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研究简述

《浮生六记》研究简述Xxx摘要：《浮生六记》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一流的叙事文学作品，它注重表现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日常生活，以其清新率真的文字和不拘格套的创作手法，成为文人和学者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本文从《浮生六记》的体裁背景、出版发行、创新性三个方面做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分析。关键词：《浮生六记》；体裁背景；出版发行；创新性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浮生六记》是清代中期与桐城派古文异趣散文中的代表作品，作者为沈复（1763-？），字三百。《浮生六记》是他的自传性作品。光绪四年（1878），杨引传在苏州冷滩上偶得苏州布衣文人沈复的手稿残本前四记，使其得以付印发行，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一大批现代学术的先驱开始重视对《浮生六记》的研究，使它真正走入了学者们的研究殿堂并获得巨大的声誉。本文从《浮生六记》的创作背景、出版发行、创造性三个方面对《浮生六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一、创作背景《浮生六记》著于嘉庆十三年，为清朝长洲人沈复（子三白）的自传体散文。虽然将《浮生六记》归入自传体散文的类别，但其却有别于传统散文文以载道、征圣宗经的文学功利性等特点。沈复侧重记录生活中的“真”、“情”、“趣”，写“闺房”之“乐”，“闲情”之“趣”，“坎坷”之“愁”，“浪游”之“快”，叙述的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和日常琐事，抒发的是对纯真爱情美好的咱么，也寄寓着作者对故人、往事的追忆。书中流露出的舒适心意、强调自我情趣的精神蕴含着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和认可。《浮生六记》挣脱了儒家功利主义的枷锁，以其离经叛道的创作精神和特立独行的审美情趣在清代散文中独树一帜。作者沈复的青少年时代正值康乾盛世，但这一盛世已经进入了卫生，清王朝正由巅峰状态逐渐向低谷滑落，各种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日益暴露[1]。这一时期的正值清代图书文化的第三个阶段（引请图书发展）即文学创作进入衰微时期，主要表现为：没有撼动人心的杰作问世，多数文学作品无论是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略显肤浅和平庸；体裁不够多样化；题材大体上局限在前人的范围内，新意极少；作品的内容较少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在这种特殊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文学创作环境下，性灵主义思潮与人文主义思潮奔涌激荡[2]，在一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批判封建礼教、探索人生、表现个性的思想特征。这些特征在《浮生六记》中也表现的相当充分。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生和人性的感悟和体验和感悟，对人的尊严和个性自由的追求也反映了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的审美心志和对个人精神自由的追求。二、出版发行1877年，杨引传以活字版排印的方式将《浮生六记》排印在《独悟庵丛钞》中，这也是《浮生六记》的初刻本，此时距离沈复写就此书已经过去了七十年。晚清时期，这本抒发性灵的小说其实并未获得人们太多的关注，指导光绪三十二年（1906），苏州《雁来红丛报》将其再次刊出后，《浮生六记》才真正的在社会上流传开来。自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出版《独悟庵丛钞》以来，至今《浮生六记》版本多达一百二十中之多，并且该书有多重文字的译本，有据可查的由三种译本，还有德、法、单买、瑞典等译本。纵观该书被发现、刊行、翻译的漫长历程，有学者将其大致划分为三个时期：初盛期、空白期、繁荣期。由于篇幅原因，以下针对初盛期的出版发行进行简要介绍。初盛期：1874年至1949年，这是该书被发现进而被知重的时期。这一时期对《浮生六记》的广泛流传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是就是前文提到的杨引传，杨刊印的版本包含了管贻萼、近僧等人为书做的诗、序等内容，这些为后人研究《浮生六记》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朝图书文化的繁荣也促进了《浮生六记》的传播，虽然清朝时期受封建体制的影响，国内所有的出版组织机构一律都由皇进行帝册封和委派,并在中央的指示下负责编书、出版等事务。但是清朝图书文化还是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清朝时期的雕版印刷术已经相当成熟，雕版图书的字体、纸张、版式设计等方面均超越了前朝，质量上有了极大的提高。另外清代坊刻业十分兴盛，刻书的数量、种类增多，平民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出版和印刷产业的发达使得图书装帧更加精美，精巧的印刷和鲜明的色彩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阅读兴趣，为图书的广泛传播和阅读奠定了基础。资料显示，杨引传刊印的版本问世之后的四十年间，《浮生六记》在文坛中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甚至鲜少有资料即在后人对其评论。直到1924年5月，由俞平伯校点的《浮生六记》作为“霜风丛书”之一发行，打破了评论沉寂的局面。之后，《天下》英文月刊刊出了林语堂的《汉英对照本序》一文，表达了对《浮生六记》的赞赏与喜爱。林语堂对于该书的介绍和翻译，使《浮生六记》走进了英语世界，后来的许多种外文译本的问世都与林译本由着密切的关系，郑逸梅曾说：“林语堂把他的《浮生六记》译成英文，已传诵环宇”[3]。三、创造性《浮生六记》自出版以来，关于其文学体裁的界定一直颇有争论，它既像自传，却又不同于传统自传那样，记录平生事迹，歌功颂德；它既像随笔，却又有饱含情感的故事情节；它既像散文，却又有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这一方面说，它的确是一种新的小说，类乎散记型的自传体小说，不得不说这是沈复的一种创造。“向来小说家标新领异，移步换形，后之作者几于无可著笔，得此又树一帜[4]”。正是沈复的这种创造，打破了清代文学古典小说的时代，开启了近代文学小说的先河。《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深受晚明以来社会思潮的影响，晚明之前的作者尽管也关注自身，但是社会主流思想的禁锢没有为之提供表达自身生活情感的机会明中叶王阳明的心学，晚明李贽的童心说以及“三袁”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性灵说，打破了程朱理学在思想界一统天下的禁锢，使文人开始清醒地认识到自身价值，他们追求个性，主动表达内心情感，长期陷于沉闷、僵滞之中的文坛开始焕发生机。《浮生六记》的创造行正是体现在它深受晚明思潮影响，表现出具有近代精神的审美观，作者是为“文”而造“情”，而非为“情”而造“文”[5]。作者无所顾忌的让想说的话从笔下自然流出，并不考虑什么传统的写作规范，通过一系列“天然图画”般的生活细节的描写，丰富了人物形象，使整个作品富有动人的生活情趣。俞平伯曾说：“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纵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6]《浮生六记》作为传记文学的一种样式，是伴随着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出现的，他们肯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关注私人生活、私人情感，描写日常家庭生活，开创了清代文学的新局面。《浮生六记》的问世无疑对后来的文人产生了重大影响，继这部作品以后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描写闺中往事的自传体笔记，例如陈裴之的《香畹楼忆语》和蒋坦的《秋灯琐忆》，因其主旨的大众性、叙事的生动性，以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深受读者的喜爱。《浮生六记》描绘了以沈复为代表的清末小康家庭的欢乐与苦恼，给后世留下了那一时代文人的生活写照，反映出乾、嘉盛世社会的种种情态。作为一部自传体小说，它表达出了超越时代的思想，创造了超越前人的美。它的出现是时代进步文化思潮作用的结果，也预示着中国文学革新的到来。参考文献[1]张蕊青.论《浮生六记》的近代化特征[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6:72-77.[2]陈伯海．近四百年中国文学思潮史[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3]郑逸梅：《浮生六记佚稿之谜》，见《文苑花絮》第91-96页，中州书画社，1983年12月底。[4]潜近憎:《浮生六记序》．见《浮生六记》，讧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5]张蕊青.沈复——思想解放与文学革新的先驱[J].学海,2003,05:161-163.[6]俞平伯.俞平伯散文选集.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