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领袖如何立规矩防腐

中共领袖如何立规矩防腐：毛泽东“三不谈”黄金之所以不易变质，是因为它抗腐耐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什么能“拒腐蚀，永不沾”而永葆革命青春，根本地源自他们能够始终坚定革命信仰、时刻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廉洁奉公风范，他们深知：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应该带头遵规守矩，廉洁自律，决不能存有丝毫的特权思想。那么，老一代革命家怎样自觉主动地为自己的思想心灵和言行举止，约定了以身作则、严以律己的抗腐规矩，并严格身体力行的呢？毛泽东的“三不谈”和“三不原则”：毛泽东从小就树立远大志向，培养坚强毅力，到了青年时代，他给自己规定了“三不谈”作为修行准则：不谈金钱、不谈身边琐事、不谈男女恋爱方面的问题。被同学们誉为“身无分文、心忧天下”。1949年7月，湖南解放后，毛泽东家乡的亲戚和朋友们纷纷给他写信，要求推荐参加工作或介绍别人进京。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人民政府各机关部门，由于工作需要，招收了许多新人。也有许多老干部的家属和亲朋来了，只要历史上没什么问题，一经介绍也就参加工作了。”但毛泽东却说：“别人的亲友可以来，我的不能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共产党的主席，毛泽东要率先律己树立一种风范。他对秘书说：“我们共产党的章法，决不能像蒋介石他们一样搞裙带关系一个人当了官，沾亲带故的人都可以升官发财。如果那样下去，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像蒋介石一样早垮台。”他进一步对秘书田家英具体订立规矩说：“处理亲友一般来信原则是：凡是要求到北京来看我的，现在一律不准来。来了也不见。凡是要求安排工作的，一律谢绝，我这里不介绍，不推荐，不说话。”周恩来的“三不沾”：周总理掌握着党和国家的大权，他兢兢业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权力和无私伴随了他的一生。他给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早就“约法三章”，规定了“三不沾”：私人的事不坐公车，不沾国家的便宜；亲属来机关探亲，就餐自己买票，不沾集体的财富；不得以总理的名义接待或收受礼品，不沾机关和个人的利益。不仅如此，周恩来与邓颖超还对亲戚晚辈进一步严格要求，及早“约法三章”，具体约定了《十条家规》：晚辈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不可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许请客送礼；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生活要艰苦朴素；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刘少奇的“四不准”：针对外出视察工作，刘少奇总是同身边工作人员“约法三章”，向身边工作人员专门交待“四不准”：一是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二是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三是不准向人家要东西；四是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作为国家主席下去视察不要接送，不准请客吃饭，参观不要陪同，怕铺张浪费，怕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这是刘少奇高度自觉的廉洁自律。这些平凡的生活细节，充分反映出刘少奇作为一名真正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董必武的“三种行为”和“三不许”：革命老人董必武非常谦逊，他把自己的工作比喻为“三种行为”：当抹布、跑龙套、敲边鼓。这充分体现了德高望重、位高权重的他甘当人民的勤务员的品格情操。1949年11月，董必武因公去南京，几位随员想把一辆“别克牌”黑色小车要来带回北京。董必武得知后，严肃郑重地提出“三不许”：“不许向地方要东西，更不许以我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活动，不许接受礼物。”从此，这个“约法三章”便成了董必武和他身边工作人员的抗腐防变的座右铭。任弼时的“三怕”：任弼时一生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任弼时的这“三怕”，是一个共产党员党性的生动体现，也正是任弼时一生的真实写照、对其人生境界的褒扬：任弼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他戎马一生，征战南北，两次被捕入狱，体弱多病，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按理说，他应该享受更好的生活、更优越的服务。