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奇案》读书笔记

《洞穴奇案》读书笔记一．本书背景1949年，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L．L．富勒在《哈佛法学评论》上提出了一个虚拟的人吃人案件，这个名为“洞穴探险”的案例后来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的虚拟案例”，“五名洞穴探险人受困山洞，水尽粮绝，无法在短期内获救。为了维生以待救援，大家约定抽签吃掉其中一人，牺牲他以救活其余四人。威特摩尔是这一方案的最初提议人，但在抽签前又收回了意见。其他四人仍执意抽签，并恰好选中了威特摩尔做牺牲者。获救后，这四人以杀人罪被起诉并被初审法庭判处绞刑。这是美国20世纪法理学大家富勒1949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假想公案。富勒还进一步虚构了最高法院上诉法庭五位大法官对此案的判决书。这一著名的公案成了以后西方法学院学生必读的文本，并在此基础上演绎出了更多的公案。1998年，法学家萨伯延续了富勒的游戏，假设五十年后这个案子有机会翻案，另外九位大法官又针对这个案子各自发表了判决意见。二本书简介《洞穴奇案》虽然是一个虚拟的案例，但书中十四个观点反映了20世纪不同流派的法哲学思想。在我们看来，对被告人的认定要么是有罪，要么是无罪，但本书的作者（包括富勒）却能从不同的角度对被告人是否有罪或是否应当受到刑事处罚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从而衍生出了十四个判决观点。这些观点中，有的认为应严格适用法律条文不应有例外；有的认为应探究立法精神，从目的解释的角度来分析出他们无罪；有的认为根据常识可以判定被告人无罪；还有观点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更是一个法律与道德的两难选择，从而拒绝作出裁判。萨伯所虚拟的九位大法官更是从紧急避难、法律解释、犯罪意图、刑事处罚性、生命的价值、囚徒困境、社会契约等不同角度进行了周密而详细的分析，个个观点明确、论点充分、论证严谨，让人感觉大法官们的结论在法律上都是天经地义，但结论却相差甚远。三．作者简介富勒（LonFuller）：美国德克萨斯州人，曾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后在哈佛大学任教。他撰写了八部法律专著和大量论文，是20世纪极优秀的法理学家。西方法学界认为富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权威的法律哲学家之一。他的洞穴探险者案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法律虚构案例。在《洞穴奇案》中，就包含其最早提出的5个经典的观点。萨伯（PeterSuber）：影响甚广的“开放近用运动”的发起人，1973年毕业于美国叶尔汉姆学院，1978年获西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萨伯从事很多领域的向社会活动，兼任耶鲁大学法学院信息社会项目访问学者等多项职务。1991年出版专著《自我修正的悖论》。在其所著的《洞穴奇案》中，结合富勒的五个观点，又提出别具一格的9个新观点。四。主要内容简述第一位特鲁派尼：认为法律有条文：“任何人故意剥夺他人生命，都必须被判死刑”，认为被告有罪，但应获得行政赦免。第二位福斯特法官：福斯特法官从探究立法精神上展开，以自然法和法律精神为由，认为被告完全无罪。具体理由有二：第一，案发时被告们处在“自然状态”而非“社会文明状态”，现行法律对他们不起作用。第二，正如假定自我防卫而致施暴者于死地则自我防卫者犯了谋杀罪并不会威慑自我防卫者那样（因为人被置于生死的险境，根本不会考虑这么多），本案的被告也处于那样的境地，所以实定法的效力是退隐的。第三位：唐丁法官弃权，在法律与道德的两难中选择回避。第四位：基恩法官维持原告有罪，从立法至上的原则出发，认为法官的义务是忠实的是用法律条文认为法律不能参考个人意愿与个人的正义观念。对于第二位法官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威慑，表达了不同观点，认为法律的目的谁也说不清，而我们只能履行法律。而所谓“正当防卫”也不成立，因为死者并没有威胁到被告们的生命。第五位：汉迪法官认为被告无罪。认为法律必须为人服务，而根据民意调查，有九成的人认为应该宽恕被告或给予象征性的处罚后释放，而法律不能成为少数派，这样与暴政无异。人们应该根据人的常识来判断，它涉及到实践，而不是抽象的理论。最终判决：被告有罪，处于绞刑。洞穴第六人出现，与他四个朋友一样吃了威特摩尔，但至今才被发现。第六位：伯纳姆法官认为被告有罪。