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

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简论吴景明20世纪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也导致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全面割裂、疏远和冲突，人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和物质困境。随着现代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长期以来对环保问题的忽视，我国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却不得不直面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土地沙化、水体污染、河流断流、大气污染、森林资源枯竭、珍稀动植物灭绝，酸雨、酸雾及“厄尔尼诺”现象频繁发生。生态危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在世界生态文学发展的影响下，在中国生态危机的状况中，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逐渐兴盛。生态报告文学、生态小说、生态散文等创作，对于揭露生态危机，呼吁生态保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尝试对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力图推动生态诗歌创作及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一、中国当代生态诗歌的发展阶段及特征中国当代诗坛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末一直是“政治抒情诗”一统天下的格局。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当代诗坛风云变幻，流派更生，“多元共存、兼容自由、关注人性和生态环境，已日渐成为中国当代诗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1）。生态诗歌的潜流在“众声喧哗”的诗歌生态背景下暗流涌动，形成发生、发展和探索的态势。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生态诗歌的发生期，也可称为“自发期”。其主要特征是：西方生态学思潮刚刚输入中国，还没有形成系统和体系，更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诗坛上生态诗的写作完全处于自发状态，还没有人自觉地提出生态诗歌的观念。少数具有生态意识的诗歌作品，大多也是感觉走到了理性的前面，主体生态意识不强。海子《梭罗这人有脑子》、苇岸《早晨》、杨亚杰《共鸣》等少数诗人诗作可为代表。这些诗人是受生态文学思想渊源之一，梭罗的哲理生态散文《瓦尔登湖》的影响，产生生态意识，进而从事诗歌创作的。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至20世纪末：生态诗歌的发展期，也可称为“自觉期”。这一时期，西方生态文学思想从零金碎玉的译介，逐渐形成体系和系统，部分诗人对生态学理论有了一定的认识，开始尝试运用诗歌创作表达生态思想，诗人主体生态意识有所提高。但总体上说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理论在社会上影响较小，自觉运用上述理论进行创作的诗人较少。这一阶段进行生态诗歌创作的诗人本质上分属不同的流派，有的还是某一流派的代表，其生态诗创作也只是偶一为之，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以生态诗歌理论进行创作的生态诗人。代表诗人诗作有于坚（第三代诗人代表）《那人站在河岸》（1985年）、《事件：棕榈之死》（1995年）及《便条集·292》，《避雨的鸟》，《黑马》，《作品57号》，《避雨之树》，翟永明（女性诗歌代表）《拿什么来关爱婴儿》（1999年），李松涛长诗《拒绝末日》（199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哑石的组诗《青城诗章》，黄礼孩《飞鸟和昆虫》等。第三阶段：本世纪初至今：生态诗歌的深化期，也可称为“探索期”。这一时期，“生态”一词频繁出现于各大媒体和研究领域，成为时尚的主流话语。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理论完成了系统化、体系化的引进，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此期，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研究也日趋深入，生态诗歌创作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诗人自觉树立了主体生态意识，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生态诗创作的诗人。