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下

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下(三)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价值体系经济法价值，是指经济法所构筑的法律秩序的目标及其调整社会关系所应遵循的方向和原则。把握经济法价值体系，对于我国经济法的现代化至少有两方面的功效：一方面，它是建构现代化的经济法律体系的内在要求。我们不妨将现代化的经济法看作一个大系统，那么，经济法的各部门法便是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统，而在经济法学的各法律范畴中担负着促进各经济部门法协调统一功能的便应当是经济法的价值目标体系模式。换言之，只有将经济法价值目标明确界定，才能使经济法体系中的各部门法可以在价值目标同一的基础上相互配合和作用，不致因价值的紊乱而互相冲突。另一方面，经济法价值的确立有助于我国现代化经济法的理性运作。这是因为：(1)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决定了立法者不可能对所有行为都预先进行确切的规范，因而当社会冲突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调整时，必须仰赖于执法者的法律意识来弥补，而对经济法价值的认知应当是执法者法律意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2)当经济法体系中的部门法出现冲突，而执法者又无法借助于一般的冲突法理加以适用时，经济法价值便可成为执法者正确选择适用法律的有力工具;(3)针对变动不居的社会而赋予执法者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客观需要和不争事实，但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具有一定指向方可使权力运作效用最大化，而经济法的价值目标正是促成自由裁量权合理运作的最佳准则。作为部门法的法律价值的确定，是受制于法律的界域及其内在调控机能的运作的。基于当前学界对经济法界域的普遍认知，我们以为我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价值主要应当关注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两个价值。1.社会公平。社会公平是一个含义颇多、使用含混的范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此有不同的领悟和阐释，我们赞成这样一种注释：“社会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仅仅因为他是社会成员之一，就有权不仅享受其他成员所提供的个人生活所需，而且有权享受每一个人都想得到而实际上确实对人类福利有益的一切好处和机会。”以此为理论尺度，作为经济法价值之一的社会公平应当涵盖以下内容：(1)竞争公平。竞争是人类文明社会赖以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市场机制发挥其“看不见的手”的功能的基本条件。而竞争功能的实现程度又主要取决于法律对各竞争主体适用的公平性。为此就应当做到：一方面确保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即参加市场经济交易的主体不因其所有制性质的不同，经济实力的殊异而适用不同的法律，进而享受不同的待遇。另一方面竞争公平强调市场主体竞争机会均等，即按照统一的无差别原则对待一切主体，使他们能够机会均等地占有社会所有的生产经营条件，并享有同等地进行市场交易的权利和机会。(2)分配公平。它是指对资源成果的分享公平，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权利、权力、义务和责任分配给一个社会或群体的成员问题。”因而分配公平必须面临分配标准的决择。考察现代社会经济的运作轨迹不难发现，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是三种主要的分配形式，鉴于我国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以及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我们主张将按劳分配作为我国当前最主要的分配标准，唯此才能在根本上保障分配公平确切内涵的实现。(3)正当的差别待遇。现代工业的发展为我们带来了一个矛盾的世界，一方面是人类进步的不断加速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另一方面是贫富悬殊差距日渐显明。面临着这两个失衡，人们并没有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及相应的科研成果予以解决，人们所关注的更多是工业发展的财富的自我积聚，而很少倾注对贫困问题的关怀，从而加剧了矛盾。最近，我们高兴地看到1998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印度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上的贡献。这种贡献集中地表现为被人们称为“贫困经济学”的学说。贫困无疑是当代人也是中国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森把他的关注放在对贫困问题的解决上，这不能不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在我国改革进程中，邓小平所创倡的“共同富裕”以及我国由此而采取若干缩小东西部差距以及扶贫等战略措施及其实践，无疑也是针对中国的贫困问题的。于是使我们想起了中国经济法的现状，不仅要通过对它的理论研究并以此推动中国的经济立法，促进内地的经济现代化，同时也要推动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现代化。在我们看来，经济法现代化的最终效应必然要表现为推动整个中国经济的现代化，离开了经济的现代化谈论经济法的现代化最多只是法学家的奢谈。由此引发了我们如下的思考：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人们相互之间在能力、禀赋、财富等方面的差别愈加显著，如果法律对这些先天性不平等的景况视而不见，依然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只能使“不平等变得天经地义，甚至加剧这种不平等。”因而，导源于人道主义的现代思潮，以及社会福利理念的倡导，有条件的差别待遇原则便逐渐被纳入了社会公平的范畴，成为其重要的辅助成分。差别待遇所表明的是社会资源要根据人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配。换言之，即法律权利义务的区别对待，其主旨在于给予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那部分人一定的补偿或救济。在经济法界域，实行差别待遇原则，既可以从宏观也可以从微观两个层面进行安排。在前者，对于老、少、边、穷地区，经济立法特别是地方经济立法可以实行比内地更为宽松的差别规定;在后者，要求国家颁行《社会保障法》、《最低工资法》等，通过多种途径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为社会福利的实现筹集资金。当然，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公平架构中，竞争公平和分配公平始终是首要的和优先的原则，差别待遇仅仅是前者的必要补充和深化。2.经济民主。法律将民主作为自身的价值目标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但经济法将其纳入价值体系却是经济法现代化的产物。由于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因而经济法的民主价值主要是指经济民主。然何为经济民主，学者们却有不同见解。我们认为，经济民主是作为经济专制的对立物而存在的，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在充分尊重经济自由基础上的多数决定。