认为立法机关必须考虑道德，正因为考虑了道德，所以才认为谋杀是有罪的。而司法机关无关乎同情，司法机关与道德是独立的。对于所谓“紧急避难”即被告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去杀人的，同样认为不成立：第一，假若紧急避难成立，那么所有罪犯都会辩称自己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犯罪的，会造成对法治的破坏。第二，人因为饥饿去偷窃并不能赦免偷窃罪，同样因为饥饿去杀人也不能赦免杀人罪。第三，有其他方法减轻饥饿，比如等待最虚弱者先行死亡，或者吃掉自己身上不重要的末端，或者多等几天都可以。第四，对造成危害者不能受惠于紧急避难。第五，被告对危机准备不足。第六，抽签的选择并不公平。总而言之，法律并不能因为个人道德喜好而有所改变，法官的职责就是维护法律，不能徇私。第七位：斯普林汉姆法官认为被告无罪。因为被告虽然故意杀人，但是却没有犯罪意图。被告是处于紧急避难的条件下，因为自我保存的意识而去故意杀人，并没有任何邪恶的动机，也即没有犯罪意图的自我防卫罢了。被告已经处在“死亡的必然性”之下，而杀人是当时想要生存的唯一选择，而被害人的同意无关紧要，因为我们考虑的是被告有无故意犯罪的企图。所以惩罚这名被告是取抽象的形式而舍弃实质的正义。第八位：塔利法官认为被告无罪。预防性杀人与自我防御杀人成立的理由就是让对方死去比让被害者或者更多被害者死去更合理一些。也就是这种方式可以让对社会和他人的危害降到最低。洞穴中的被告们如果不进行杀人，则他们就都要死去，这是一项划算的交易，并且通过抽签平摊死亡的可能对每个人来说是公平的，而从紧急避难上来说，被告也完全符合。第九位：海伦法官认为被告无罪。虽然被告进行紧急避难或者自我防卫是在有完全自我意识的情况下的故意行为，但是这种故意行为却是当时唯一的出路，面对当时的行为，他只能顺从于这一种选择，所以尽管是自发的有意识的杀人，仍应当认为是紧急避难行为。对于一个没有邪恶杀人意图的杀人犯，对其的邪恶杀人行为处于极刑，无疑是没有意义的惩罚。法律不能脱离现实抽象的存在。第十位：特朗派特法官从生命的绝对价值出发，认为被告有罪。每一个生命都是极其崇高和无限珍贵的，生命有平等的价值。没有哪一个生命可以超越另一个生命。所有任何牺牲都必须是自愿的，不然就是侵犯了法律所确认的生命平等和神圣尊严。被害者不仅没有对其他人的生命构成威胁，并且并未同意以自我牺牲来拯救大家，所以其他人对他生命的剥夺必须得到惩罚。第十一位：戈德法官从法律契约论的观点出发，综合上述各种观点进行契约论的分析，然后提出无罪判决将会导致悲剧的重复发生，认为本案应该判被告有罪；并且认为被害者并未同意牺牲自己以救大家，也即被害者的生存权利被恶意剥夺了。紧急避难或者自我防卫可以成为杀人的理由，但不是免责事由，被告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第十二位：法兰克法官认为被告无罪。如果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即使是法官本人在洞穴中，也一定会赞成这样的做法。而如果所有法官都在宣判一个不比自己坏得人，那无疑是法律的耻辱。第十三位：雷肯法官从判决的意义上出发，认为被告有罪。因为刑法的首要作用就是保护公民免受犯罪所带来的伤害，如果对心理免责事由继续承认会加剧问题，只有严格惩罚犯罪才是预防犯罪的最有效手段。被告所谓的紧急避难只不过建立在“心理抗辩”之上，而心理是个人的、主观的，我们不应该承认心理或者意志力方面的任何理由。再者，被害人曾请求过再等几天，但是被漠视了。意识形态不应该左右法律，而法官的职责就是勇敢的依法判案。第十四位：邦德法官回避判决。每个法官都有自己的自由裁量权，这个案件涉及“故意”一词的使用范围的开放性。而甚至是立法者都会受到自身使用的语言的局限。所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无可避免的，我们不应该回避，而应该负责地适用。而在洞穴中的人们是否已经缔结新的“社会契约”，这一点我们只能做出推测，因为当时我们与他们联系不上。所以我们只能做出回避的选择。最终判决：被告有罪，处于绞刑。五．重点问题感悟看了这个案子，说实在的，觉得怎么判都有道理。我无法说清我支持哪一方，在此我就陈述一下我对里面一些问题的看法和自己的一些问题。问题一：法官是应该严守法律条文的字面意义呢，还是应该对法律条文做出自己的解释呢？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整本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由特鲁派尼法官首先提出，其他法官也都多多少少对此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我的回答是这样子的：理论上来说，如果法律条文非常明确的话，清楚到每一种情况都有一个确切的惩罚，那么法官们当然是应该忠实于法律条文的，但问题就在于，在现实生活中，法律条文往往并不是那么清楚，立法者根本不可能完全考虑到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法官对法条做出自己的阐释则无可厚非。