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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二艺术是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作家出版社,2010。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解:不一致1、“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本质。2、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的分类。3、关于“掌握”的理解。4、关于“世界”的理解。“掌握世界的方式”的本质理解一:是“对世界的思维方式”理解二:是从四个不同角、观点和要求去观察、理解和认识世界。理解三:“掌握世界”的方式就是“认识”、“反映”世界的形式,因而人们对世界就有四种并列的“认识”和“反映”的方式。理解四:认为这“四种不同精神形态在对世界反映的内容和形式上的区别,理论诉诸概念,宗教诉诸信仰,艺术诉诸情感,‘实践-精神’诉诸意志。”关于“掌握世界的方式”分类两分法:“理论的”与“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朱光潜《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三分法: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是一个由多种层次和多种掌握世界方式的子系统有机构成的动态系统,包括但大基本方式系统:人类对世界的物质实践掌握方式系统,人类对世界的精神掌握方式系统和介于两者间的人类对世界的实践、精神掌握方式系统。邢煦寰先生(见《艺术掌握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四分法。把这四种“掌握世界的方式”界定于“人与现实精神关系”这样一个系统中,而没有涉及人与现实的物质关系。王元骧先生(《“艺术掌握方式”之我见》,载《文学理论与当今时代》,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版关于“掌握”的理解50年代中期,苏联的涅多希文基本上把它归结为人对世界的实践掌握方式。60年代初期,我国朱光潜也曾强调以实践观点或生产劳动实践的观点作为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论前提。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蔡仪则在批评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掌握世界的方式”的理解和主张,他认为“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的意思就是“认识世界的样式”或“反映世界的形式”,杜书瀛观点与之类似。1982年,朱立元、张玉能撰文表示不同意蔡仪与杜书瀛的看法,认为“掌握”一词不仅包括“认识”、“反映”世界的意思,还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意思。同时邹贤敏、石文年、胡经之、夏放、黄柯等人相继撰文发表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即认为“掌握世界的方式”实质上或主要是指思维方式或思维方法。80年代中期以后,蒋培坤、肖君和、吴翊南、李新风、叶纪彬等相继发表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掌握世界的方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理论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宗教的方式。实践-精神的方式。1、理论的方式1、科学(哲学)对世界掌握的方式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这种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是马克思在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不懂得科学的抽象法时提出来的,具体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掌握世界的方式,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都运用这种方式。从思维方式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说明,叙述的方法,即用理论说明现实中的具体,是作为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如张三是人、李四是人,这是从具体到抽象;然后从人再回具体的人,人有张三、李四等,这就是从抽象到具体。从思维过程的方法来说,科学的思维过程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都是蒸发、升华、上升和抽象,用的都是抽象化的方法,也就是科学的抽象法。由此可见,科学(哲学)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抽象思维。从思维过程的结果来说,从现实中的具体经过抽象的规定再去说明现实中的具体,后一个具体是思维具体,而不是原来的实在具体;是思维的结果,而不是思维的起点。比如“商品”这一范畴,它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常见的商品,但它不是现实中常见的茶杯、布匹等具体商品,而是经过加工制造的,“思维具体”,即这个商品是经过一般化了的商品。它的最抽象最本质的东西是价值;然后从价值又上升到商品,这个商品具有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理论掌握世界的方式主要是抽象思维,但不排斥形象思维。马克思说:“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一定要经常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也就是说,理论思维来源于实在的具体,是伴随着形象的思维,只是它从表象的具体中抽出理论的本质,然后便把非本质的表象的具体舍弃,主要是一种抽象思维。2、宗教的方式就思维方式来说,它既用形象思维又用抽象思维。黑格尔认为宗教是想象(或表象)的意识,它利用艺术为它服务(《美学》一卷125-129)。例如《圣经》中的宗教故事,或者利用图像为它服务。故事、图像的形式用的就是形象思维的方式。比如文艺复兴时期教皇尤利乌斯二世要求米开朗琪罗为梵蒂冈的西斯廷礼拜堂拱顶画画。基本是画的宗教使徒及其故事。同时还以抽象思维的方式宣传教义,如《圣经》中直接宣传宗教真谛的说教、规劝、箴言等。《旧约》中的摩西十诫、《福音书》中的律法。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最后的晚餐新约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记载,逾越节的第一天,耶稣吩咐门徒安排逾越节晚餐,席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使徒们纷纷焦虑地问他:「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那和我一同把手蘸在盘子里的人,他要出卖我。」准备出卖耶稣的犹大说:「老师,是我吗?」耶稣回答:「那是你说的。」