代表诗人是以华海为代表的广东“清远诗人群”。华海是迄今为止创作生态诗歌最多，探索生态诗歌理论最勤的一位生态诗人。他的诗作《天湖》、《把笔从笔架河中提起》、《铁轨，穿过风景线》、《悬崖上的红灯》、《和鸣》、《月影》、《喊山》、《山行》等，“构造了宁静而幽远、澄明而生动的独特的生态诗境”（诗人杨亚杰语）。除华海外，“清远诗歌群”还包括广东清远的唐德亮、成春、黄海凤、李伟新、刘顺涛等诗人，他们近年在国家核心期刊《诗刊》上发表诗歌近30首，并在《星星》、《诗选刊》、《作品》等专业诗歌或文学刊物上发表大量作品。其生态诗歌创作已经引起文坛关注。此外，诗人华海还以广东《清远日报·清远副刊》为阵地，开辟专栏，发表生态诗评论50多篇，推荐了沈河、徐书遐、南蛮玉、巫嘎（陈小三）、波眠等人的原生生态诗创作，苏浅、李小洛、唐果、东荡子、杨振林、徐润、王锋、王太文、敕勒川、雷笛等诗人也偶有生态诗歌创作。当然，对生态诗歌的研究并不能认为所有表现自然的诗歌都是生态诗歌，但不能否认生态诗歌是由自然诗歌脱胎而来的。“生态诗歌不是凭空向壁虚构的产物，它来自于这个工业化的时代对自然的回归、对心灵的谛听，来自于对自然和人类命运的反思，同时它也是对自然和人和谐关系的向往和期待。”（2）二、生态诗歌的主题价值取向诗歌篇幅短小，言有尽而意无穷，便于哲理表达，同时诗歌思维的跳跃性也留给读者大量的联想空间，易于引人沉思，因而为生态诗人所钟情。众多的生态诗作尽管手法各异，角度不同，但却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和审美特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对生态现状的批判。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人类自我意识急剧膨胀，人类开始傲慢地对待自然，以自然的主人和控制者自居，这种不健康的心态正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面对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越来越多的生态诗人把注意力转向自然，尝试着从生态的角度、以维护生态系统持续健康存在为出发点，批判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呼吁人们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于坚的《那人站在河岸》、《便条集·292》，长诗《哀滇池》，翟永明的《拿什么来关爱婴儿》；沈河的《我替一棵树说话》等诗歌成为从不同侧面批判生态恶化现实的代表作。于坚的诗歌《那人站在河岸》（1985年），充分表现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严重隔离状态，同时又展示了生态失衡时代，生态变异与人性变异的双重危机。诗的情节很简单，一个小伙子跟他的女友一起在河岸散步，他想向女友表达自己的感情，却找不到合适的语言，因为小伙子身边的河流与空气等自然环境已经遭受严重污染。“那人站在河岸/那人在恋爱时光/臭烘烘的河流/流向大海的河流/一条黑烟/从城市里爬出/爬向大陆边边/爬进蔚蓝的大海/那人的爱情/一生一次的初恋/就在这臭烘烘的河上开始/一开始就长满细菌／口痰和粪便糊在上面。”（3）自然环境本应具有的天然魅力已经荡然无存。爱情，作为古老的文学主题，一直与美丽的景致、浪漫的情怀相联系，古今中外的许多著作也因此成为经典，但于坚的诗作却展示了工业化高速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背景下被污染的恋爱时光。在于坚笔下，这条河流就这样折射了时代变迁，成为一种生态危机图景下人类情感的困惑表达。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把人类与生态环境分成主观和客观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但是《那人站在河岸》所展现的现实却十分明显地否定了人与生态环境的独立性。诗作清楚地表明：外部生态环境的破坏可以导致人类“内部自然”的失衡。在另一首诗《便条集·292》，于坚对生态危机时代人类的生存处境与艺术存在进行了反思。现代工业发展导致生态危机，工业化带给城市的是重度的污染，在汽车尾气里人们讨着生活。这该是多么可悲的境遇。但长时期生活在空气污染环境中的人们，早已麻木和习惯，并欣然接受：“汽车站旁边是有毒的大街／我早已习惯含着铅／快乐地生活……”诗作揭示了生态环境恶化下人类的生存现状“奇异的芳香／令我食欲消失性欲亢进／化学反应与高潮一起完成／不只在秋天我的头发脱落／骨骼松弛……”但更大的悲剧是人类不仅无视生态污染的现实，还自欺欺人。生态危机时代，生态诗的主要内容不是对自然的礼赞，而是对竭泽而渔式的现代化和工业文明的反思、批判。华海的《铁轨，穿过风景线》用激愤的诗句向人们呐喊：“我们向前逼近/大山向后退去/这乌亮乌亮的铁轨/恍惚凌空而起//像两枝箭/尖锐地射向/自然的深处//嗖嗖地/突然感到寒气袭来/感到最后被射穿的/却是我们的后背”。