而且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本案中，法条足够清楚明确吗？答案是否定的！法条并没有具体规定到发生这一种情况应该判处怎样的惩罚方式。所以在本案中法官们去对法律条文作出解释是合理的。事实上，法条的不确定性可能是内在的，立法者们不可能考虑到所有的情况，在我们制定法律的时候，我们当然应该把法条制定的尽可能的明确，但总的来说，法条注定了只能是大而化之的规则，其中的不甚明确之处，只能通过其他的手段来进行弥补。问题二：自由裁量权的问题，法官应该有自由裁量权吗？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不应该出现自由裁量权，法官们最好成为执行法条的机器，所有的东西都规定好了的，法官只是宣读一下内容，但正如我们在问题一中所看到的，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法条尚不完善，机器又怎么能够执行尚不明确的法条呢。假如说我被审判，又必须接受法官的自由裁量，我希望法官拥有非常小的自由裁量权，越小越好，我可不想因为法官的个人原因而受到本可免去的惩罚，所以，我们还是给予法官们尽可能小的自由裁量权吧!问题三：行政赦免的问题。说到行政赦免，我同意基恩大法官的意见，行政赦免就不应该是法官们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该考虑的问题，如果能够大赦的话，只会引发更多人的要求，造成难以判案的结果。问题四：契约的神圣性。在我看来，契约神圣性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这契约是自愿达成的，无论这些契约达成的是些什么内容当然了，也不管他们身处何地，都无所谓，这些契约都是有效的。本案中维特莫尔提出达成那个契约，虽然中途要退出但最终还是默许了。所以它是有效的！问题五：人的生命的价值。对于这个问题，特朗派特法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生命是不可估价的，我和他一样，都认为塔利法官的看法纯属谬论，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多数人的生命就要比少数人的生命重要。相反的，有时候少数人的生命会比多数人的生命重要，斯大林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人得死是悲伤的，一百万人的死只是在统计数字”。并不能根据人数的多少来判断人的生命的价值。人人生而平等，生命是不克估价的问题六：法律的目的何在？要说法律的目的，要从立法者说起，立法者的意图也就是法律的目的，同时也是广大民众的意图，希望有一个安稳的社会生活环境，法律的目的是为了威慑那些有犯罪想法的人，报复那些对人民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人，矫正那些犯错以后知道悔改的人，兼而有之!在本案中，我认为只要把法律的目的达到就行。判不判死刑待定！问题七：法官们应不应该或者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考虑判决所造成的影响？或者可以换一种问法，法官们应该考虑民意吗？我的意见是，如果法条不够明确的话，法官们在解释法条的时候或许可以考虑民意何在，但是如果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法官们却要强行扭曲法律，作出迎合民意的判决的话，这就是大大的不对了。还有一点就是我认为在中国应该尽可能的少考虑民意，在中国有些人的能力是非常大的，他可以让社会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表达出不是他们自己想表达的想法。这不是真正的民意，说过多的考虑民意，就有可能导致错案的发生，以至于以后难于判案。问题八：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先看看伯纳姆法官一样的观点。对立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不可分离，对司法机关而言，法律和道德相互独立。立法机关禁止谋杀有其道德动机：它认为谋杀是错误的，因此禁止它。没有人怀疑这一点，也没有人会出于别的原因而禁止谋杀。但是，人民不允许法官们适用自己的道德观点。法官的任务是解释立法机关的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