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

中国2015年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人民网1月16日电1月15日，中国社科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共同发布《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5）：“一带一路”与周边战略》。报告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的一面凸显，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大国关系的变动、海上争端的管控、“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入攻坚期三大挑战。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评估认为，影响2014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主要大国关系呈现不同特点：一是中美关系竞争性的一面凸显；二是中日关系持续处于“冰河期”，虽然年底双方的四点原则共识，但是两国结构性矛盾短期内难以解决；三是俄罗斯被迫转向亚太，加快与中国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四是印度新政府对华实行经济合作、战略平衡的双轨政策，中印合作关系稳定而有限度。而海上安全仍然是周边形势的聚焦点。一方面，钓鱼岛处于中日对峙的僵局，黄海海域中韩出现低烈度的渔业执法纠纷，南海摩擦多方位爆发，这些共同构成影响地区安全的最主要因素。另一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有关地区安全、尤其是海上安全的一系列新观念的提出、新协议的签署以及新共识的达成，都开始为中国构建新的海洋秩序奠定基础，丰富内容。在2014年，“一带一路”已经从提出倡议步入务实推进阶段，作为中国的一项对外大战略，这一战略先在经济合作领域发力，以互联互通为支撑基础，以周边国家为起点和重点，先后宣布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周边国家对此做出不同回应，有积极欢迎与参与的，也有怀疑与观望的，还有抵制甚至是破坏的。报告认为，从中国2014年综合安全与经济双维度的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引领与塑造周边的能力与意愿显著提升，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核心的经济战略、以掌控海上问题为核心的安全战略双轨并行，中国周边大战略呼之欲出。这是本年度周边安全形势最突出的特征。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评估认为，对于新的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至少面临三大挑战：第一，大国关系的变动。奥巴马政府不会放弃在实施“亚太再平衡”的过程中继续加强对华防范、竞争、遏制的一手。美日澳在布里斯班举行三边首脑会议、美军提出“防卫创新倡议”已能说明问题。中美关系将继续在既合作又竞争、既对话又摩擦的轨道上滑行，双边竞争性的一面更加突出。如何应对中美分歧、同时避免双边关系被第三方所“绑架”，仍是中美关系的主要议题。虽然中日达成“四点共识”，但是两国关系转圜仍面临一系列挑战。安倍继续强势执政，有可能加紧推进政治右倾和防卫解套，加之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周年，这也增加了中日处理双边关系的复杂性和压力，中日关系不排除波澜再起。随着乌克兰东部局势重陷危机，美俄、欧俄关系再度紧张。全世界是否不得不在美俄之间选边站对？中国是否还能够保持“适度超脱”，利用战略机遇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存在很大变数。第二，海上争端的管控。周边各国在管控海上争议方面采取了一些危机预防机制，但是整个海上争端态势并没有得到缓解。在南海问题上，越南、菲律宾是否会收敛挑衅态度，马来西亚又会如何利用东盟轮值主席国的身份提出新议程，都不容乐观。中国如何在坚定维护主权和权益的同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考验中国周边外交。推进南海海上合作和行为准则的磋商自然有助于稳定南海局势，但这在某种程度上比确定“双轨思路”困难。第三，“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入攻坚期。2015年是“一带一路”战略推进的关键期，从目前来看，至少面临四方面的挑战：一是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有怀疑；二是大国博弈，一些大国出于担心“一带一路”与自己在本地区的影响力构成挑战，不仅自己排斥“一带一路”倡议，而且设法加以遏制。三是中国如何妥善化解与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四是如何保障中国资金和企业的安全。就此，评估报告认为，如何细化合作项目，如何协调使用亚投行、丝路基金、上海合作银行等“蓄水池”，并与周边国家的发展战略对接，同时还要面对美国领导下的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的强有力竞争和阻击，都需要中国审视周边局势、设定外交议程、重视执行细节，做好落实“一带一路”战略的工作。同时协调推动周边经济战略与构建安全秩序的双目标，发挥自身经济优势，通过实现互利共赢，为处理海上争端问题创造和谐的环境。（实习生孙童飞）中国主席习近平在12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的第27次集体学习中对国际局势给除了5个最新判断。认真研读这五个判断，可以说是切中了当今世界局势的要害，抓住了当前世界的核心矛盾。看完这五个判断，再看习总上任来的系列战略布局，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当前的大国战略。判断一：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解读：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习总第一个判断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那么，这个“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转折”到底是个什么转折呢？对读者来说，只有充分理解了这个“转折点”的论述，才能充分理解当前国际局势以及这种局势背后酝酿的时局变化和其中蕴含着的战略机遇。而且，对中国来说，只有将这一“历史转折”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放在一盘棋中考量，我们才能借力打力、事半功倍地实现真正复兴的中国梦。在占豪看来，习总所说的“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转折点”，实际上是在说当今世界正在进行一次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大洗牌进程。这一进程的产生，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及地缘力量的变化使得世界需要构建新的世界性的生产关系秩序。在这一进程中，谁能以更高的理念、更强的力量凝聚更多的共识，并在共识上构建出符合共同利益的新秩序，谁就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引领者。这次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大洗牌，既是一次500年级别的秩序重组，也是一次100年级别秩序洗牌，是两个级别重组和洗牌在一个时间点上爆发，正在形成一次对未来数百年都会产生重大影响的秩序重组共振。