但他一点也没有追求享受，而是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把毕生的心血与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彭德怀的“保公三诀”：抗美援朝期间，祖国人民给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寄去了许多慰问品，彭德怀吩咐警卫员全部管起来，分下去。对随意取用慰问品的干部则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说：“管公的人就要这样：第一，自己不贪；第二，别人不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一个‘公’字。”并指示管理物资的干部一定要做到这三条。彭德怀说的这三条，人称“保公三诀”。徐特立的“三个第一”：被尊称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一生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称自己这位可敬的老师为党的“坚强的老战士”。对他了解颇深的毛泽东更是一语中的地高度评价他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三个“第一”是毛泽东于1937年11月3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60岁生日时写下的祝贺信中的核心观点，概括了徐特立光辉的一生。这位1927年5月在白色恐怖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并以57岁高龄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真正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模范实践者。令人回味的是，毛泽东在称赞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的同时，也尖锐指出了“有些人却是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谢觉哉的“三自”：革命老人谢觉哉把自我批评比作“跟自己打官司”。即自己当被告，自己当律师，自己当法官。他对自己的缺点毫不客气，表现了严于解剖自己的革命精神。陈毅的“三不要”：陈毅痛恨资产阶级的假公济私行为和利己主义。在担任上海市第一任市长时，他对家人尤其是子女们“约法三章”：一、穿土布衣，大孩子穿了再轮给小的孩子穿；二、不坐公家的小汽车；三、办任何事都要严格按制度来。在父母回四川安家时，他对陪送的同志提出“三不要”：把两位老人直送我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找普通民房住，不要向机关要房子，安家事宜自己解决；不要向国家伸手。叶剑英的“五不许”：北平解放后，为严防滋长不良习气，时任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的叶剑英，对部属提出了五条要求：一不许谈发财（批评的是升官发财）。二不许姻娅同事（防止任人惟亲的裙带关系）。三不许有士大夫气（批评的是脱离实际，食古不化的封建士大夫习气）。四不许鲜衣美食（要求的是艰苦朴素）。五不许空谈主义（反对的是夸夸其谈，不干实事）。徐海东的“三问”：徐海东将军平日凡是遇见多年不见的战友，总是以“三问”代替世俗的寒暄。一问政治上犯错误没有，二问经济上多吃占没有，三问生活上和老婆闹离婚没有。他爱人周东屏曾提醒他：“多年不见的老同志，怎么好这样问？”他却说：“问问怎么不行，净说好听的，那算什么共产党员？！”陶铸、胡耀邦、王鹤寿的“约法三章”：1945年8月，抗战胜利。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延安许多干部意气风发，准备奔赴全国各地开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一天，陶铸同王鹤寿、胡耀邦在王家坪桃园聚别。他们畅所欲言，敞开心扉谈了很多……最后，这三位志同道合、一身正气的挚友郑重相约终生做到三件事：永远跟着毛主席；永不叛党；永不做吹吹拍拍的事。这年，陶铸37岁，王鹤寿36岁，胡耀邦30岁，正是大有作为的年华。纵观这三位革命同志的一生，他们都始终如一地践行以上约定，真正做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身清白，大公无私，廉正奉公。譬如，陶铸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职。1967年1月遭到江青等人诬陷，受到残酷迫害。1969年在合肥逝世。但他留给后人的清廉事迹和高尚风格是永世长存的。建国初期，陶铸在广东担任省委书记期间，有一次带领几个干部到外地检查工作。有一个县的领导设宴欢迎，陶铸看到大摆筵席的场面，非常恼火，他毫不留情地对当地干部进行了一顿批评之后，匆匆吃了一碗饭便离开了。此后，陶铸每到什么地方去搞视察、检查和指导工作，总是要事先约法三章，立下“三不准”的规矩：不准请客，不准迎送，不准送礼。谁违反了就追究谁。再比如，胡耀邦同样对年轻时的以上约定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一生。1980年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当天就给家乡浏阳县打电话“约法三章”：其一，不开庆祝大会；其二，不得因此而在乡里大兴土木；其三，不许挂他的像。胡耀邦为人民树立了一身清白、奉公廉洁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