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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教育哲学一、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二、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一、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中国传统教育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同中国古代哲学与教育的发展历程分不开。大致经历以下几个阶段: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汉代的儒学独尊魏晋的玄学唐代的儒、道、释三教并举宋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实学近代的西学东渐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吴二晋前后延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百家争鸣儒与百家结合儒家经学儒道结合魏晋玄学儒佛道结合宋明理学儒与西方科学结合神话传说(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是整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社会关系进行着激烈的变革。文化开始下移,私学兴起,士阶层出现,各国养士之风大盛。于是思想战线异常活跃,形成了学派林立、互相争鸣的局面。正如庄子在《天下》篇中所说的:“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每一学派都在对宇宙和人生进行探索,寻求救世、济民和保生的良方;并试图用自己的理论见解,压倒对方,以寻求各种机遇来实现自己的主张。西汉刘歆的《七略.诸子略》辑录“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后据此称之为“诸子百家”,其中著称的有儒、墨、道、名、法、阴阳、农、纵横、杂及小说等十家。在十家之中,又以儒墨两家为最大,韩非子在《显学》篇中称之为“儒墨显学”,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所提出的和争论的问题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到天道观、人性论、历史观、政治观、认识论、逻辑学、道德观、审美观以及科技等各个领域的问题。例如,在天道观方面,不仅从殷商到西周以来的天命主宰一切的观念发生了动摇,而且出现了疑天、责天、制天命以及天道自然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思想。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明确地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之天的观点。所有这些论述,都说明了在当时已由主宰之天向义理之天,甚至向自然之天转变。在人性问题上,也由“天命之谓性”转向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以及性属自然等不同论点之争。在这些争论中,不仅探讨了人性的本原问题,还论述了性与情、性与习、性与自然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为人性的本原与发展开辟了新的研究和探讨之路。至于教学论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方面的贡献就更为丰富了,如在教学方面,对文与道、学与思、知与行、博与约、温故与知新等多有论述;并且提出了博学、慎思、审问、明辨、笃行,或闻、见、知、行等较为完整的教学过程理论以及启发、诱导等多种教学方法。在道德教育方面的贡献,同样也是极为丰富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评价古希腊哲学思想时曾这样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这个评价,也同样适用于对中国先秦诸子学派的评价。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包括教育哲学思想),差不多都可以从先秦诸子百家中找到它的胚胎和萌芽。先秦的教育哲学思想,为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二)儒家教育思想的三次大变化自汉代“罢础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经学)居于一尊地位。但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经过了三次大的变动,这就是三国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儒道互补产生了魏晋玄学;接着隋唐佛学溶入儒学,促成了宋明理学的形成;近代西学东渐,西学与中学斗争的结果促成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1、魏晋玄学对儒学的冲击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时期,从三国到两晋再到南北朝对峙。自从公元220年曹操统一了北方,形成了三国鼎立,到589年隋文帝统一后,才结束了长达360余年的分割局面。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分析了魏晋时期的社会问题,一是乱,二是篡,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一些学者借清谈之风与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以应付事变。服药与饮酒之风大盛,玄学因而得以发展。玄学又称新道家,是对《老子》、《庄子》和《周易》的研究和解说,产生于魏晋。是中国魏晋时期到宋朝中叶之间出现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其思潮持续时间自汉末起至宋朝中叶结束。与世俗所谓玄学、玄虚实有不同。“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扬雄也讲玄,他在《太玄?玄摛》说:“玄者,幽摛万类,不见形者也。”王弼《老子指略》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玄学的发展,在哲学思想上(包括教育哲学思想)有很大的变化和突破,现就两个方面作些简要说明:(1)玄学以“无”为本,即以“无”为有的存在依据的本体论。在玄学上是以“无”来解释宇宙的本体;在政治上主张以“无为”来补充儒家所倡导的名教之治,提倡“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思想和行为上提倡任性自然,鄙视礼法。这些思想反映到教育上,也出现了祟尚自然、轻视名教的风气,主张在人的发展中,要顺其自然,促使个性的自然发展,不要人为地去加工造作,损伤人的自然本性。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这是对儒家所主张的礼教的否定,是对个性发展的尊重。随着玄学的发展,从“贵无“到“崇有”,玄学与儒学逐步走向融合,于是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的命题,企图把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援道入儒。同时,由于佛学的发展,玄学的“无“与佛学的“空”很为接近,于是一些佛教徒便以佛学来解释玄学,使玄学佛学化。这时玄学的发展已走向尾声,逐渐为佛学所代替。(二)由于玄学的发展,在文学艺术方面,突破了儒家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的狭隘的功利观,吸取了道家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为文学艺术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如鲁迅所说的“文学自觉的时代”。在文艺思想上形成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尚,使当时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有了长足的发展。(二)宋明理学的形成隋唐时期,佛学进一步向中国化发展,唐代又实行三教并举的政策,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儒、道、释三家的斗争和融合,便形成了以儒为主兼容释道的理学思想体系,为宋明理学的产生打下了基础。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使儒家学说中思孟学派的哲学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宋明理学,是以“理”作为本体论、以道德性命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的。