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与中国的历史认识

东亚与中国的历史认识【安倍执政以来，极力否认历史，试图修改宪法，在国际范围内引起了强烈反弹；贬值货币以邻为壑，但“安倍经济学”并未使日本摆脱困境；频繁出访，明枪暗箭地针对中国，却徒劳无功。而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设立丝路基金，牵头成立了亚投行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欢迎世界各国“搭便车”，展现了自信、开放的姿态，向全世界展示了和平与发展的宏大愿景。中日之间的差距是哪来的？这要从历史中寻找。】中国是一个历史大国。历史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常说“以史为鉴”，“让历史告诉未来”。我们活在历史之中，历史也活在我们身上。梁漱溟说：“人不就是这一生，人是从很远的过去流传下来的，他的过去很长、很远。所谓定力，不是别的，就是他的过去，他的背景，他总是要受过去的背景的决定。”[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第246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只有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文明大国才能产生这种深远的背景意识。毛泽东说，我们要创造历史。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我们只能在历史所规定的条件之下创造历史，过去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现在和未来。每一个人、每一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历史记忆和历史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也体现了一种历史观。奥运会开幕式呈示了古代和未来两个时空；但是，却省略了现代，略去了与我们当前生活密切相关、血肉相连的20世纪。海外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李欧梵批评奥运会开幕式规避20世纪。回避现代史，是为了回避革命这一难题。中国现代史是一部革命史；然而，有人宣言告别革命，更有人诅咒革命。因此，目前，革命成为了一种必须回避的历史负担。但是，这种倾向却割断了历史。毛泽东说，不要割断历史。割断了历史，我们就既不可能理解现在，同时也不可能把握未来。1954年，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中就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视为现代历史经验的一种积累和总结：“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没有现代史，没有20世纪，怎么有今天的中国？古代中国又是怎样变成现代中国的？奥运会开幕式说明了今天中国意识形态的困境：没有找到一种把现在与过去、未来疏通和连结起来的方式。一、从“天下”到“世界”今天，世界史被讲成了一个“现代化”的故事。在现代世界史的叙述里，个人“解放”和国家“现代化”被视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和根本的目的。然而，在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现代化一开始并不是“目的”，而是作为“救亡”的手段出现的，在当时叫做“洋务运动”（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非以夷变夏）。东亚现代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民族危机的历史。在东亚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秩序和文明在西方入侵下强行解体。传统的脱序和现代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东亚长期处于危机的状态，成为一种极不稳定的力学结构。东亚成为20世纪世界危机的一个中心，也是现代世界最痛苦的地区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今天南北朝鲜仍然处于战争状态，而台湾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同样延续着内战的历史。今天世界上所谓的“热点”地区，从中东战乱到印巴冲突，再到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都是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创伤。即使中国内部西藏新疆这些边疆地区所发生的动荡和不稳定也和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义的渗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对现代史的兴趣，来自于对自身的关心和对自我的追问。现代自我和现代世界观是怎样产生和建构起来的？我一直质疑那种简单的、原子式的、本质主义的个人观。个人和社会、国家、世界处在一种相互作用的结构关系之中。根据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自我是本我与超我之间的一种调适关系。在现代，胡适和冯友兰都曾经思考中国怎样在一个陌生的世界中安身的问题。现在我们讲“世界观”，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接见中国留学生时发表的著名讲话中就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0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然而，在被西方打败以前，中国存在着的是一种“天下观”。按照《礼记》的治理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顾炎武提出了著名的“有亡国，有亡天下”的分别。西方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古老的“天下”，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卷入到建筑在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现代世界之中。“天下”和“世界”有着明显的区别：天下追求的是正义，而世界强调的是力量。“天下”是一个道德的秩序，而“世界”则是一个法律的体系。中国现代是传统“天下观”破裂解体和被迫接受现代“世界观”的过程。在从“天下”向“世界”转变的过程中，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被扭转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西方冲击下，我们的词语、视野和意识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中国和现代个人是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这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曾经提出了“东亚共同体”的概念。其实，“东亚共同体”这个话题在日韩民间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日韩学者经常批评中国学者不关心东亚问题；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东亚只是中国的一角。中国不仅仅局限于东亚，还延伸到了东南亚、南亚、中亚。更重要的是，中国从来就具有一种大国思维，中国人所关心的是“世界问题”。当然，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很容易自我中心化。我们常常用中国代替了整个亚洲和东方。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东方学》）成为了中国知识界的流行读物；但是，我们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萨义德所讨论的与西方长期对抗的“东方”，根本就没有包括中国。古代中国的重心在西北。长安这个地理名词使人联想起中国古代汉唐盛世，西域则是古代中外交通要道。然而，当中国被卷入到现代世界中以来，东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突出。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中心有一个从西北向东南缓慢移动的过程。更重要的是，现代中国人是从东亚出发来看世界的。