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整合

中国当代文学专题整合——中国当代文学思潮的历史演进①1949—1976年（政治化文学思潮）【一体化】个体想象的自由必须服从对民族整体命运的关怀，个人创作的提高必须服从革命宣传的普及需要。文学必须首先为革命主体工农兵服务，必须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形式。这种战时文艺思维，强调政治逻辑忽略艺术逻辑，强调大多数人忽略少数人，强调民间形式忽略文艺手法的现代性。在政治立场、思想情感、文学想象、表达方式上的”一体化“，成了新中国初期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而这个文学“一体化”的过程，主要是通过政治运动的形式实现的。【政治—艺术】文化革命激进派别在“文革”前夕，在文艺界已确立其主导地位。其标志是“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和其《纪要》。文革时期，胡风、周扬等的文学思想中的“政治性—真实性—艺术性”，成为“政治—艺术”的结构（政治直接“美学化”），即文本的生产、传播、批评，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文学创作和阅读排斥“形象思维”、直觉、体验等，在表现方式上要求以“三突出”的原则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以起自于大跃进时期的“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创作方法进行创作。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所直接控制的写作班子通常署名“初澜”或“江天”来进行文学批评。②1976—1992年（新启蒙文学思潮）【接续五四】新中国的社会实践，完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法完成的重要任务，那就是对国家和民族形象的塑造，但忽视了个人经验。新启蒙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接续起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线索，将对个人的关注重新纳入文艺实践的视野，重建社会正义和呼唤人性价值的回归。1【启蒙与革命的矛盾】在现代时期，中国文学展现了启蒙和革命的矛盾。启蒙是确立“人”的价值，在文学上就是通过个性化的语言表达个人经验，实现个性解放的诉求。革命是确立民族国家的价值，在文学上就是通过民族大众化的语言表达民族国家主体的诉求。㈠新启蒙文学思潮的兴起：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文革时期，与主流文学相对应的“异端文学”，以一种“地下文学”的形式在民间流传。这些作品经常涉及当时的文学禁区——个人情感和情调、爱情或者性爱问题、意识形态上的怀疑主义等。这些“地下文学”的主要作者和传播者，许多是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及其朋友，与高层有密切关系。他们隐秘地表达“异端”的思想，实际上是社会思想潜流的一个特殊宣泄渠道。1中国文学在20世纪70年代末，终于彻底走出了封闭的绝境，并再次面对了一个与“五四”文学近似的处境，只不过这种重新确认中包含了某种更可悲的下降，从鲁迅《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中，“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其认知差异和思考高度的落差可见一斑，从“人的文学”到“政治的文学”之坠落的轨迹是如此明显。最早隐隐展露出五四新文学传统复苏迹象的是：白桦的剧本《曙光》取材于中共党史，以历史悲剧借古讽今，首先揭开了几十年来压抑在人们心底的对极左路线的仇恨。刘心武的《班主任》以中学生的愚昧无知为警钟，写出了文革十年盛行的反知识反文化的政治风尚造成的现实危害。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则直接为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遭遇鸣不平，正面表达出对文化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分子的赞美。㈡新时期初期的文艺争鸣⑴伤痕小说伤痕文学是形成于文革结束初期的一种文学模式，指的是文革后出现的大量揭露文革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的作品。伤痕文学所指的创作主要是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伤痕文学和伤痕小说的概念是等同的。伤痕文学以1977年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为开端，因卢新华的小说《伤痕》而得名。这类作品的特征是：以“问题意识”作为基点，揭露与控诉文革期间的极左政治给人们带来的肉体和精神的创伤，具有强烈的政治化色彩和情绪化倾向。⑵讨论人道主义问题、人的主体性的问题与五四文学中提倡的“人的文学”、“个性解放”是遥相呼应的，也与1956年关于“人情”、“文学是人学”问题的争论相关。首先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是刘再复，其《论文学的主体性》把人的主体性分为实践主体和精神主体，更注重人的精神主体性；人必须“以人为本”，强调“人是目的”，是新时期现实生活对人们的创造意识和自主、自立、自强的主人公精神的呼唤。