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困境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中国领导人的外事活动频繁。如果在各大机场统计一下搭载了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客机与专机，估计平均不到十分钟就有一架腾空而起。表面上看，这无疑是中国外交的黄金时代。然而，这只不过是表面而已。我感觉到，在热闹的表面之下，中国的外交一直没有摆脱困境，而这种困境，迟早会演变成危机。我就从中国领导人出访中观察到的三个现象说起。第一个现象我想大家也都留意到了：中国领导人出访时飞机里都装满了工商界人士。每一次大的出访，最重要的活动一定是签署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贸易合同，一位西方政界人士告诉我，出访的中国领导人给他的印象是一位商业代表团的领队。当然，西方领导人来访中国的时候，也会入乡随俗，带来许多资本家。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西方领导人之间互访，就很少带那么多商人随行了。做生意是生意人的事，没必要都由国家领导人来主持，西方领导人跑到一起去的时候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在政治、军事与人文方面交换意见，或者共同探讨国际上的某个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第二个现象也很明显。中国领导人虽然带了那么多生意人同行，但他们并不“在商言商”。他们每次出访，都伸出了扩大交流与合作的橄榄枝——强调的不是工商业领域，而是政治、文化、人文甚至军事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这说明中国的领导人很清醒，他们看到了中国外交的困境：贪婪的西方人是不会拒绝口袋满满的商人的，更不会拒绝乘坐专机过来的官员与商人（或者“官商”），同中国做生意，何乐而不为？可大家想一下，这些年来，中国同世界，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之间，在政治、军事、人文这些层面的关系又如何？恕我直言：进步不但不大，有些方面甚至退步了。西方国家之间不是没有贸易摩擦，但领导人到一起后很少谈贸易，更多的是谈“政治”，要知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最牢靠的不是“生意关系”，而是“政治关系”。中国目前与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都是维系在庞大的贸易之上。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做生意是双赢的，但如果没有政治、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关系作为坚实的基础，这种靠商业维系的外交关系就会经常陷入困境，最终甚至会出现严重的危机。举个例子。美国与印度之间的贸易额与中美之间的相比，小得可怜，但这两个国家间却很少有政治、军事与文化层面的摩擦；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大得惊人，可两国之间在政治上貌合神离，在军事上甚至都把对方当成假想敌。政治与军事关系看上去没有真金白银的商业关系实在，可在维系两国整体关系上，却更加牢靠与重要。这些年，中国经济发展迅猛，经济总量增长惊人，西方都不敢小看，也需要中国装满纳税人钱财的口袋为他们扑灭金融危机，可谁能保证中国的经济一直飙升？谁能够保证在下一个十年，西方在经济上依然需要中国？到那时，用什么来维系双边关系？按说，生意越做越大，哥们你好我好大家好，可逐渐扩大的贸易交流不但没有换来政治等领域的深入合作与相互信任，有时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威胁论”，而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心里很清楚，让他们担心的不是“中国威胁论”，而是“威胁中国论”——从政治、军事层面的外交关系来说，中国目前在国际社会是相当孤立的，军事盟友也就北朝鲜等两三个，而政治上能够聊聊知心话儿的，绝对不超过五个。且不说周边国家对中国心存顾忌，西方那些同中国做生意做得热火朝天的，始终在政治、军事与人文层面保持了冷漠的距离。中国领导人有理由担心：等到我GDP疲软，等到我口袋鳖下去，等到我人老珠黄的时候，现在同我做生意做得火热的国家不但会见死不救，甚至会落井下石，威胁中国政权的稳定与国家安全……这一切都是怎么造成的？现在，让我谈一下中国领导人出访时的第三个现象。当他们同西方领导人会谈时一定会表达这样的意思：我们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不同，让我们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这就是造成中国外交始终无法走出困境，未来潜伏着巨大危机的关键所在。有人说这是“冷战思维”，显然是把这个词儿当成了贬义词。实际上，在冷战时期，“冷战思维”不但不是贬义词，而且是国家要存活下去必须选择的意识形态。那时你要就是选择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就是选择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要就是解散军队，宣布中立。现在，冷战是结束了，但我感觉到，只要还存在着政治和军事上相对立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冷战思维”就不可能结束。中国如此，西方也一样。中国领导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强调了我们与人家的政治制度不同，要求同存异。可迄今为止，我也注意到，竟然没有一个外国领导人做过类似的声明。有时，作为中国人，看到领导人每次都近似“祈求”地要和西方领导人求同存异，那些国家的领导人却从来不接腔，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所以，这些年我很少把精力放在国际关系与外交政策上，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社会与文化现状，要想在国际关系中走出困境，避免危机，是有很大困难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有了这样的共识：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危机很重，而解决的办法必须是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结构的调整，包括社会、文化与核心价值观的重建。可很少人意识到，我们在国际事务与外交上同样困难重重，甚至潜藏着更大的危机，而解决办法，并不在于北京如何去表达善意，媒体如何到海外扩大宣传，生意与贸易如何进一步扩大，以及用纳税人的钱去扮演圣诞老人和散财童子的角色……解决的办法依然在国内，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与价值观的重建。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不但扫除了中国在国际上崛起的障碍，而且也将大大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软实力。这两个问题久拖不决的话，中国很难走出外交困境，而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是由于中国融入现有国际经济体系，并因此抓住经济全球化机遇的结果，但是中国在价值观和政治上依然没有融入现有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而且随着中国的崛起，双方的抵触和冲突正在加剧。现有国际体系的价值观依然以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主，那么中国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是选择放弃原则，同流合污还是坚持原则，独树一帜，正是这一两难选择导致中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表现为不主动性，犹豫不决和陷入一种孤独的困境。