19世纪东亚的事变使中国睁开了“现代”的眼睛。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对于中国具有重要意义。这些年来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有很多争议。1894年甲午战争是在什么地方爆发的？1904年日俄战争的战场又在哪里？成为中国近代史开端的甲午战争，事实上发生在朝鲜半岛上，而日俄战争却在中国的领土上展开。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弃医从文，就是因为受到日俄战争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日甲午战争深刻地影响和规定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是中国从传统“天下观”到现代“世界观”转变的关键。甲午战争使得朝鲜从与中国的藩属关系中脱落出来，并逐渐被纳入到新的现代殖民体制之中，中国自己也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甲午战争使传统华夷秩序解体，向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转型。1950年发生的抗美援朝战争应该放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脉络中来加以思考和讨论。历史上，中国在朝鲜参与过四场国际性的战争，这四次战争对于中国的历史命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663年，中国与日本在朝鲜半岛上第一次正面交锋的白村江海战奠定了古代东亚千年和平的基础。1592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后发动了入侵朝鲜的战争。丰臣秀吉要求借道朝鲜，进攻中国。朝鲜称之为“壬辰之乱”或“壬辰倭乱”。中国史书称为“万历朝鲜之役”。在这样历史的脉络上，抗美援朝的意义就非常清楚了。毛泽东当时有一个说法：“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朝鲜战争结束以后，彭德怀元帅宣布，帝国主义国家在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征服一个东方国家的历史永远过去了。如果说甲午战争是充满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开端的话；那么，抗美援朝战争则是中国近代史的终结。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凝聚了漫长的历史经验，1961年签订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体现了中朝领导人的高度智慧，为东亚长期和平与稳定奠定了基础。说到根本上，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在联合国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成员国是“打”进去的。联合国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五个战胜的大国，而且在很长时间内，也是仅有的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打败了所谓“联合国军”的国家。1964年，中国原子弹试爆成功，在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和核讹诈之后，第一个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的风范。中国的原子弹不是为了使用而制造的，而是为了阻止帝国主义使用原子弹而制造出来的。中国原子弹的成功爆炸为人类树立了一道文明的屏障和防护墙。它就像中国古代的万里长城成为一道划分野蛮与文明的文明分界线。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是“打”出来的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用严复译述的《天演论》这本对现代中国影响最大的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这是这样一个世界：强权就是真理。1921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的新文化》中说：“依据传统，以前的神祗都是从海浪中产生或骑着一匹白马到来的，一切有序的力量必定与某位神祗相关；而如今，‘基督骑着一发炮弹’来到了中国。这不是一个文学的说法，而是普通人原原本本的信念。”[约翰·杜威《中国的新文化》，《杜威全集》中期著作第13卷（1921-1922），第96页，赵协真译，莫伟民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中国人都熟悉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印度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印度佛教是中国知识分子历尽千辛万苦、穿越千山万水取回来的，佛教给中国带来了智慧与和平；而西方文明却是用大炮送来的。西方文明的到来，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枪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是中国的盟国，为了战争的需要，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在征求英国的意见时，英国明确表示反对。1943年11月3日，英国驻华大使薛穆说：“即使中国能够统一，促使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统一中国取得成功，将会意味着在未来的年代里帝国主义在东方被消灭，而白人对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第37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1953年朝鲜战争的结束，标志着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扩张的终结。由于抗美援朝的教训，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再也不敢越过中国总理周恩来划定的北纬17度线进行轰炸，并在越南战争中遭到彻底失败，导致美国霸权严重衰落。东亚这个历史上的高文明地区宿命般地终结了白人统治世界的历史。许多日本人认为，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当然，也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直到现在还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民族国家。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所有传统的帝国都解体了，不仅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而且甚至苏联帝国也解体了。中国是唯一一个从传统帝国成功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二、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东亚，美国霸权的存在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回避的事实。当鸠山提出“东亚共同体”的时候，美国就宣称，“东亚共同体”不能将美国排除在外。二战以后的东亚格局，中日关系尤其是美日关系，以及我们今天关于世界的基本认识框架，建立在雅尔塔体系和“东京审判”以及《旧金山和约》的基础上。2001年9月8日，九一一事件前三天，美国和日本高调纪念《旧金山和约》签订50周年。日本和中国有过很多关于“东京审判”的议论。我们如何理解“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站在“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的立场上。“太平洋战争”和“东京审判”无法区分日本对于中国以及亚洲的侵略同日本与美国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霸权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和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都是由于列强在东亚的利益冲突引起的，1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