大家在吃东西的时候,耶稣又拿起饼来,剥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去吃吧,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子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吧,这是我的血,是为立约的,为许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必不再喝这葡萄酒,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国里喝新酒的那一天。」他们唱完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莱奥纳尔多·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从认识路线来说,宗教对世界的掌握是唯心主义的,是一种对现实的幻想的歪曲的反映。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马恩选集》三卷354页)马克思称“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对世界的掌握是“头足倒置”的,把人创造了宗教,说成宗教创造了人,是一种对现实的颠倒的不正确的反映。3、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关于“实践精神”的含义,马克思本人没有确切地说明。大体指实践意识赖以产生和形成的一种人类掌握世界的方式,它主要表明人的一种心理机能,一种思维方式。其思维行程往往表象出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情感与逻辑的混沌统一。艺术思维同样表现出感性与理性、具象与抽象、情感与逻辑的综合性特点。由实践精神方式所产生的只能是一般的日常意识,而不可能是系统的意识形态,也不可能是审美艺术。4、艺术的方式艺术是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它用艺术思维的方式掌握世界,主要是形象思维。哲学对现实的反映是从一般到个别,艺术反映现实则是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黑格尔:“感性观照的现实是艺术的特征”。(《美学》一卷125-129页)别林斯基说艺术是“对于真理的直感的观察”。比如雨果《悲惨世界》的基本主题是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这三个问题主要是通过冉阿让、芳汀、珂赛特这三个人物形象为中心的人生图画表现出来的。比如《卖炭翁》通过诗语形象表达劳动人民的劳苦和统治阶级的剥削、巴尔扎克《高老头》通过高老头的经历揭示金钱的腐蚀力量等《昨日的世界》,《潘神的迷宫》,《虎口脱险》艺术的思维过程是创作过程、典型化过程、主要是典型化的方法。虽然典型化过程要运用语言、逻辑,是伴随着抽象思维,但主要是一种形象思维,艺术概括和典型化不同于科学概括和抽象化。科学概括是抽象化,是对直观和表象的分析、综合,舍弃表象具体抽出本质,结果是“思维具体”。艺术概括是典型化,是对直观和表象的分析、综合,但不舍弃个别,而是个别和一般,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产物是“艺术典型”。艺术典型是“在特殊中显出一般”,而不是“为一般而找特殊”(歌德,转引《西方美学史》下卷67页。)是以形象反映生活的特殊现实,是通过典型化了的具体形象反映社会本质。比如鲁迅通过祥林嫂这一经过典型化了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农村劳动妇女的具体形象,揭示了政权、族权、夫权、神权是套在农民脖子上的四条绳索的社会本质。比如孔乙己、阿Q、翠翠、大赤包、福斯塔夫等等。艺术掌握方式的具体特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艺术掌握世界方式的基本特征是艺术家运用形象反映审美对象,表现审美意识。由此产生了艺术掌握方式的具体特点。首先从艺术掌握的心理活动方面来看,它具有以下特点(1)是想象和思维的结合。马克思说过,正是因为有了想象,人类才“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881、1882)第55页。动物不会想象,只有人才会想象,这种想象的心理功能是在劳动中逐渐形成和发达起来的。神话也是想象的产物,但艺术的想象不能等同于神话的想象。神话的想象是以“神话化的态度”和人格化的原始思维未前提的,而艺术的想象则是建立在人类理性之上的积极能动的想象。是对客观世界的本来面貌的创造性的加工改造。艺术中的想象如果脱离了理性的基础,它所创造的就不是一种美的艺术形象,而是一种失去了真实性的混乱、荒谬、倒错、隐晦的丑的形象。“当想象直接变成说谎,夸张直接变成庸俗的时候,他便没有力量使丑的一面不在实际中暴露出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52页。)马克思曾批评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拉马丁的创作,他说:“拉马丁体现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对自己的幻想,体现了它所编造的关于自己的夸大的、虚幻的、热烈的想象,体现了它关于自己的伟大的幻想。有什么不可想象的呢!……可是他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16页。)(2)艺术掌握方式的心理方面的第二个特点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以形象表现内容,从创作到欣赏始终以感性活动作为基础。同时蕴含着理性内容,是一种跟理性相结合的感性物。要防止感性和理性的脱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追求形象的感性特点,对实际的生活现象有闻必录,使形象丧失了典型的意义。一种是片面强调形象的理性方面,从原则出发编造故事,使作品公式化、模式化。恩格斯曾批评过拉萨尔性格描绘上的恶劣个性化倾向,这种倾向片面追求人物形象的感性特点,自然主义地罗列人物的表面特征。恩格斯称“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恩格斯曾经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们,“无论是散文家或者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当他们勉强去编故事时,“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这些作家“由于他们的整个世界观模糊不定”,不能把形象中的感性和理性有机结合,因而,要么就是片面讲求理性,“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要么就是片面强调感性,“枯燥无味地记录”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37页。)第三个心理特征是情感和认识的结合。马克思在一封信中谈到,他给沃尔弗朗诵格拉特《致魏德迈》的诗时,曾使沃尔弗“达到他特有的那种狂喜的状态”(《全集》第28卷,第484页),这表明马克思非常重视艺术所特有的情感感染的力量。马恩重视艺术中的情感特点,但他们强调艺术中的情感不是那种出自本能的纯粹动物性的情感,也不是那种矫揉造作故弄玄虚的虚伪的情感,而是那种从现实生活中汲取的包含着人对现实生活的认识因素的真正人的情感。艺术中的情感应该是蕴含着认识因素的情感,是一种被思想认识深化升华了的情感。如果因为情感的重要性而片面强调情感,以致使情感离开了理智,离开了认识,就会流为艺术上的泛情主义。马克思曾指出当时西班牙文学的毛病在于“过分夸张的辞藻,过分的做作和吹嘘以及夸夸其谈”。他还给恩格斯写信说,他“一向讨厌”法国作家沙多勃利昂,对那种滥用感情,缺乏理性的消极浪漫主义文学进行了无情的讽讥。(《全集》第33卷,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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