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之红旗论坛(剪报文艺类)

1《求是》之红旗论坛（2001年5月—2003年12月）2001年有话则短无话不讲朱铁志（2001年10期）常言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你这样说，我这样说，大家都这样说，说来说去，说成了一句不走脑子的套话，却从未想过其中的荒诞和可笑。有话为什么一定要长呢？没话为什么要找话呢？有话尽量短说，无话干脆不说，所谓“有话则短，无话不讲”，不是更好吗？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开长会、讲长话的情况却屡见不鲜，成为一道叫人既无奈又反感的可笑“风景”。有的人好像非常热衷于会议，有事没事喜欢把大伙儿召集起来开上一个会，而且逢会必讲、一讲就长。如果讲话确实言之有物，能够启人心智倒也罢了，不幸的是常常如“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让人昏昏欲睡、痛苦难当。群众气愤地说：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其实，能否做到“有话则短”，是一个人思想水平的重要表现。要讲清楚，首先要想清楚。要做到长话短说，就必须对所谈问题有所研究、有所归纳、有所抽象，知道症结何在、矛盾何在、怎样认识、如何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有思路、有对策、有部署，做到言简意赅、言近旨远。而那些没有真才实学又好表现的人，只要有登台机会，就会废话连篇，离题万里，不知所云。“有话则短”还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修养。开短会、说短话，既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是一个人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的具体外化。一2个惜时如金、雷厉风行的人，怎么可能一屁股坐下就没完没了地话语爆炸，全然不顾别人的感受和反应呢？开大尾巴会，说车轱辘话，既是对别人的轻慢，也是对自己的亵渎。鲁迅说：“时间就是性命。无端地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导致某些人喜欢开长会、讲长话的原因很复杂，有些人是形式主义的迷恋者，他们不想做辛苦扎实的工作，而喜欢用会议贯彻会议，用讲话贯彻讲话；有些人是“懒汉哲学”的信奉者，他们既不愿意、也不能够用自己的头脑去领会精神和分析实际，只好照本宣科、鹦鹉学舌；还有些同志虽然也厌烦开长会、讲长话，但他们没有勇气从习惯的定势中摆脱出来，认为只有开长会、说长话，才能显示对上级指示的重视和对领导的忠实。他们看重的其实既不是会议内容，也不是讲话长短，而是“作秀”给人看。不仅要开长会、讲长话，会后还要上传下达、广而告之，惟恐大家不知道。至于会议是否有效，讲话是否适用，则被抛在了脑后。通常情况下，喜欢开长会、讲长话的同志多半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工作要做，除了开会、讲话，不必做任何具体工作，无需充裕的时间去思考、去写作、去落实一个又一个工作任务。开会讲话就是他的工作，会议多少、讲话长短，就是他水平高低、政绩大小的重要标志。所以这些同志都很迷恋会议和报告，动不动就喜欢弄出一个新提法，说出来都是一套一套的，自己还很为这些所谓的“新提法”而陶醉。事实上，正像江泽民同志曾经批评的那样，旧的口号还未落实，新的又提了出来。在他们管辖的地区，盛产的是“提法”和“口号”，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政绩。在我的记忆中，国际上一些重要的会议往往都比较简短，讲话更是分秒3必争。前年的上海财富论坛，来的都是世界顶尖企业家，每人讲话限时五分钟。而那些简短的发言无不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通常的学术会议发言也限时，主讲十五分钟，提问答疑五分钟，容不得半句废话。甚至连某些国家的总统就职演讲也不过几分钟。我们究竟有什么必要非得长篇大论呢？当然，长和短都是相对的，一些非讲不可的话、去除了水分的话、听众爱听读者爱读的话，有时长一点，也是应该的。我们提出“有话则短，无话不讲”，意在倡导用尽可能少的时间、以尽可能短的篇幅讲出真话、实话、管用的话，不讲空话、套话、废话。煞一煞荧屏“三风”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研究员仲呈祥北京广播学院教授周月亮（2001年11期）当前，我国的电视剧创作继续保持繁荣发展的势头，２０００年核准发行的国产电视剧达到４５５部７５３５集，全国电视观众数以亿计，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电视剧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电视剧作为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渗透性最强的大众艺术，是思想文化领域最重要的阵地之一。