美国里根总统同意将歼8Ⅱ飞机列入美国对外军事销售渠道。1985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原则同意对飞机进行改装，至此，中国与美国最大的一项军事合作项目正式立项，美国人称之为“和平珍珠计划”。1986年中美签订合同，通过美军招标，由格鲁门公司负责改装，中国购买55套火控系统，这次是把样机送往美国改装。后来，美国单方面宣布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最后已经装上的一些设备拆了下来，把歼8Ⅱ的机身还了回来。过了几个月，他们又提出可以继续改装，但要中国多支付两三亿美元，中国没有答应。“和平珍珠计划”使中国蒙受了巨大损失，但也使我们了解到了西方军机发展的一些趋势。林宗棠在清华机械系毕业后即到国家经委工作，后来成为万吨水压机副总设计师，我国机械工业元老沈鸿是总设计师。同时，林宗棠还受命组织了我国著名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万吨水压机是在江南造船厂建造的。有6层楼高，锻压能力达1.6万吨，能把巨大的钢锭像揉面团一样加以锻造。它的诞生为我国重大装备制造业特别是军事工业，解决了特大件锻造的重大难题，在当时具有特殊意义。当然，现在我国连8万吨的压力机都有了，这是我国重大装备制造能力连上台阶的标志之一。这一年空中加油工程研发成功。由轰6改装的空中加油机，即在改掉轰炸系统和加装加油吊舱等后，对歼8Ⅱ受油机，第一次实现了空中加油成功。使空海军航空兵远程作战能力有了质的提升。自此开始，我们从国土防空转向攻防兼备，从“关门打狗”跨到主动防御。人民空军开始向战略空军转变，“拒敌于国门之外”不再是个遥远的目标。空中加油工程获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后来，苏联第一部长会议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保利集团邀请来华访问。50年代，阿尔希波夫是苏联援华总顾问，与中国负责苏联对华援助的陈云同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后来他长期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主管经济工作。这次邀访其实是陈云同志提出来的。他讲：“苏联解体后，几十年建立起来的航空工业基础严重削弱了。”80年代，苏联航空工业的从业人员曾多达200多万人，有293家企业。年产600多架军机，150多架民机，300多架直升机。可苏联解体后到2000年，俄军基本没有买新的军机。1995年，俄罗斯航空工业的开工率仅为5%。俄国飞行员年飞行25小时，而美军飞行员则是200多小时；俄军人也由500万人骤减到120万人。1999年俄罗斯军费37亿美元，为美国的三十五分之一。俄罗斯掉入了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与市场的“冰窟窿”中。苏联一解体，通货膨胀率竟能达到300%以上，三四年间，物价上涨了800多倍，到1995年俄罗斯工人月均工资只能折合为8美元。对于这些概念，我们确实需要想象力才能进行还原。“苏联的这一乱，航空工业恢复起来至少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熟悉苏联航空工业的林宗棠当时这样分析。这时美国的航空工业，在研制波音777时，并已开始进入无纸化设计时代，使并行工程大行其道。其结果是飞机设计出现革命性变化，设计时长与零部件数量缩短了50%左右，制造时长也缩短了60%以上。当时，航空与航天两个行业虽然成立了一个部，但还是各自独立运行，没有彻底打乱融合。部机关是合在一起的。分别由两个行业的人均衡地担任部与各司局级干部。部机关办公在交道口的原来航空工业部办公楼。中国的航空与航天工业，历史上分分合合，也证明了这一点。1955年国家设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负责导弹的设计研发，这标志着我国导弹事业的一个开端。