⑶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争论一直是新中国文学争论的焦点。现实主义问题在前17年成了政治运动的附庸。从革命现实主义到“两结合”，再到“三突出”，总体上是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把“真实”狭义地理解为“本质”。新时期初期的讨论，主要是将现实主义拉回到现实和日常生活中来，剥离强加给它的种种政治因素，让文学回到文学本身，扩展现实主义定义的丰富性。㈢现代主义文学潮流的涌动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嫁接过程中的“歪打正着”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为中国新一代作家提供了全新的、但也非常驳杂的知识背景和感觉方式。在文学实践的嫁接过程中，常常出现“歪打正着”的情形。比如，资本主义现实背景下，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孤独”、“异化”、“焦虑”的人物形象和主题，在我们这里成了张扬人的个性、培养独立精神、寻找失落的“自我意识”的手段，因此对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有积极意义。比如，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的“非理性思潮”，本来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高度“理性化”、“工具化”的反叛，也是对“启蒙运动”导致的“工具理性”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在我们这里成了对“一体化”文学局面的突围，对个人想象力的张扬，因此具有一种创造性的外表，并且与“现代化”建设这一理想主义的冲动吻合，由此与“新启蒙思潮”有了相关性。⑵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现代主义初露头角，作品缩小了“客观反映”的地盘，加重了“主观表现”的分量。这些探索性的文学创作，主要有以北岛、顾城、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以王蒙、宗璞、茹志鹃等人为代表的“意识流”小说，以高行健、沙叶新等为代表的探索戏剧等。1985年前后，以刘索拉、徐星、莫言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学新人相继走向文坛。如果说这些作家主要借鉴的是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经验，那么“寻根文学”无疑具有浓郁的拉丁美洲文学色彩。“寻根文学”敏锐地，或者说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发达国家”共同的问题，在将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与本土经验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诗歌界出现了以“他们”、“非非”、“莽汉”等社团为代表的“第三代诗人”，旨在对“朦胧诗”中的“政治情结”和浪漫主义风格的超越和反叛。1987年，以马原、余华、孙甘露、格非为代表的“先锋小说”的出现。1985年至1989年，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各种流派和创作方法都得以引进、借鉴和尝试，并且开始形成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现代派”文学。⑶对“现代派”和“现代化”的混淆当时的讨论者混淆了“现代派”和“现代化”的概念，因为这在当代中国是一对矛盾体。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是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的问题的反叛和质疑，而中国当代新一轮“现代化”进程刚刚起步，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它与文艺创作中现代派技巧的合法性之间发生了冲突。他们试图将现代派文学的形式当作单纯的“技巧”问题来讨论，以便为刚刚开始的文学探索找到合法性。现代派文学与其说是一种技巧，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一种对生活的重新理解和认识态度。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社会“现代化”历程中的社会发展阶段与现代派文学自身的规定性的错位，导致了这一次讨论在认识上的模糊性。㈣新启蒙文学思潮中的文学实践这一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配合了当时的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的政治任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摇旗呐喊；同时，吻合了新启蒙思潮的目标，即文学的人道主义原则和人学主题。而真正从文学经验角度上区别于前27年的，是1985年之后的创作成绩，比如1985年前后的新潮小说、寻根文学、先锋小说、第三代诗歌、新写实小说等。