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

中国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两个民间会议----当年的战友如何成为对手一、莫干山会议1984年9月3日至10日，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上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性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讨论会。它被称作“经济改革思想史的开创性事件”。现在当年能够上山开会已经在中国政坛和学术圈成为一种荣耀。莫干山会议是由朱嘉明、刘佑成、黄江南、张钢这四人策划的。1984年的背景是农村改革已经大有起色，城市改革举步维艰。保守势力很强大，思想意识形态依然僵化。1984年5月温元凯在合肥搞了一个“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和中国改革研讨会”，邀请了改革的先锋人物凤阳县县委书记翁永曦、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鞍山无缝钢管厂厂长王泽普等等，自称“全国改革者大会”，结果遭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凭什么叫改革者大会，难道说参加是改革者，不参加就不是改革者？”。温元凯被处理。改革者大会后，全国草木皆兵。所以他们在当时属于“顶风作案”。1984年，朱嘉明33岁，是现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经济师；黄江南34岁，是国务院技术经济中心助理研究员（他们两个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工业经济系第一届硕士），张钢35岁，是《经济学周报》负责人，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联络人；刘佑成34岁，浙江经济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他们当时认为，农村改革已经五年了，不进行城市改革配套不行。应该利用年轻人的力量团结起来，推动一下。于是策划了在莫干山召开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会议。会议由《经济学周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杂志、《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联合发起召开。经济日报》总编安岗、副总编辑丁望，《经济学周报》总编辑王瑞荪，《中国青年》杂志副总编辑崔维德，《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社长白若冰等等也参与组成会议筹备组。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有124人，是由会议筹备组根据来自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1300余篇应征论文挑选出来的。在选拔过程中，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1984年6月12日的《经济日报》有一条新闻，标题为《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内容如下：互联网会议PPT资料大全技术大会产品经理大会网络营销大会交互体验大会本报讯《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将于9月上旬在浙江省联合召开“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讨论的中心内容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从本月中旬开始，向全国广大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广泛征集论文。论文入选将作为正式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论文写明“九月征文”字样，寄北京市《经济学周报》社。论文不超过八千字，提纲不超过一千字，并请写清作者姓名、性别、年龄和工作单位。论文审阅组组长是王小鲁，副组长是周其仁，高梁，蒋跃、张少杰、贾康等等也参与审稿。原则是一个省选5人，共150人。最终选中了124人，其他26人是原来的经济圈儿固有的人。最终，150人＋10个领导小组成员＋记者组10个，因为在莫干山开，多给了浙江10个名额。最终上山的包括紫阳真人的秘书李湘鲁、张劲夫的秘书孔丹，以及当时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联络室副主任王岐山，还有中宣部理论局局长贾春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娄建、外经贸部研究室田力维、计委经济研究所赵明、浙江省委宣传部长等等。上山者最高级别的干部是马宾，部级。（如今马宾被奉为“左”派精神领袖。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当时张维迎提交的是价格改革的文章，一开始没有被选上，后来又被选上了。1984年8月25日《经济日报》报道：“截至8月15日止，会议筹备组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三百多篇论文。论文作者有从事理论研究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在各条战线基层工作、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理论研究的同志。……有的作者还附函叙述了他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学习、探讨的情况，表达了他们关心四化大业愿为改革献计的强烈责任感。”会议规定论文不许带上山，只带身子来。所以会上没有宣读论文、交换资料、泛泛议论这些例行公事，而是围绕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分若干专题，挂牌讨论，把探讨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建议。参加者无不精神亢奋，专注，高强度，不休息，会议结束时，竟有一大半人都生了病，张钢甚至因为劳累过度，胃出血，做了胃切除手术。莫干山会议的组织分了五个组。第一是领导小组，由各发起单位的领导人组成，他们不负责会议的运作，基本也不参与会议任何决定；第二是大会秘书组，负责会议的组织、议题、讨论、简报、最后报告及各项决定等，张钢任秘书长，成员有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王岐山、王小鲁、周其仁、刘佑成。后来秘书组会议又增加李湘鲁、金观涛，以及各会议分组的部分组长如杨沐、高梁等人；第三是新闻组，由发起新闻单位各出一人组成，中青报记者部主任陆薇薇任组长；第四是会务组，由《经济学周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负责，组长是张连城和蒋晓玲；此外，最重要的是学术组，组长和副组长是朱嘉明、黄江南、徐景安，成员为各会议分组组长。莫干山会议的宗旨是“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例如“挂牌讨论”价格改革问题，田源、张维迎作重点发言后，大家可以自由提问或发表自己的见解，会议场所被挤得满满的，气氛热烈，基本观点有“调放派”和“双轨派”，前者强调先调后放，调放结合来理顺价格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后者则强调可以先形成价格的计划控制轨和自主（市场）定价轨双轨运行的局面，在边际上和增量上逐步扩大市场调节的作用，最后再并为市场一轨。如今大家知道，价格调放和价格双轨制的思路，后来在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生活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用，特别是后者，基本可以肯定是8平方的导火索。莫干山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在关于改革发展区域战略的讨论中，提出了“梯度推移”和“反梯度推移”（郭凡生的反梯度理论）的不同的国家发展思路，宏观经济是否应该打破“综合平衡”发展（当时王史华强烈主张应突破，主要论据是货币金融可以实现“跨空分配”），结果我们现在都看到了，消费和投资的不均衡发展导致现在消费低迷，产能过剩。