中国外交困境首先是由外在因素造成的，历史上崛起的大国都是孤独的，就像衰退中的大国也是孤独的，崛起大国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大国以及国际体系的遏制，如果针锋相对，必然导致矛盾和冲突，走向战争爆发的程序。伴随中国崛起，是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正在崛起的中国让周边国家和一些带有严重偏见的西方国家感到焦虑和担忧，历史的记忆使这些国家认为一个国家崛起，必然国强必霸，导致战争的爆发，由此对中国崛起的制衡和遏制战略态势已经形成，使中国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威胁论事实上已成为威胁中国论，成为制衡与遏制中国崛起的舆论工具和借口，中国每一次向前挪动，都会被认为是中国庞大战略中的一步，甚至中国商人冰岛买地也被夸大为是殖民冰岛，窥视北极，中国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会被看着是中国威胁的一部分，这显然已是一种病态的心理或者是别有用心。对此中国应该如何面对，化解这一心态，摆脱被国际社会孤立的不利处境？历史上美国崛起长期处于原有大国英国和欧洲列强的压制中，被视为乡巴佬和暴发户，崛起的美国与英国发生过两次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债务国成为债权国，从资本输入国成为输出国，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14点计划，试图带领美国走向国际政治舞台中心，但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随即美国选择重返孤立主义政策，把精力用于国内发展，提出美国的政治就是做生意，由此在美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大转型，大变革和大繁荣的时期，史称“柯立芝繁荣”，它使美国经济得到了十足的发展，美国人民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为后来美国走向国际舞台创造了坚实的基础，最后美国在千呼万唤中始出来，黄袍加身，成为世界体系的陀螺仪。反之，面对欧洲列强的压制，如果美国选择针锋相对的崛起战略，情况可能就完全不一样了，对此中国崛起可以借鉴美国。其次，目前中国面临的外交困境是由于自身缺乏一套成熟的普世价值观和世界观，现有国际体系依然是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价值观作为基础，中国依然属于非主流派，那么中国是选择同流合污还是独树一帜？显然选择前者意味背叛，选择后者，中国目前尚未有力量和机会，而这一两难选择导致了中国外交的困惑和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独。凡崛起大国，随着国力上升，必提出自己的核心利益，要求改变原有的体系，要求更多的阳光下的土地，这自然就导致矛盾，冲突和战争。对此，美国在崛起过程中，反其道而行之，更多地倡导共同利益，如一战后美国提出十四点建议，以此作为全球体系的基础，二战后又倡导建立联合国。威尔逊主义者提出民族自决，民主政府，集体安全，反对殖民主义，反对战争，威尔逊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普遍而非特殊的理想，致使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个人和国家原则上都无法排斥它，从而使美国成为更具包容性，更受人们欢迎和更加团结的国家，正因为威尔逊主义拥有这些优势，给美国外交政策带来了巨大力量，尤其适用于结交朋友，影响外国，尽管有些在玩弄娴熟的虚伪，但却披着一件华丽的外衣，总比赤裸裸核心利益要好。那么崛起的中国应该如何建立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和世界观呢？目前国际体系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它脱胎于英法为主导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曾是历史进步的一种标志，它主张平等、民主，得到了世界广泛的支持，进而美国得以和平崛起，成为国际体系的主导者。但是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衰退和以中国为引领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这个体系已出现问题，已变得狭隘，变得过时，无力解决全球性问题。变得保守，不能代表历史发展的趋势。变得霸道，不再是民主，八国集团之前是世界富国的俱乐部，而现在越来越成为世界主要债务国的俱乐部。所以，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崛起必然要求对这一体系加以修正，使其更加民主，开放，宽容，平等，公正。更多的国家参与，不仅西方国家，也包括东方国家，使其符合更多国家的利益，并为这些国家的利益服务，使国际体系摆脱少数大国主要是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的局面，这将符合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利益，代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种进步。显然新的国际体系将脱胎于现有的以美国和西方大国为核心的国际格局，其进步性在于推动国际政治由大国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这应该是中国普世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核心。无疑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正面临自身定位和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转变，以往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已经过时，而新的尚未成型和成熟以及得到广泛认同，这就导致了目前中国外交的困境以及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孤独处境，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困境呢？首先要认识到，孤独事实上是任何一个国家崛起必然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所以中国要适应和习惯于这种孤独，同时要理解，包容和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担忧的心态。其次，中国要将精力用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和经济发展，唯有自己发展了，中国崛起才有可能持续和持久。其三，中国在重申自己的核心利益时，更要提出自己的普世价值观和世界观。国家行为本质上是利己的，即追求权力和安全的最大化，但损人利己，必将遭致反对和唾弃。利己利他才能得到拥护，一国才能和平崛起。所以中国须将自己的利益和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其它国家的利益保持一致，同全球福祉结合在一起，做到利己利他，一方面自己的利益要服从于一种基于权利和法律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要为一种理念服务，主张国际政治民主化，反对已过时的西方大国政治，那么中国和平崛起自然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拥护和支持，中国自然最终会摆脱外交的困境和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