500年级别的洗牌，我们要从西方的15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所谓“地理大发现”算起。自那时起，世界进入了西方主导时代。大航海时代开始后，西方将他们之前不知道、当地有原住民的地方称作“无主之地”，然后谁发现就扔个标记占为己有。在“大发现”过程中，若原住民强大自己不足以挑战，他们就和原住民交朋友通商，自己强大之后再择机征服奴役对方；若原住民弱小，则直接灭了，将地方占为己有，然后奴役原住民族。从所谓“地理大发现”最快的16世纪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大约四百多年时间里，世界是列强通过武力进行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列强之外的民族莫说人权，生存权都非常堪忧，在此期间不少拥有优秀文明的民族都被灭绝了，譬如玛雅人、印第安人。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实际上西方的殖民文明已经开始进入衰退期。经过一战、二战，虽然世界依然在西方的统治之下，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西方受到重创，殖民地纷纷独立，世界权力的中心也由传统的西欧转到了北美。与此同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也开始崛起，世界一度出现了四十多年的东西方对立的“冷战”。“冷战”，实际上是人类社会近几百年来第一次开始有了独立于西方控制之外的发展体系。“冷战结束”后，世界虽然呈现美国一家独大的局面，但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再到21世纪的今天，世界已经变了模样，各国推动世界多极化的意愿在不断增强。如今，随着美国实力的衰退及世界其它国家势力的崛起，美国对全球的控制力在不断减弱，美国霸权体系已岌岌可危，濒临崩溃。世界从20世纪初的秩序大重组开始，到今天新一轮秩序大重组，又是一个百年级别的重组。百年级别的重组与五百年级别的重组形成大共振，这意味着这次秩序重组，对未来世界影响的周期将会长达数百年。影响未来数百年的世界秩序重组，在现阶段这第一个百年，哪个大国取得优势地位，谁就能成为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所以，习总的“历史转折点”的判断，是基于大历史、大纵深“长焦镜头”下的战略判断，是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观察的结果。考虑到当前全球化下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融合程度，当前人类的治理一定程度上已超过国家层面，所以“历史转折点”前就有了“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定语。在世界经济、政治秩序进行500年级别和100年级别的共振重组进程中，很显然我们应从战略视角去看待国际和国内问题，应国际国内一盘棋去考量决策，让国内和国际的决策能形成良性的互动与循环，由国内至国际，再由国际到国内，让其成为有机的整体。在这种整体考量下，很多国内、国际的挑战的解决都很难在一国层面解决，而是需要进行多层次的国际合作。那么，在此周期内，谁能构建出一条符合整个人类利益的全球治理逻辑，谁就能引领未来世界秩序的构建，谁就能成为人类社会治理的领导者。恰恰又是在这个时机点上，中国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重要的阶段，中国也有了推动世界发展和治理改革的能量及能力。在这种时候，中国人应有担当和勇气承担重任。这应该正是习总给出这一判断，并阐释这一判断的深意所在。判断二：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解读：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已是大势所趋，事关给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定规则、定方向。有了上述第一个判断，那么在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历史转折点上，新秩序的构建、新的国际体系的确立必然是先定方向、立规矩。在这个阶段，世界主要大国必然会提出自己治理全球的战略并加以推进，这种推进就形成了当今世界发展模式的竞争，这也是世界政治、经济秩序重组的过程。以中国为例，习总分别在在2013年9月和10月提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国的战略，是建立在开放、包容、平等、互相尊重、互惠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的，是能给相关参与国家带来足够利益的一个大国战略。在这一战略中，参与各国可以“国就其位”、“国尽其力”和“人尽其能”，各国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获得相应的利益，不存在强制。中国在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后，先后获得了俄罗斯、欧盟和四个大洲六七十个国家的响应、参与，基于“一带一路”战略的亚投行成员国更是高达57个。美国也推出了自己的治理发展模式，以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为例，美国竟然将亚太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增长推动力——中国派出在外，并刻意设置不利于中国的门槛，试图将中国孤立出来。而美国正在推动的类似TPP的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也将最大的欧洲国家俄罗斯排除在外。正是美国的战略缺乏包容性，TPP才12个国家参与，谈了整整7年才取得成果。而在美国之前，中国早已和东盟构建成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并正在推进2.0版的升级。很显然，中美两国无论治理理念还是推出的治理世界的路线都差异巨大甚至说完全不同。这种不同模式，必然面临着激烈竞争，这种竞争就是对未来国际体系规则、方向的竞争。对中国来说，如果在这一轮竞争中未能按照中国的发展逻辑推动世界发展，那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将会大打折扣，中国将不会是世界性强国，而只能是地区强国，人类社会将会继续维系西方统治下的高级殖民模式。对美国来说，如果在这一轮竞争中不能维系其霸权，那么美国的世界霸权逻辑将瓦解，处在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将会变成地区强国而非世界强国。由上述我们可以看出，习总在此时提出这样的战略判断对中国的指引作用是多么的强。我们只有在这种节骨眼上从战略视角去观察和判断世界发展方向，然后顺势而为，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判断三：当今世界发生的各种对抗和不公，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过时了，而恰恰是由于这些宗旨和原则未能得到有效履行。解读:很显然，联合国宪章是基于公平正义制定的，联合国是融合了世界最大共识的组织。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世界各地和平；发展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帮助各国共同努力，改善贫困人民的生活，战胜饥饿、疾病和扫除文盲，并鼓励尊重彼此的权利和自由；成为协调各国行动，实现上述目标的中心。但是，在过去一二十年，联合国的宗旨和宪章时常被践踏，而践踏联合国宗旨和宪章的行为最终引发了地区的混乱，带来了战乱、贫困、疾病和成千上万的难民。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