到了1966年初，国家成立了七机部，这时的航天工业才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国防工业部门出现。到了1988年，在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又将航空与航天合在了一起，直到1993年，两部分开后分别改组为行业性全国总公司。所以，两个行业的不仅是兄弟关系，而且这个关系还很密切。特别是航天主体的导弹工业，经历了在航空中发展、再从航空中分离，进而又合入航空、其后再分开，到最后干脆两个行业合并的过程。在这一年的航空航天部工作会议上，表彰了首批10名“航空金奖”获得者：陆孝彭（强5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高歌（北航工程热物理专家）、朱克昕（雷达专家）、彭历生（海防导弹总设计师）、程华明（航空发动机专家）、陆颂善（航空管理专家）、颜鸣皋（航空材料专家）、关桥（焊接专家）、周尧和（西工大铸造专家）。奖金一万元。林宗棠部长宣布，奖金不准平分，也不准请客。《咱们中国军工的那些年》节选之五横空出世的“飞豹1999年国防现代化首先是军事思想的现代化。中国的军事理论该大幅度地革新与转型了。中国军工装备的发展在新的战争理论指导下应做出相应的调整。飞机的发展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中航工业经济技术研究院建立了一个新战法研究室。乍一看好像这不是工业部门的事，但实际上，这正是我国军事工业走向成熟的一个表征。总之，一个新的军事时代来临了。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美国出动隐身战机F-117多达1200多次，但未曾损失一架飞机，这种造型奇特、行踪诡秘的飞行器，使中国人看到了以隐身技术、超机动性和超声速巡航为核心的隐身战机，在高技术条件下战争的潜力。在对南联盟的战争中，隐身战机继海湾战争后再一次参战。但在3月28日，价值高达4500万美元的F-117飞机被击落，至今美国也不清楚该机是被何种武器、采用什么方法击落的。同时也可见，世界上不会有任何一种不被破解的武器，隐身战机也并不神秘。1999年，是建国50周年，国家按惯例举行国庆阅兵，这一次被称为“世纪大阅兵”。航空工业有一大批飞机将参加阅兵式。当年的夏天，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新闻办组织了新华社、《科技日报》《经济日报》《北京青年报》等一批记者，来到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和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围绕参阅飞机的有关情况，做了多种形式的采访。9月26日，《科技日报》以《中国“飞豹”横空出世》为题，在头版头条发表了记者仇方迎所写的“飞豹”歼击轰炸机有关研发情况，全国有上百家媒体所转载，有力地振奋了国人精神，在国外也引起很大反响。70年代的越南战争，美国想尽办法要阻断越军的后方供应线，但始终没有炸断蜚声世界的“胡志明小道”，于是一种既有较大载弹量，又有相当空战能力的歼击轰炸机成为美军的迫切需求，这样美国拿出了F-15。而苏联在此前则搞出了世界上第一种歼击轰炸机——苏-24。到80年代初，美苏都有近千架远程轰炸机。1974年的中越西沙之战，暴露了我空军没有歼击轰炸机的短板。从1977年开始，中国走出研制第一代超声速歼击轰炸机的步伐。而1988年的南沙之战，进一步暴露了我海军航空兵“腿短”的致命问题。加快“飞豹”的研发，成为航空工业的一个必然选择。“飞豹”经历了“三上三下”，曲曲折折。从1977年立项，到1996年定型，历时18年，仅行业机关与军队领导参加的现场办公会就达9次。1988年的8月14日，“飞豹”终于实现了首飞。首飞试飞员黄炳新当年是试飞团长（后任中国试飞研究院副院长），首飞前，他写下了遗书。据当年组织研制的马承麟回忆，“‘飞豹’首飞着陆时前轮摆振，摆得座舱仪表都看不清字，好似要散架了一样，还掉了好几块表，飞机仅差20米即冲出跑道”。