在经济法界域，其主要强调的是经济决策的公众参与，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在宏面层面，经济民主要求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时，应当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协调各种利益冲突，将宏观调控决策构建在充分对话基础之上，从而保障和促进国家宏观决策的顺利实施，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在微观层面，经济民主则体现为国家在充分尊重企业自由的前提下，要求企业建立一套有效的经济民主机制，保障企业职工的民主权利，促进企业的民主化管理。具体到我国，要实现经济法现代化所确立的经济民主价值，就必须做到：(1)要改变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国家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使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人;(2)要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实现中央和地方经济职权的合理划分;(3)要实现企业的现代化和民主化管理，使劳动者真正成为国家和企业的主人;(4)要实现国家机构的经济职权和经济职责的统一，经济权利经济义务的统一，以实现经济法主体的权、责、利、义的统一;(5)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我们强调经济法的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排斥其他经济法价值的存在(如经济效益、经济秩序等);其实，多元价值的并存和相互平衡正是经济法现代化成熟的标志。我们着重关注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价值，其实质意义在于，这两个价值是其他价值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因而当经济法体系出现多元价值的相互冲突时，经济法应当以社会公平和经济民主作为优先选择的取向。(四)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法域定位伴随对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理论认知，公私法之分逐渐为我国法学界所认同并倡导，经济法学界亦不例外，然经济法究属公法、私法，抑或“第三法域”，学者们却有不同见识，我们仍然坚持既往主张，认为经济法是具有公、私法兼容性质的第三法域，这是因为：其一，从经济法的发展历程来看，它是公法私法二元结构体系崩溃的产物。公私法之分虽肇始于罗马法，然理论复兴却主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其现实原因在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以及自由主义之哲学思潮和经济政策，致使社会进而要求法律贯彻个人本位和私法自治之法律观念。但是自本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宏观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劳工问题、产品质量、消费者保护以及垄断问题的出现，逐渐冲击着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作为对现实的回应，许多国家法律修正了个人本位之法律模式，倡导并确立了社会本位之法律架构，主张国家基于社会公益以及矫正市场缺陷的目的对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于是便产生了一系列在充分尊重私权基础上的公权对私权进行有效干预的法律，而这些法律与传统公、私法又具有极为显明的分野。由此，传统二元结构之法律体系逐渐走向衰落，公法和私法兼容的第三法域-经济法便应运而生。其二，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来看，不难发现经济法主要包括公的关系，亦包括一定私的关系。尽管经济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对象的认知表述不一，但大都赞成经济法主要调整在国家干预经济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基于学界的上述共识，我们认为经济法的调整体现了公的关系和私的关系的条件的有机结合。这种条件只表现为国家为了克服“市场失灵”而需要运用公权关系对私权关系进行必要限制的领域。因而，它不同于过去的“纵横统一论”。经济法对公的关系的调整，反映于对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经济权限的划定以及权力运作程序的规制。而对私的关系的规制则体现在从国家通过制定经济法律上矫正市场主体间实际存在的不平等关系。这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地位因诸多因素而存在实质上的差距，而这种差距客观上又必然导致市场交易的非正义性。由此，建构在社会公益基础上的经济法就必须使国家意志深入私法关系，对强者强调规范其职权，对弱者伸张权利。以反不正当竞争法为例，在该法中法律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在查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的经济职权进行了规定，赋予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询问权、查询复制权、检查财物权、强制措施权、处罚权。这些内容从性质上完全属于公的关系;与此同时，该法又对不正当销售行为、公有企业滥用优势行为、行政强制交易行为等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了规制，在本质上这又体现了私的关系的公权矫正。其三，从调整手段层面来看，我们认为，经济法所体现的公权对私权的干预，必须建立在公权对私权充分尊重的基础上，其所体现的权力关系，不完全同于公法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故不为公法;同样，由于经济法主要关注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具有较为显明的命令服从表征，故亦与私法自治和权利本位的民法有本质差别。经济法定位于第三法域对我国经济法的现代化是不无价值的，一方面，经济法第三法域的定位与现代化经济法对经济的适度干预的理论相契合。由于经济法介乎于公法和私法之间，因而能够避免在“干预”与“自治”两端中走向其中任何一个极端。因为仅讲“干预”，只注意国家权力的延伸，则将导致经济法混同于行政法，从而归入公法的范畴;而对“自治”的完全仰赖，经济法又难以回应现实的需要。故而经济法是第三法域的命题，包含了适度干预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经济法定位于第三法域体现了经济民主精神。由于经济法是第三法域，其所体现的公权对私域的干预是构建在对私权的充分尊重上，同时调整手段也多以指导为主，其主旨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前提下，克服市场失灵。为此必须广泛吸纳社会各方意见，注重公众参与，而这正是经济民主的一个重要追求。(五)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变革与中国经济法的现代化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因而中国经济法走向现代化尚需仰赖于经济法学研究的繁荣。我们认为，经济法学方法论的变革应是提高中国经济法学研究水准的重要努力方向，对此我们有如下认识：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又集中地表现为经济法的理论观点必须反映经济体制的要求。经济体制发生了变化，经济法理论亦应进行相应的修正。当然，任何理论都不应是“现实的奴隶”，因而经济法学理论研究亦不应仅仅囿于对现实直观机械的反映，超前的理论思考应是必要和值得倡导的。2.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路线，大胆吸收西方法学流派中科学的法学研究方法。现代法律和法学在一定意义上都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因而对西方现代化法律的借鉴还必须学习和吸纳西方法学的科学研究方法。应当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适合市场经济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