2⑴新潮小说广义的新潮小说包括先锋小说，狭义的新潮小说主要是指1985年至1986年的探索小说，创作主体是一批50年代出生的作家，如莫言、马原、残血、刘索拉、徐星等。新潮小说作家多出现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他们及时捕捉到了社会变化的细枝末节及其在经验层面上的微变，反映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情绪和经验的变化——迷茫、彷徨和焦虑。与“寻根文学”不同的是，“寻根”执着于民族文化觉醒的“新启蒙思潮”；而表述城市经验的“现代派”小说，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文学对城市经验表达这一弱项，从而丰富了“新启蒙思潮”的内涵。⑵寻根文学寻根小说是1985年左右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股小说创作潮流。当时，一批青年作家有感于以往中国文学片面强调文学的社会政治因素而忽视文化因素的倾向，提出了“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的主张，试图在创作中通过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发掘和重新认识，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地域特点和现代重建的可能性，于是形成了寻根小说的创作潮流。⑶先锋小说“先锋小说”主要是指1987年以后成名的一批出生于60年代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主要成员有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叶兆言等。所谓先锋精神，意味着以前卫的姿态探索存在的可能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艺术的可能性，它以不必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在叙事革命(如格非)、语言实验（如孙甘露）、生存状态（如余华）三个层面上同时进行。⑷第三代诗歌2新潮小说运动中出现的以徐星和刘索拉等为代表的一种“仿嬉皮士”的倾向，以及“第三代诗”运动中所表现的某些“反文化”与“反崇高”策略，在一些研究者笔下被描述为当代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张清华认为，这些具有共同“破坏性”写作倾向的现象，实际上仅仅是当代中国原有的权力文化趋向解构过程中的局部特征，它们所针对的并不是已具有现代主义性质和深度的文化与文学母本，而是针对在长期文化封闭与文化一统格局中形成的权利意识形态与板结的民族审美心理。它们所表现的价值选择固然比较激进、焦躁和前卫，但实质仍是现代主义。而且，当代中国整体地十分“初级”的社会背景还不太可能提供后工业、后现代文明的基本条件。当然，这个问题不必过于僵硬地去看，当代世界文化的共振性也可能孕育了某种氛围和契机，只是，从根本上说，后现代主义文学还不可能在中国扎下根基。“后朦胧诗人”主要是指“第三代诗人”，即以韩东等人为代表的“他们派”，以周伦佑等人为代表的“非非派”和以李亚伟等人为代表的“莽汉派”等青年诗人群体。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第三代诗人”与“先锋小说家”有接近之处，他们都强调文学形式的重要性，强调对传统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的解构。这些诗歌流派的共同点在于对传统文学中的本质主义、抽象主义的“宏大话语”方式进行解构和反叛，以确定个人的主体叙事，但也隐藏着一种将“形而下”内容极端化的诗歌走向，从而导致了世纪之交“下半身”和“垃圾派”诗歌，以及网络上的“口水诗歌”的出现。⑸新写实小说新写实小说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小说创作。在对日常经验的表达上，主张以写实的方法还原生活原生态，消解创作中的主观倾向与意识形态色彩，表达市民生活中庸常和琐碎的一面，表现他们的烦恼和无奈。同时，吸收、借鉴了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表现上的长处。但他们主张的“零度叙事”、“零度情感”，既是对知识分子启蒙传统的偏离，也是对价值判断的搁置。㈤作家构成⑴复出作家（归来派作家）3主要指五十年代反右和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由于政治或艺术原因受到攻击的作家，如艾青、牛汉、汪曾褀、蔡其矫等；还有五十年代怀着理想主义登上文坛的作家，如王蒙、高晓声、陆文夫、邓友梅、李国文等。⑵知青作家60年代初开始的上山下乡的知青运动，在68年开始大盛。这一运动产生了大批具有知青身份的作家。他们共同的经历特点是：身份上由“革命的主力”到接受再教育；生活经历上由经济发达的城市到落后的农村，如韩少功、张承志、史铁生、贾平凹、王安忆、郑义、张辛欣、梁晓声、孔捷生、陈建功、李杭育、张抗抗、阿城、何立伟、叶辛、铁凝、李晓等。知青们的思想也较为复杂：一是对自己在特殊时代所承受的心理压力、生活苦难的反思；二是以自己的生活为基点，表现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⑶中年作家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创作。他们没有政治苦难和知青的生活体验，如冯骥才、古华、戴厚英、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