后期试飞中，甚至经历了试验机在空中飞掉方向舵，居然在黄炳新驾驶下安全返回这样世界航空史上的奇迹。后来，黄炳新成为空军“试飞英雄”、首批功勋试飞员，并被授予“一级英模”称号。“飞豹”是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成立后第一种向世人披露的新型军机。这个飞机18年的研制中几次面临干不下去的情况。“三起三落”，“七次风波”，“两次减重”。经过西安飞机设计所和西飞公司等的长期努力，终于拿到了一款适应海军航空兵需要的，航程远、载弹量大，具有强大空中遮断与突破能力的先进飞机。18年的含辛茹苦。美国搞F-15，投入了72亿美元，而我们“飞豹”的研制，花了10亿元人民币。为了中国的“飞豹”，两代人的青春与努力，才有了人民海军歼击轰炸机、水面舰艇、潜水艇“三位一体”的联合作战模式。这一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飞豹”总设计师陈一坚，一首词抒发了心中的情怀：千里南疆雾茫茫，故国土，自难忘。狂涛骇浪，几处设国防。…………2000年一连三四年，每到年底，我都陪着领导去贵航送温暖。这成为我难忘的经历。贵州是我国唯一一个全境都是山区的省份，它那郁郁葱葱、浮沉于雨雾之中的馒头山，成为中国西南一片永远翠绿的胜景。而在那个崇山峻岭中，最多时有7万多职工在为航空工业的发展而奋斗着。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贵航集团仍有一批企业创利超千万元。就是一些困难企业，也在坚忍中拼搏，做出的甚至是牺牲。贵航集团是我国军工三线建设中的最大企业，分布在贵阳—平坝—安顺一线的3个地区、3个市、8个县。“瓜蔓式”的绵延400多千米，方圆共27000多平方千米，共有50多家单位。1965年开始建设贵航。周恩来提出，贵航1970年一定要建成！为了加快航空工业新基地建设，1969年毛泽东签发军委命令，解放军工程兵52师进驻，这样进一步加快了建设进度。当时建基地的条件极其艰苦。那时建厂用的水泥国家统一调配，需要到水城水泥厂去拉。那里只有两个装车位，排队拉水泥的车一般都是排上四五千米，一排就是几天几夜，车一点点地向前挪，不能离开车，更不能睡觉，最长时间排了五天四夜，吃的就是烤饼就咸菜，喝的是溪水。最早建设三线的一批人，住的就是牛棚、马圈和山洞。从工厂宣传部长岗位上支援三线担任基地党组副书记，最后又回到工厂担任党委书记的谢长吉回忆说：“那时候国家每人每月供应4两茶油，但往往供应不上，双阳厂的职工有9个月没有给一两油。三线航空人是可敬的。在建设三线中他们承受了种种的困难与磨难。有这样一件事：双阳厂的一个车间采购员很有本事，从皮革厂拿到了一些熟皮子刮下来的下脚料，里面有碎肉皮、猪毛和杂物（我猜连现在的地沟油也不如，因为地沟油中油还是主要成分），约有200斤。工人们高兴得不行：“晚上炒菜有油了！”下班后当大家拿着饭盒去领这些下脚料时，只听党支部书记一声断喝：“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给我回去！”于是，这些人低下头，默默地走了回去。一次去贵航，晚上到了贵阳小河看望我小学的同学。他叫王力，是贵航标准件厂工会主席，看到他家里除了一台电视，只有几件旧家具，我诧异地说：“好歹你也是厂领导啊！”“我们这儿都这样。”他淡淡地说。后来他患肺癌去世了，虽然他从不抽烟。时间到了1999年4月，当时的副总理温家宝到贵州视察青岛红星化工集团在贵州的红蝶钡业公司，忽然看到这个厂的大门口，还挂着一块“航空工业龙岩飞机厂”的牌子，随行人员告诉他，这个厂的搬迁还没最后完成。温家宝当即改变视察行程，在龙岩厂的老厂区认真看了一遍，最后讲：“他们也很艰难啦！”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贵航人于1970年生产了歼6Ⅲ型飞机，接着又生产了歼7飞机，后来还研制了“山鹰”——歼教7飞机。搞了多种型号的航空发动机和无人机等。“山鹰”作为培养我国第三代战斗机飞行员的新型高教机，研制中曾10年未在国家立上项，贵航人在极为困难的环境中咬牙坚持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