但是，在电视剧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一些不良倾向，具体表现为“豪华风”、“滥情风”和“戏说风”，因此，必须予以认真对待。“三风”盛行不容忽视一是愈刮愈猛的“豪华风”。这些作品，不是满腔热情地把镜头对准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广袤大地，对准日新月异的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和正在开发的大西部地区，更不是为变革大潮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新人传神写貌，而是热衷于瞄准并追踪极少数“大款”们的豪华生活以及暴发户们的4畸形的心灵世界。于是乎，在荧屏上没完没了地展现他们挥金如土、胡作非为、出入于高级宾馆、醉酒于豪华宴席、调情于私人别墅的所谓“贵族”的生活方式。一些创作者用电视剧这个形式来制造“暴发户”的豪华梦，再用这种豪华梦来编织自己心目中的“现代化”。这种精神鸦片其实是海外渲染腐朽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影视作品的“盗版”，它诱导、催生着许多新的不健康的社会心理。长此下去，何谈电视剧艺术建设良好社会心理的神圣使命！二是愈编愈滥的“婚外情、多角恋”的“滥情风”。这种倾向既与“豪华风”相交织，也浸染到小康人家乃至寻常百姓家。什么“一个男人和几个女人的故事”、“一个女人和几个男人的故事”，公然成为招贴广告和剧作的“卖点”。这些作品不是着意于讴歌人类两性间健康、圣洁、美好的情感，而是津津乐道于稀奇古怪的“婚外情、多角恋”，以为这样就有了“观赏性”。于是乎，荧屏上这边离婚，那边滥爱，恩怨纠葛，三角连环，“咀嚼个人身边的小悲欢，并拿这小悲欢当大世界”（鲁迅语），既与时代主旋律极不合拍，又根本引不起人民群众的共鸣，污染了社会空气，败坏了观众的审美情趣。这也是粗制滥造的模仿——内地学香港，香港学好莱坞。这类拙劣的模仿完全失去任何严肃的内容，当然也就更失去了中国优秀传统艺术的精神，除了宣扬一些廉价幼稚的幸运观念，就是铺排一些无聊苍白的感情纠葛，除了让观众滋生悲观厌世之情外，就是教唆“不风流就算白活”的人生哲学。应该说，这类电视剧对观众的熏陶，连好莱坞的公式化的作品也不如。三是愈演愈烈的编造历史的“戏说风”。眼下古装剧大为流行，除了观众喜闻乐见的原因外，更多出于追逐利润的驱动。在“赵公元帅”的指挥下，从俗媚俗，顺应低级趣味，任意戏说历史，搓捏人物，胡编乱造，张冠李戴，5一时间成为一种趋之若鹜的时髦。一个清朝已拍了不知多少部，不但让外国人觉得中国的古人都是梳大辫子的，就连中国的孩子们也觉得他们的祖宗不够光彩，而且里边除了爱恨情仇，就是皇权崇拜、个人崇拜，还有什么巫术、迷信、装神弄鬼，不仅扩散着封建毒素，歪曲了传统，作践了古人，也嘲弄了观众，把观众当傻子来“懵”。这种戏说历史的思维是反历史主义的。制作者的良知被“利润”践踏，他们捏造出来的“历史”又在大面积地破坏着受众的民族感情和现代良知。杜绝“三风”产生的根源上述“三风”，是屡经批评反而愈益加剧的“怪现状”。极少数电视剧制作者采取“笑骂由你笑骂，只要赚钱我照拍不误”、大捞一把的“制作原则”，把艺术家的良知和使命感、责任感抛向脑后。顽症难治，但为中国电视剧健康繁荣计，又非治不可。一方面要以改革为动力，用科学管理杜绝“三风”产生的根源，一方面要提高电视剧制作者的思想素质、文化修养和审美创造能力，走出观念误区。首先，要加大这方面科学管理的力度。目前亟须加强的工作有：一是确实将题材规划落到实处，改变乱抢题材乱拍戏的状况，组织专家和有关方面审阅剧本，然后才能批准规划立项，发放投拍许可证；应该提倡“本土化”的创作方针，突出地域文化的优势，在全球化大语境中强调“中国气派”的叙事风格和民族化的精神品质。二是整顿制片人队伍，加强制片人管理，用组织手段提高制片人的思想水平、道德素质与艺术修养。三是将评奖与评论结合起来，获奖作品必须具有良好的社会反响，权威报刊上专家的专文评论将成为重要参考。四是各媒体要开通群众评论的渠道，让观众有参与权和评6议权。五是电视艺术批评与美学研究队伍要在宏观的战略指导下统筹规划，形成一个分工协作的整体，从而形成权威的主导声音。这是发挥政府职能和正确导向的重要方面，也是尊重艺术规律的可靠保证。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评论引入管理，是管理电视剧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能让电视剧市场放任自流，变成西方式的所谓商业性的“娱乐业”。其次，要大力提高电视剧从业人员的整体精神素质。一方面要通过多渠道、多种方式对电视从业人员进行思想文化的培训，帮助他们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认识水平，丰富他们的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提高民族传统文化的修养；另一方面，对于电视剧制作部门的工作考核，要强调社会效益的标准。对任何一家电视台、一个品牌化的栏目乃至一部电视剧，都不能片面地用资金数字来作为衡量优劣的标准，而要首先用凝聚、激励全民族的精神力量的社会效益来评估他们的工作。