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党初期党员群体50余人的选择与中国命运

中共建党初期党员群体50余人的选择与中国命运2011-05-1109:41南方都市报开栏语1921年7月23日，十几位年轻人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的一幢石库门楼房，商讨创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他们平均年龄28岁，代表全国50多位中国共产党党员。90年里，中共党员总数扩大了100多万倍。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选择加入共产党，在中共尚未执政之前，是一种有着生命危险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他们做出这种选择时的时代大背景和周围的生活小背景是什么？是哪些人、哪些书籍、哪些事件影响了他们的选择？是谁介绍他们入党？有时候，他们面临的并非一种选择，他们为什么选择了一种更加艰辛的道路？他们的选择给自己的人生带来哪些影响？入党之后他们还会经历一些重大选择，哪些选择与他入党相关？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后诞生的一个新生政治力量。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青年代表在中南海座谈时曾提出，青年要善于独立思考，从年轻时就培养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学会判断事物的真伪。靠思考了解事情真相，做出正确判断。南方都市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选择》系列报道将从中共建党初期的党员群体出发，选择不同时期的部分党员，重温他们的入党故事、人生选择和政治决断，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上海兴业路76号，坐北朝南的二层石库门建筑，现在仍是上海新天地最显眼的红色地标。90年前，这里是法租界望志路106号，共产党员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现在每个路过它的人，都会注意到其与众不同之处，门前悬挂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让那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成为永不磨灭的历史定格。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来临之前，青红砖交错并镶嵌白色粉线的一大会址外墙，搭建了施工设施，准备以新的面貌迎接庆典。隔壁的兴业路78号，内有供游客免费参观的展览。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陈独秀，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大代表们，还有周恩来等旅欧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是展览中最突出的面孔。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舶自西方的各种主义，带给国人狂飙突进般的头脑风暴。但大浪淘沙，最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9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50多位党员发展到7000多万名党员，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执政党。古老中国也在她的领航下成为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这一切，都要追溯到1921年中共的成立及其此前风云激荡的十年。1911：“康党”变身革命党清廷的覆亡是一个命定的结局，但武昌起义的成功，却是几经周折取得的。1911年，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于大多数中国人还是陌生的，虽然零星的译介已经在知识界传播。在此之前，主导思想界话语权的分别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维新思想与孙中山等人的革命主张。安徽怀宁人陈独秀在18岁(1896年)那一年考中秀才，但他对科举无甚兴趣，甲午战争失败对他的刺激很深，在保守与维新派的论战中，他倾向于后者，因而被乡里儒者视为“康(有为)党”“孔教罪人”。但他很快从“康党”走向了革命，1901年起先后两次东渡日本求学，是这种转变的开始。他参与发起的“中国青年会”，明确“以破坏主义为目的”。在1903年“拒俄运动”中，他于演讲中声言要“杀尽”那些“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的“国贼”。归国后创办《安徽俗话报》等，亦以鼓吹革命著称。他还参加暗杀团，以恐怖行动表达反满立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此后不久，陈独秀受聘成为安徽都督府秘书长。康梁的思想此时于他早已是敝屣。这一年，比陈独秀小10岁的李大钊刚刚23岁，还在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他生于河北乐亭，“家贫，只有薄田数十亩”，幼失双亲，由祖父抚养成人。1927年作《狱中自述》，他还提及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缘由：“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这种深受外国侵略刺激的心态，在出身于湖南韶山冲富户家的毛泽东身上也有鲜明体现。1911年，没人知晓他将成为20世纪影响中国最巨的政治人物。他已经19岁了，却刚刚读完小学，暑假结束后得以去省城的中学读书，令他“极其兴奋”，都不太敢相信这是真的(斯诺《西行漫记》)。此时的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在《民立报》上读到黄花岗起义的消息后，就在学堂墙上贴了一张大字报，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新政府的大总统，而康有为和梁启超则分别为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此时的他奇迹般把维新派与革命派的主张揉合在一起，暴露出内心对政治的模糊认识。不过，他剪掉了辫子，也很快在武昌起义之后，受革命党人影响，成为湖南新军的一名列兵。半年后，他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几经周折，他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周恩来的年纪更小些，在辛亥革命前一年，他刚刚13岁，随三堂伯从江苏来到了东北。周恩来生于淮安，祖父周起魁曾做过海州直隶州知州，但在周恩来童年时期，家道已经中落。“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1946年，他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李勃曼这样说。辛亥革命爆发时，周恩来还在沈阳读书，开始接触西方教育，读革命书籍。他的年龄还小，一名叫高亦吾的历史老师(周恩来在回忆文章中称高戈吾)和一名毛姓地理老师分别向他推荐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的书籍，他更容易消化接近白话体的后者。不过，革命的思想已经渗透进他的头脑，在高亦吾的影响下，他也在辛亥革命消息传来后，剪掉了辫子。这段时间，有关周恩来的文献档案不是很多，最著名的是他在老师提问因何读书时，以“为了中华之崛起”作答。更值得注意的是，1912年10月他写的一篇《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成为全国流传的佳作。在这篇作文中，他提到“吾校司教育之诸公乎。诸公为国家造人才，当殚其聪明，尽其才力……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扰其心志，而日事敷衍。”