它把过去神化的主宰之天,变为理性化的宇宙实体,并从中引申出一切,以此来解释天道、人生、社会和教育等问题,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性命之学的理论体系。如果说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个性解放和文艺理论的发展方面,那么宋明理学的发展,则主要表现在伦理道德的发展和社会作用方面。在人性论问题上,理本论主张人兼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坚持”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观点,要求进行“居敬穷理”的修养工夫,以达到“存天理,去人欲”的境地。在知行关系上,朱熹提出“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论点。理学家大都从事教育活功,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他们博览群书和严谨治学的学风,对后世也影响很大。但理学所倡导的‘‘存天理,去人欲”,与封建宗法结合,却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禁锢人们头脑,甚至成为“理学杀人”的工具。理学从理本论发展为心本论,到明代王守仁进一步发挥而成为系统的心本论理论体系。王守仁力倡“象山之学”,倡导“心即理”,断言“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创“致良知”说,“知行合一“说,认为“知之真切笃行处便是行”。在人性问题上,王守仁主张“人性皆善”,但又认为在外物的诱使下,人性会昏蔽,要求通过“存天理、去人欲“而复良知,”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圣人之所以为圣,只是其心纯乎天理而无人欲之杂”。王守仁的教育思想,从其“致良知”的哲学观点出发,特别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儿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因而教育应从儿童抓起,而且要注意启发儿童独立思考,自求自保,使之“深入人心”,以达到“各得其心”的要求。在教育方法上:,他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东西,如“诱之诗歌”,“讽之读书”,提倡启发、陶冶,反对鞭挞、绳缚等等,认为这样才能使儿童”趋向鼓舞,中心喜悦”,以达到“日长月化”的目的。王守仁的这些思想,后来被李贽发展为“童心说”。(三)近代西学东渐近代的西学东渐,新学与旧学之争,是对中国传统儒学的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次冲击。近代中国,帝国主义用军舰和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由两千多年的封建大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帝国主义入侵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西方的文化;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对中国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于是,古老的中国,被迫转为向西方学习,聘请洋教习,派遣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当时的中国就是在这种扭曲的情形下学习西方的。梁启超把西学东渐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国人在外强面前,“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学习有关军事方面的技术;第二阶段,“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搞政治制度上的维新运动;第三阶段,“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于是有“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这说明,从“中体西用”到全面接受,是经过一个比较漫反的斗争过程的。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随之民族工商业开始发展起来,于是出现了新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也为新学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社会基础。如果说前两次冲击(指玄学化、理学化),还是在旧有的文化思想领域内进行的话,而这次冲击则出现了资产阶级文化思想对中国旧有的文化思想的否定,乃至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对原有的封建文化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批判和评论的复杂局面。二、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外,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其中又以思孟学派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曾与道家思想结合而出现魏晋玄学,与佛家思想结合而出现宋明理学,同近现代西方哲学和科学思想结合而出现所谓新儒学。儒家思想,虽在不断变化之中,但也有万变不离其宗的东西,儒家教育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如下:中国古代教育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天人合一政教统一文道结合知行一致一、天人合一(哲学观)在天人关系中,从儒家的主导思想看,主要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中,又可以分为人对自然规律能动地适应和控制,人对主宰的神和理的顺从和崇拜。因而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人定胜天”的积极思想;也有将天神学化和将天理学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天人感应中的某些消极因素。从天与人的关系到人与教育的关系,《中庸》作了最概括的阐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三句话勾画出了中国古代数育哲学逻辑结构的基本脉络。宋儒进一步将“天命”演绎为“天理”,这样“道”与“理”又统一起来。由此可见,儒家的本体论,不是对宇宙的自然生成进行揭示和探讨,而足将天、道、理、气以至心、性等问题全部人格化,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内容的天人关系,必然产生以性善论为主体的人性论,把人性与天道联系起来,从本体论出发来界定人的本质,使人性也道德化了。孟子把仁、义、礼、智都放在人性之中,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并决定了教育工作必须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教育就是要从人的内在本性来改变人的气质。”仁”是儒家的道德价值标准,“仁政”、“德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从孝悌出发,做到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大下,体现出个体对他人、对家庭、对社会的高度的责任感,使个人与群体达到平衡发展。二、政教统一(教育目的观)从政治要求出发看待教育的作用,使教育紧紧地为政治服务,这是儒家的一贯思想。《大学》开宗明义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学记》中指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欲化民成俗.其为由学乎”。重视教育的政治功能,是儒家教育思想的一大特点。孔孟的“德治”和“仁政”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曾起过爱民的积极作用,但也形成了我国长期重德治而不重法治的传统。在儒家思想中,为学与为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学而优则仕”,一直作为封建社会教育的一个重要信条被奉行。在儒家的治国安邦、“修己以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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