会议结束后向中央上报了七份专题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与价格改革相关的若干问题》；《企业实行自负盈亏应从国营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起步》；《沿海十四个城市对外开放的若干问题的建议》；《金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发展和管理股份经济的几个问题》；《粮食购销体制的改革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动》。这些报告从问题出发，提出政策建议。并向向主管计委和体改委的国务委员张劲夫做了汇报。1984年9月20日，张劲夫批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讨论会上提出的„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极有参考价值。”10月10日紫阳真人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总题目是如何使放调结合，灵活运用；因势利导，既避免了大的震动，又可解决问题。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由徐景安执笔完成）。莫干山会议的成果是涌现了人才；解放了思想；决策层产生影响。（可以与当年紫阳真人在那个著名的“重调整，缓改革”的阶段性纲领建议以后，接见“四君子”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引起的轰动相提并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找了他们。会后，很多人进入了政府体改部门，比如田源成为国家体改委委员。从西北来的年纪最小的参会者张维迎只有24岁，当时在读研究生的最后半年，这年12月，他去体改委报到上班了。会后，还有一批人去江西参加价格改革试点工作。《经济日报》9月下旬辟专版《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刊登了天津市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郭振英的《自负盈亏与企业扩权》，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研室郭凡生的《谈谈技术的梯度推移规律》，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吴克的《计划管理中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常修泽的《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夏禹龙、谭大骏、陈平、蔡乃中的《沿海开放地带的战略地位》，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陆丁、《世界经济导报》张一宁的《引进外资引力何在》，清华大学周小川、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楼继伟、李剑阁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西北大学经济系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田源、陈德尊《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然后河南省政府组织河南省经济咨询团，省长刘杰任团长，副省长何竹康任副团长，邀请莫干山会议中的一些骨干人员成为他们的咨询顾问，于1985年4月在政协礼堂举行聘请仪式，近百位青年经济学家受聘（方风雷就是这时出山的）。莫干山会议的后遗症是导致以后大量青年人专心致志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的改革方案设计，有浓厚的急功近利色彩，当时说法是“改革方案万万千，各领风骚三五天”。这种情况影响到现在。莫干山会议余波荡漾。1985年我国城市改革出师不利，通胀加大，改革意图实际受挫之后，1986年，紫阳真人要求各部门和中青年研究力量都要参加“价税财连动”改革方案研究，基本意图是在1987年于我国推出价格、税收、财政体制的配套改革，形成宏观层面以间接调控取代直接调控的新体制框架。但最紫阳真人去东北考察国企情况后，决心动摇了。因为追求规范化的“利改税”改革之后，国企效益出现20多个月连续下滑之说，使他不再看重“规范化”之路，于是从1987年起，转而推行企业的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并自1988年起在财政体制上也实行多种形式的地方大包干。（价税财连动改革实际就是前任总经理的分灶吃饭改革）。结果我们都看到了，最终走向8平方。二、京丰宾馆会议京丰宾馆会议是1989年4月5日召开的，叫“改革十年中青年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会期四天，有400多全国各地来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参加。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启立来会议和大家一起照了像。会议当时分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个会场，政治会场的参加有严家其、温元凯、苏晓康等，经济会场的参加者有周其仁、石小敏、张学军等，文化会场的参加者有黎鸣、包遵信等。李克强、李源潮（他们当时的职务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延东（当时是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薄熙来（当时是辽宁省大连市宣传部部长），俞正声（当时是山东烟台市市长），王歧山（当时是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王沪宁（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马凯（当时是国家物价局副局长）等等今日的大人物也参与会议。此外参与者还有国家体改委理论宣传司司长宋廷明，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副研究员高山（当时是高层智囊圈子里的红人，8平方后这颗政治明星便陨落了），周其仁，林毅夫，茅于轼，严家其等等。政治组的总结者是严家其，经济组的总结者是周其仁。中信公司研究所的朱嘉明做了大会的总结。从现在来看，在那个会上，凡是表现最突出的人，往往都是思想观点比较激进的。但后来被历史淘汰的恰恰是这些先进者。那些默默无闻的人，往往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角。这次会议上非常耀眼，而后被边缘化的人物有：黎鸣（当时是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周舵（当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朱嘉明（当时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包遵信（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苏晓康（当时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讲师），刘再复（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严加其（当时是中国社科院政治所研究员），陈子明（当时是北京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吴稼祥（当时是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综合组长）等等。在那个会上没什么表现的人有：冯仑（当时是海南省改革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温元凯（当时是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系教授），曹思源（当时是四通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师），张学军（当时是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研），王小强（当时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王鲁湘（当时是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就是现在凤凰卫视那个普世分子），盛洪（当时是中国社科院工经所助研，现在茅于轼的老板），钟朋荣（当时是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