他对教育者“勿投身政界党会”的立场，在此后革命岁月中发生了改变。1915：从反满走向反传统周恩来在1913年离开东北，到了天津，进入南开中学。在东北的时候，他就开始读戴季陶创办的《民权报》，那里混合了革命的章太炎和维新的梁启超的主张，以批判袁世凯而著称。这份报纸只存在了将近两年，在1914年停刊。《民权报》停刊那年，南开中学破例免除了周恩来的学杂费。他品学兼优，积极参与社团活动，也是学校新剧团的核心人物。1915年，他担任女主角的戏剧《一元钱》还曾到北京青年会公演。周恩来1946年回顾那段生涯时，提及1915年，他“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同时亦承认，“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还不多。”而从周恩来1915年前后的作文看，亦有“余入京师，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首善之区如斯，知中国之自亡久矣，又奚待外人瓜分而豆剖之哉！”(周恩来1916年2月23日手稿《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不过，周恩来文稿更多的内容显示出，他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及各种宗教精神均抱好感。如其1916年发表的《我之人格观》中称，“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回之十诫，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毛泽东的1915年，也从抗议开始。他写了一篇抗议学校校长收费的宣言，还用“二十八画生”(毛泽东繁体共二十八画)为笔名，在报纸上登广告并张贴启事，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他联系。他和一个叫萧瑜的同学，在夏天徒步走了湖南五个县，一路乞讨，没有花一个铜板。这一年初，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秘密文件，袁世凯于5月接受。帝制推翻已近四载，共和的益处似乎并未显现，其弊端反而随处可以拈来。年底，袁世凯决定称帝，而“护国运动”也拉开序幕。李大钊已于两年前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他也参加了留日学生的抗议行动，他在起草的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中说，“抑日本蕞尔穷岛，力非能亡我中国者……盖政府于兹国家存亡之大计，实无权以命我国民屈顺于敌。此事既已认定，则当更进而督励我政府，俾秉国民之公意，为最后之决行，纵有若何之牺牲，皆我国民承担之。”话语间仍持对中国政府的监督合作态度，共同对外。而陈独秀则不同。1915年7月，他创办了《新青年》杂志，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营垒。一年前，他在致章士钊的信中说：“国政巨变……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力主“排满”，认为中国的腐败、落后挨打均源于满人专制统治。但共和肇兴，满人失势，却出现政客以各种主义为名争权夺利现象，纷争不止，如陈独秀所言“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病入膏肓，问题的关键在如何问诊。满汉更替，制度变异，问题反而愈演愈烈，陈独秀等人开始新的确信，视角从制度转向传统文化：“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新青年》周围聚集起一群反传统的知识分子，包括1916年回国的李大钊，虽然一直较陈独秀稳健，但也参与其中，成为反传统堡垒中的健将。毛泽东亦然，“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可是就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美国记者斯诺承认，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19：帝国主义的刺激陈独秀的墓地位于安徽省安庆市郊区。墓前，《新青年》杂志的封面，被铸刻成石，格外显眼。陈独秀就是依凭这份杂志，成为国内首席意见领袖，毛泽东称其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周恩来是在1917年东渡日本后，真正留意《新青年》的，并很快被其中的观念所吸引，放弃了之前的自我主张。“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于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把我那从前的谬见打退了好多。”(周恩来1918年2月15日日记)日本原本是中国青年效仿与膜拜的对象，但周恩来在旅日途中亦发现其“军国主义”的弊病。他在日记中写道：“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他从而认为自己此前“军国主义”救中国的想法是大错了。旅日这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次年，日本发生席卷全国的“米骚动”，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周恩来开始被社会主义的思潮所吸引，1919年4月回国时，他箱子里还有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书。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国内知识分子对西方强权的想象，在1919年开始了新的幻灭。继日本“二十一条”之后，1919年巴黎和会所造成的刺激，终于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运动：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要面对战胜诸列强的分赃，德国从山东攫取的权益被转交给了日本。不过，在5月4日当天发生游行示威运动时，周恩来尚在东北的伯父家。毛泽东已于1918年来到北京，但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谋了一个助理员的职位，他没能像其他同道一样赴法勤工俭学，1919年初他离开北京，因此也错过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但毛泽东该年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开始频繁地撰写文章，批判旧制度、旧文化与帝国主义列强，鼓动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反抗。他还带头参加了驱逐长沙督军张敬尧的运动，起因是他们暴力破坏日货商店并焚烧日货的行为受到了张的干涉。李大钊已于1916年回国，作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他是给予毛泽东图书馆助理员工作的人。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为阵地，发表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演说———从《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直到《再论问题与主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李大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陈独秀并不在现场。他陷入了自己人生的一大危机中。因个人生活原因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职位后，陈独秀被学校给假一年。进入6月，错过了五四运动的陈独秀返京，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而被警方逮捕。陈独秀仍耽于恐怖行动的正义感中。据警方卷宗，传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