诗人明确意识到：人类中心主义和经济至上的观点、“技术决定论、控制和支配自然的人类主体意志使人类认为可以按人类的意志再造自然”（4）。诗歌的批判锋芒是尖锐的，诗人指出以穷尽性地征服掠夺自然为特征的现代化必将导致人类的灭亡。工业化的现实导致了环境污染，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一切，无不笼罩在它的阴影下，就连呼吸的空气也布满粉尘和化学气体。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刚来到这个世界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工业化的时代，他们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天天长大。作为母亲，作为一位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家，翟永明更是会为刚出世的婴儿担心：不知道该给婴儿吃什么？她的诗作《拿什么来关爱婴儿》（1999年）显然已把笔触伸向了工业化社会的环保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不知道自己该吃什么/也不知道该给婴儿吃什么/有时候我们吃一些毒素/吃一些铁锈/也吃一些敌敌畏/我们嘴边流动着/一些工业的符咒//我们拿什么来关爱婴儿？当他站起身来/当他长到一米零五高/他已吃掉一千种细菌/一百斤粗制纤维/十公斤重的灰沙入鼻/一吨的工业烟雾／如果是女孩她还得/吃掉一磅口红。”（5）诗人诘问：“我们拿什么来关爱婴儿？”对此，我们无言以对。科学技术以及工业文明是人类发明、创造的，它们由人类支配着发展的方向，然而最终却使人类“异化”，人类沦为了工业和科技的奴隶。事实上人类是以破坏生存家园，牺牲子孙后代的福祉获得暂时的经济快速增长，从而满足当下对物质的最大享受。对此，诗人是愤怒的，“自白派”式的歇斯底里和反讽、调侃只是其语言的表象。“我们拿什么来关爱婴儿？”这诘问背后有崇高而神圣的人类使命担当，诗人说出的真相确凿无疑。可是，诗歌又能改变什么，它只是疑惑的道白，或许由于观众的过于冷静，反而显得有点儿现代主义戏剧的味道。在人类不断逼近自然，破坏、掠夺自然的现实面前，自然向后逃离，而诗人沈河却清醒地站在自然一边。他的诗作《我替一棵树说话》不仅体现了对工业化时期自然被戕害现实的批判，还展现了诗人的生态诗观正走向自觉。在诗人眼里，一棵古树也是和一个人一样的生命，它是生命共同体中的一员，是地球家园的一分子，而人类又有什么权力随意地伤害它并控制它的命运呢？树也是会说话的，可是人太自大了，他们听不到，也听不懂。“一棵树的说话，以叶子之间相磨擦来实现的/但人类听不懂，听不懂的话不如卡在喉咙里/一阵沉默也能恢复体力/叫我替它说话———/长在村子的中央，因绿色才有跳跃的鸟群/鸟鸣撒在黑色的瓦顶。属于集体/落地生根，花了很多人的劳动。”（6）诗人看到这一切真相，于是，他感到这棵树在请他替树说话。诗人对树的尊重，是对所有生命、所有自然物以及共同体的尊重，从中体现了生态诗歌“敬畏生命”的信仰和要求大自然权利的主张。一棵树被动承受的命运如此令诗人悲哀和痛苦，他寄希望于“清醒的人”中还有“良心未泯”的人，尽管这样的人可能只是少数，但这少数的人听到了一棵树的说话并替他说话，世界会因此有了些希望和安慰。诗人不是纯粹从观念和理性出发，而是以自己的感觉和心灵去体验工业化时代自然的伤痛，生态的观念已融入血液并从诗歌中洋溢、散发出来。很显然，沈河的生态诗歌写作为中国生态诗歌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上述生态诗歌不仅从不同侧面批判了工业化时代自然生态被破坏的现实——人性异化、艺术危机、子孙的隐忧、自然的哭泣等，体现了生态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和深广、博大的人文关怀与自然关怀。（二）对问题根源的反思。20世纪60年代的罗马俱乐部创造了“人类困境”一词，提醒人们注意社会发展有可能带来“全球性危机”。其中著名的预见是人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必然导致增长的极限。按照罗马俱乐部创始人佩奇的说法，人类困境正是传统发展观导致的必然结果。传统发展观内含有自身的悖论，一方面人类借助于技术的力量以消耗资源的方式不惜毁灭生态来求得财富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这种增长方式彻底破坏了人类发展的自然本体基础，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对立。人类获得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同时，环境问题又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发展的悖论：发展的结果成为持续发展的最大难题。生态诗歌在揭示生态危机的同时对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进行了反思。将批判的锋芒指向人类利益中心主义，指向虚妄的支配、控制、掠夺自然的观念，并对技术决定论进行质疑。华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