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中国人口增长与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左学金周海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环境的污染也非常严重，很多地方生态恶化，酸雨、水污染、土壤流失、荒漠化、大气污染等等已经对我国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由于对环境的破坏伴随着人口的大规模增长，我国长期以来又一直执行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因此，许多人把人口增长看作是我国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似乎只要人口增长控制住了，生态环境就会自然变好。实际上，我国总人口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但是对环境的破坏却还在加剧。究竟如何解决我国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通过人口迁移政策的调整，实现人口的合理再分布，以此减缓生态脆弱区的人口压力，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一、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美国环境学家PaulEnrich（1996）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表示人口增长及消费水平对环境的影响：I=PAT，公式中I为环境影响程度（Impact），P为人口(Population)，A为富裕程度（Affluence），可以用人均消费水平或生活水平描述，T为技术水平（Technology）。这个式子说明，某一区域内的总的环境状况是与人口数量和人均消费水平成正比例的，人口数量越多，对环境的影响也越大；人均消费水平越高，同样也会对环境有较大的影响。我们还应看到，是P和A的乘积，而不是单纯P或A对环境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在技术水平一样的情况下，如果两个国家的人口一样多，但一国的人均资源消费水平是另一国的5倍，那么这个国家对环境的影响也是另一国的5倍，远远大于另一个国家。通常A和T两个因子很难单独计算，一般用人均能源消费作为其积。从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在AT一定的情况下，如果人口增加，则I也一定会有所增加，但具体到全球不同的国家，AT的差别是很大的，富国的AT值要远大于穷国，有人计算出富国每个人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是穷国的7.5倍，美国人口虽然只有中国的1/5多一点，但对世界环境的影响却比中国大得多。美国占世界人口的5％，但它消费的化石燃料占全世界年消费量的25％；它每年消费的纸张占全世界的消费量的33％，天然气占27％，铝占24％。在上述公式中，技术的作用比较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进步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减少对资源的利用量或者实现资源的重复利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但它也可能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开采利用能力，加快对资源的消耗和破坏，促进环境的退化。比如，氟利昂是通过技术进步制造出来的一种在工业和生活中具有大量用途的化学物质，但已被证明它会破坏臭氧层，直接威胁地球上生物的生存。同样地，灌溉、化肥、农药和高产品种的使用，在促进了一场绿色革命的同时，耗尽和毒化了水资源，使野生动物和人类中毒，并且强化了物种的单调化，减少了农业的多样性。巨大的拖网提高了渔业产量，但助长了滥捕滥捞，耗尽了渔业的基础。发达的制造业加快了木材变成纸浆和纸张，最后变成成堆的废纸的过程（孙常敏等，1999）。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发以来的二十年间，人口增长对环境的压力已经远远低于人均消费水平提高对环境造成的压力。以能源消费为例：能源总消费增长率≈人口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假定技术没有变化），在能源总消费增长中，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决定性的，而相比之下人口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1978－1998年间，我国人口增长了29.66％，总能源消费增长了138％，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率。从表1可以看出人口增长对总能源的消费增长直接贡献率只有21.5％，而人均消费水平提高的直接贡献率为60.6％，并且分三个时期来看，人均总能源的消费水平直接贡献率依次为64.5％、67.5％和69％，越来越高。注：要素贡献率=要素增长率/总量增长率余值为两种要素共同作用结果。资料来源：人口能源消费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总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水电）的消费量：E=Pe其中：E：总能源的消费量P：人口数量e：人均总能源消费量从1978－1998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138.0%，其中29.7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83.6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从1978－1985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34.2%，其中10.0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22.1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从1985－1992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42.4%，其中10.7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28.6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从1992－1998年，总能源消费量增长24.6%，其中6.5个百分点由人口因素贡献，17.0个百分点由能源的人均消费量贡献。除了人口增长、人均消费水平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外，低效率的资源利用和浪费对环境的压力也很明显（朱宝树，1989）。我国对能源的利用效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低效率的能源利用，加剧了资源的压力和环境的污染。以水资源的利用为例，我国的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很低，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居世界第109位，而且分布不均，大量淡水资源集中在南方，北方淡水资源只有南方的1/4，全国600多个城市中有一半的城市缺水，北京市的人均占有水量为全世界的1/13，连一些干旱的阿拉伯国家都不如。但我国水资源利用中的浪费却很严重，在宁夏一些地方，每亩水稻一年大约需要浇2000多立方米水，一亩小麦需1200多立方米水。水价的偏低是水资源浪费的一个重要诱因。在农村，一吨水电力提灌价4－9分，自流灌溉价4－6厘，300吨黄河水的价格不如一瓶矿泉水。低水价鼓励了水资源的高浪费（孙凯，2000）。在我国也许应该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或政府失灵的问题：如我国有数百个县是木头财政，森林工业是当地的财政支柱，在1998年国家禁伐令发布后，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陷入了危机，如果国家不给予适当的补偿，实现经济的转型，则禁伐令就难以很好地执行。