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史(各时期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与翻译观点)

时期人物观点代表作西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鸠摩罗什“天竺国，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天竺辞体华美，可以配上音乐合唱。但译成汉语，则美处全无，虽然保存了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似把饭嚼烂了给别人吃，非但美味，而且令人恶心呕吐。）《大品般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金刚经》等经和《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等论真谛真谛的翻译，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虽然有些艰涩，或杂入他自己的解释，但从其师承来说，大体是正确的。《金光明经》、《唯识论》《涅盘中百句长解脱十四音》等玄奘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大唐西域记》、《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俱舍》、《婆沙》、《大般若经》等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徐光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学习与掌握，才能超越与争胜，也指将西方科学技术与中国学术传统的“融合”与“并蓄超胜”)。这一翻译与超胜的思想突出了翻译的社会功能。）《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利玛窦“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以中夏之文重复订正，凡三易其稿”。“合儒，补儒，超儒”，认为只要先了解对方的文化，扫清文化上的障碍，语言的问题也就顺理成章，迎刃而解。《浑盖通宪图说》、《同文算指》、《圜容较义》、《乾坤体义》《测量法义》等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林纾林纾的翻译是一种重新创作，由于不通原文，他只能根据口译者的叙述从新刻画，从新创作。但是对于原文的地名和人物名称，由于不能重新创作在翻译中予以保留，完全忠实于原作，按照读音翻译相应汉语。《巴黎茶花女遗事》，《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歇洛克奇案开场》等严复“信，达，雅。”《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名学浅说》梁实秋（“信”与“顺”的统一）“翻译要忠于原文,如能不但对原文的意思忠实,而且还对‘语气,忠实,这自是最好的翻译。虽能使读者懂而误译原文,这种翻译是要不得的。既误译原文,而还要令读者‘硬着头皮’去懂,这是太霸道了。’”《莎士比亚剧本》；《呼啸山庄》；《沉思录》等鲁迅“宁信而不顺”《死魂灵》；《毁灭》等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文学翻译傅雷“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巴尔扎克全集》；《米开朗基罗传》等钱钟书“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可以说“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人于“化境”。”《毛泽东诗词》；《七缀集》等20世纪70年代至今辜正坤“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翻译标准”：（1）翻译标准是多元而非一元的；（2）翻译标准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个有机的然而变动不居的标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高标准是最佳近似度。最佳近似度是一个形同虚构的抽象标准，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一大群具体标准；（3）具体标准中又有主标准和次标准的区别；（4）多元翻译标准是互补的。《毛泽东诗词译注》；《老子英译》；《老子英译》等盛峻峰（草婴）“一个文学翻译家要把原著作的精神世界通过他的译文，非常完整地传达给译文的读者，使得译文读者能准确地感受到原著作者的思想感情、精神生活，同样达到原著作者希望达到的要求，也就是说，文学翻译本身也是一定要具备像原著一样的艺术标准艺术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来完成文学翻译工作”《幸福》、《复活》、《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