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一切思想文化阵地，一切精神文化产品，都要努力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弘扬社会正气、倡导科学精神，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电视剧创作理应艺术地弘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弘扬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弘扬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弘扬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弘扬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电视剧艺术家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来认识，才能优化组合自己的创作资源，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正确认识观赏性“三风”盛行的主要观念误区之一，是片面地认识“观赏性”，盲目地追求“观赏性”。我们当然要强调艺术的观赏性，反对孤芳自赏、脱离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贵族作风。但是，我们提倡的是积极的健康的向上的观赏性，7目的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审美水平和思想水平；我们反对消极地迎合某些观众落后的、不健康的审美心理，因为这样做是对观众极大的不负责任，势必强化观赏陋习，诱发文艺创作和鉴赏领域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阻碍先进文化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这样严肃地提出问题，此风不煞，就会自毁长城。必须明确指出的是，艺术的观赏性应当是建立在高尚的、健康的审美情趣之上的观赏性，因此决不能把观赏性等同于收视率，等同于卖点和票房价值。那种放弃艺术的高尚使命，把文艺当作一般商品的消极观点，恰恰为上述这三种不良风气提供了理论武器和舆论支持。更有甚者，居然有这样糟糕而糊涂的“理念”：好东西人们看不懂！于是，观众只能被迫接受他们的“文化垃圾”。我们不得不指出的是，这完全背离了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说电视剧只是商品的人，似乎从来就不曾顾及到，人之为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事物的”，并以此来实现“自我确认”。（参见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５０、５１页）电视剧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是对美的欣赏和心灵的陶冶。它的制作和流通过程是市场化的，尽管具有商品属性，但它又决不是一般的商品，在本质上，它具有精神属性，特别是意识形态的属性。拿商品属性来为荧屏“三风”障眼开路，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们必须强调电视剧是审美文化而不是非审美文化的观念。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非审美文化仅仅作用于感官，使其由接受刺激而产生快感，而审美文化则强调通过快感（或悲剧产生的痛感）进而升华为美感，并给人以认8识启迪和人生感悟。只有审美文化，才有资格进入先进文化的行列，才能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在文化上的根本利益。应当看到，人民群众的审美情趣在主体上是健康向上的，盲目追求观赏性的低俗的艺术倾向已经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有良知和使命感的电视人、评论家，应该顺应广大群众的意志，为在全社会培养一种深刻而非肤浅、沉稳而非浮躁、幽默而非油滑、健康而非媚俗的群体性的审美风气而做出不懈的努力，从而使电视剧艺术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中发挥出别的艺术形式不能替代的独特作用。一切有出息的电视人都要力求把优秀的电视剧奉献给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而尽职尽责，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使自己无愧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光荣称号。以德治国重在“官德”罗素英（2001年12期）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对承担着治理国家任务的各级领导干部即人们常说的“官”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为“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