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与古代法治

一、“中国奇迹”与“中国模式”的内涵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起，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全国范围内经济社会生活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国家的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状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1978年至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到9.8%，是同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实现了30年持续高速增长，创造了“中国经济奇迹”。所谓“中国奇迹”，就是指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世界经济长期低迷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的良好态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中始终坚持了中共中央提出的科学的经济改革观，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中国实际出发解决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所谓“中国模式”，实质上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O多年来，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总之，“中国奇迹”概括了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成就；改革的基本原则和“中国模式”则概括了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经验。二、“中国模式”的由来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新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2004年5月，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独立自主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北京共识”的提出，无疑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崛起的一种回应，同时雷默把“北京共识”的重点放在与“华盛顿共识”的反冲功能上，但这一点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认同。所以，“北京共识”在国内的影响也远远不如国外，国内学者很快用“中国模式”的概念取代了“北京共识”。当前，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的特别关注主要基于几方面原因。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较快的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二是中国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和举办北京奥运会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和赞扬。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30年来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从理论上看，“中国模式”为我们架起了一个同西方对话的桥梁。“中国模式”在国外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另一种称谓，成为西方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解读。我们要让世界理解中国，就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逻辑解释自己的事情，从别人的研究范式中汲取营养。因此，在国际交往中，我们应用“中国模式”与别国对话，同时始终要把“中国模式”的阐释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事实上，这种模式明显地有别于所有其它模式，既不同于西方模式，也不同于苏联模式，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中国模式”，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独创，体现了当代中国人的智慧，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和鲜明时代精神的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自身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总结苏联等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和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开辟的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这个模式，对我们这个有十几亿人口的多民族发展中大国来说是最适合的，同时它增强和丰富了发展的活力和多样性，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三、“中国模式”下的三大成就中国改革开放3O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成果也是多方面的。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三大成就：3.1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快、综合国力增强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30年。2007年与1978年相比，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净增13倍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净增9倍多，城乡居民收入净增5倍多，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翻了两番，城乡居民储蓄净增百倍以上，衣食住行都有了几倍乃至几十倍的增长，居民电话、电脑和多种家用电器都是从无到有，迅速普及。这些统计数据无可争辩地证明，改革开放3O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之快、幅度之大，是举世无双的。3.2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1978年以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意义在于，从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出发，抓住旧的经济体制的症结，从根本上改变了计划产品经济体制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环节和部分，建立起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成果显著，国有企业改革也取得了进展，现代企业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建立起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对外开放成效显著；政府经济职能有所转变，宏观调控也有所成效；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稳步推进。总的来说，经过十多年的建设，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大基本框架的要求，中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3.3社会全面进步。人的现代化初步显现第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中国经济总量由1978年的3624．1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246619亿元，年平均以9．8以上的速度增长。第二，经济发展质量提高，社会全面进步，农业发展显著。全国城镇居民初步实现了人的现代化。第三，人民生活得到明显改善。人民生活实现了从温饱到初步小康跨越，正向实现全面小康迈进。四、“中国模式”伴随的问题任何事物都存在矛盾，都是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出现新的矛盾，不断解决新出现的矛盾，事物才能前进。改革是波澜壮阔、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前人没有留下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在探索中前进。改革30年来，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中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在改革和工业化进程中，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生态环境日益恶化。4.1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表明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遇到了很多障碍，特别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一）经济结构不合理问题。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或失衡问题，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集中体现出来：１．产业结构。２００３年中国第一产业占ＧＤＰ比例为１４．８％，第二产业占ＧＤＰ比例为５２．９％，第三产业占ＧＤＰ比例为３２．３％。这种产业构成，说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比例太“重”，第三产业的比例太“轻”。特别是第一产业就业量占劳动力总量的５０％，第三产业就业量仅占劳动力总量的近３０％，这更能说明第一产业太重、第三产业太轻的产业结构失衡的问题。２．投资与消费结构。２００２年按支出法计算的ＧＤＰ构成中，中国最终消费率只有５８．２％，资本形成率却高达３９．４％；２００３年按生产法的估算，中国最终消费率约为５２％，资本形成率约为４８％，这说明中国投资规模过大，消费总量不足，出现了投资与消费比例的严重失调问题。３．城乡结构。衡量城乡结构的主要指标有三个，即城市化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城市化率反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２００２年中国城市化率为３８％，这说明城市人口少，农村人口过多，城乡之间存在生活水平上的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反映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２００２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７７０３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２４７６元人民币，二者差距为３．１∶１，２００３年这一比例又进一步扩大到３．２∶１。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反映城乡居民消费力的差距。２００２年中国城镇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６０３０元人民币，农村居民年人均消费支出为１８３４元人民币，二者差距为３．３∶１，这个差距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大，说明中国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消费水平太低。４．区域结构。目前中国存在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这种差距已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并为部分地区的社会稳定留下了隐患。以北京与西部的直辖市重庆为例，２００２年北京人均ＧＤＰ为２７７４６元人民币，重庆为６３５３元人民币；北京职工年平均工资为２１８５２元人民币，重庆为１０９６０元人民币；北京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５３９９元人民币，重庆为２０９８元人民币；北京固定资产投资额为１６８２亿元人民币，重庆为７３６亿元人民币；北京地方财政收入为５３４亿元人民币，重庆为１２６亿元人民币；北京进出口商品额为２６７亿美元，重庆为２０亿美元。５．产品技术结构。目前中国企业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新产品开发能力很弱，大多数企业没有设立产品研发机构，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一般不足１％，由此造成中国对国外高新技术和产品品牌的过度依赖，中外合资企业的中方一般只能在生产中获取低廉的劳务费。６．国际收支结构。２００３年中国对外依存度，即商品进出口额占ＧＤＰ的比例高达６０．７％，这说明中国对利用外资和对商品进出口的依赖性过大。因此，中国必须下决心扩大对外投资和拉动内需，这是调节国际收支结构的根本性措施。就进一步的指标而言，中国去年看起来很好很强大的经济规模（9.3万亿美元的GDP中注水成分不会很小）中，真正有意义的部分，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而其中完全是中国人自己运营的经济附加值高的产业，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去年超过9万亿美元的经济产出中，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部分，大概为1万亿美元。如果以贸易结构来衡量，中国的4万亿美元贸易量，其实际价值远非数据那样明显。以美中双边贸易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如2013年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为5210亿美元，对美贸易顺差预计为2000亿美元左右，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沃尔玛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美国无论是中美双边贸易结构还是在全球贸易价值链中获得的实际利益都远超中国。例如，在美国2012的出口结构中，资本货物是占最大的类别，2012年这一数据为5267亿美元，余下是工业用品（5009亿美元）、消费产品（1816亿美元）、汽车及零部件（1460亿美元）。而且美国一向引以为傲的服务贸易2012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