淮河治理中也碰到了地方政府保护污染企业，以及不愿花费巨资进行企业的环保技术改造等问题，所以上述公式应该改写为：I=PATG，公式中G是指政府（Government）的环保意识、行为、产业发展规划、环境保护法规以及对环境法规的监管执行能力等。淮河的治理就最能体现政府的作用。淮河流经河南、安徽、山东、江苏4省，流域面积27万平方公里，养育着1亿5千万人口，人口密度很大。然而，随着数以千计的工厂排污，使得全流域2/3的河道失去使用价值，淮河成为我国七大江河中污染最严重的一条，多次出现重大污染事故，下游饮水都很困难。1995年我国颁布了第一条流域性法规《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提出到2000年要实现淮河水体变清。在国务院的大力督促下，沿岸共关闭了6万多家十五小企业，有效削减了污染源，许多企业也投入了不少资金搞达标排放环保工程。经过几年的整治，水质恶化趋势得到了初步控制，但隐患仍在。有些地方为了地方利益，只是应付检查，私下还在包庇企业超标排放。据报道，曾经被媒体大量宣传作为环保建设典型的某大型味精厂仍在排放黑水。淮河流域日排废水100吨以上的大中型企业共有1562家，职工108万人，对重点污染源的19家企业，因为是当地的财税支柱，谁也不愿下决心关停（孙凯、刘武，2000）。如此下去，淮河要实现水质的优化非常困难。黄河由于上下游之间在使用水源方面缺乏协调，前几年断流时间越来越长，断流处离海洋的距离越来越远。1999年，黄河管理委员会对黄河水量实行统一调度，当年就见到成效，断流时间缩短到8天，2000年全流域遭遇了有记载以来最严重的干旱，来水量比正常年份少了56％，但通过协调，全年却没有断水。这个事例充分说明了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的重大作用。但是，仅有政府的行为还是不够的，人们的环保意识、行为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事实上，政府的法规只能监管到部分对环境的破坏行为，如果人们普遍缺乏环保意识，对破坏环境的行为熟视无睹或者集体参与对环境的破坏，或者只是表面上遵守环保法规，而私下又偷偷地破坏，就会使政府的管理效果大打折扣。因此，上面的公式应该再加上一个参数C，它是指公众的环保意识（Consciousness）、环保观念（Conception）和行为（Conduct）模式，由此，公式变为：I＝PATGC小结：人口增长是影响环境的若干因素中的一个因素，而且从数量分析来看，还不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不适当地将环境问题全部归咎于人口增长，则会忽视了影响环境的其他重要因素。此外，我们的人口增长率已经降低到１％以下，在短期内继续降低生育率的空间已经极为有限，而且过低的人口增长率在长期内可能会对社会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二、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比较注意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问题，而对人口分布对环境影响的问题则重视不够。我国人口已经进入低速增长时期，在人口增长较慢的背景下，人口分布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比人口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要大得多。我们可以设想有两种人口分布模式，一种是自由迁移的模式，另一种是限制迁移模式，这两种不同的模式对环境的影响是不同的。1、自由迁移模式在自由迁移模式中，家庭或个人可以出于福利最大化的考虑而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从生态脆弱的地方迁移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方，因为其他地区的自然生态条件较好，工商业发达，人们的收入水平较高，这样在总体上可以平衡对生态环境的压力，防止生态脆弱地区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可以说，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一般都采用了自由迁移模式。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等许多国家都存在这种情况，尽管这些国家国土面积都很大，但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要比中国高，这样的集中是自由迁移的结果，有利于生态脆弱地区的环境保护。美国1999年有2.76亿人，其中50％以上的人口集中居住在从海岸线向内陆宽约80公里的沿岸狭长的地带，而这个区域的面积仅占美国本土的16％。美国全国平均的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29.4人，东北部沿海和五大湖南岸地带局部地区每平方公里达到200人以上，而西部山地诸州每平方公里只有5人左右，人口极为稀疏。加拿大人口分布的不平衡性更为突出，它的国土面积为995.6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二位，但1999年人口只有3060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只有3.07人，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与美国毗邻的南部狭长地带，安大略和魁北克两省的南部集中了全国3/5的人口，这里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达到85人以上，而广大的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每百平方公里还不到2个人。澳大利亚拥有768万平方公里的国土，1999年人口只有1900万，每平方公里不到2.5人，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全澳面积的1/5是沙漠，1/4没水，全国人口中的88％以上高度集中在东南沿海城镇，其中的悉尼、墨尔本和布里斯班三大城市就拥有了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广大的内陆地区人口稀少，有不少地方至今仍然荒无人烟。巴西面积有851万平方公里，在世界上居第五位，1999年全国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近20人，其东南部地区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70人左右，而广大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人口密度只有3－5人左右，人口分布也很不平衡。2、限制迁移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口迁移受到限制，所以生态脆弱地区的居民不能自由地迁移到生态条件较好的地区。从自然环境条件来说，我国可以划分为两类地区，即生态脆弱地区和其他地区。一般来说，相对于其他地区来说，生态脆弱地区的经济比较不发达，家庭户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生育率较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由于生态脆弱地区的人口增长较快，人口迁移又受到限制，造成人口规模的过度增加，环境受到较大破坏，并最终影响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1964年我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73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每平方公里达1352人，是当年西藏每平方公里仅1人的1352倍，可见人口分布的极大不平衡性。1982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06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每平方公里达1482人，是当年西藏每平方公里仅1.6人的926倍。1996年全国平均人口密度又上升到每平方公里126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上海市每平方公里达1630人，是当年西藏每平方公里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