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文学通史》书评

湖北区域文学史研究的扛鼎之作——评《湖北文学通史》江河湖北区域文学研究传统悠久、其来有自。早在1995年就有王齐洲、王泽龙撰写的《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将湖北上古至现代的文学收纳研究视野，开创了湖北文学通史写作的先河。2000年，湖北大学的七位中青年学者分别撰写了《当代湖北作家研究丛书》（七册），对湖北当代七位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方方、池莉、陈应松、邓一光、刘醒龙、刘继明、叶大春展开研究，首开全国学术界区域性作家群体研究的先例；同年，由湖北大学刘川鄂教授主编的《世纪转型期湖北文学研究丛书》（四册）出版，按文体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湖北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评价。2015年，由华中师大王齐洲、华中科大何锡章、湖北大学刘川鄂三位教授主编的洋洋洒洒120余万言的《湖北文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面世，可以说是目前关于湖北区域文学研究的篇幅最浩繁、体例最完备、时间最切近的区域文学史集大成之作。一、鲜明的地域特色丹纳说过：“所谓地域不过是某种温度、湿度、某些主要形势，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时代精神与风俗概说。自然界有它的气候，气候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植物的出现；精神方面也有它的气候，它的变化决定这种那种艺术的出现。”（《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一部区域文学史的成功与否，与能否反映出此区域的地域与文化特色密切相关。在该书的编撰者看来：“荆楚精神”是湖北文学的精神之源，它深刻影响着这块土地上的文学创作。何为“荆楚精神”？那就是“筚路蓝缕的创新精神、有容乃大的开放精神、念祖忠君的爱国精神、信神近鬼的浪漫精神、烛隐洞微的探索精神”。（见《湖北文学史》）第一章）这种“荆楚精神”自近代以来在湖北文学上的表现，就是“敢为天下先”的探索精神、“哀民之多艰”的悲悯情怀、“忧天下苍生”的担当意识，这种精神在闻一多、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周勃和徐迟的文学批评、新写实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等作家和文学现象那里都得到有力体现。该书正是抓住了湖北文学的精魂，并熔铸到文学史的论述中，从而使史论呈现出鲜明的湖北地方文化特色。二、严谨的编写体例1.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的著录结构《通史》时间跨度上至上古，下至编纂启动的2010年，3000多年的历史，没有一个科学、严谨的体例和结构是不行的。首先从时间上，该书以先秦至五代为第一卷，唐至清代为第二卷，清末鸦片战争前后到1949年为第三卷，此卷为近现代合卷，当代部分为第四卷，体现出通史必备的时间发展的经线，同时，当代部分比古代部分详细，所占比例更大，这也符合时间越靠近越详细的写史规律。其次在空间上，以准确、严谨的态度确立了“湖北文学”区域研究的纬线。湖北文学关注的空间范围如何确定是一个颇为棘手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因为两千多年来中国经过无数次分裂与统一，行政区划经过无数次变更与调整，地域范围的游移给湖北文学空间范围的确定增添了困难。尽管如此，编撰者还是本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湖北文学的空间范畴做了界定：“以当今湖北省所辖区域为参照，无论其在历代政区中有何变动，在此区域内的文学现象便是湖北文学通史的研究对象；由于先秦地域文学特别是楚文学地域特色鲜明且地域范围较难划断，故可将楚文学作为湖北文学的源头，以见其文学发展初期阶段的整体面貌。当然在论述时可以有详有略，属于湖北中心地区的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则详论之，属于湖北辖区以外地区的文学人物和文学现象则略论之。”（《通史》第一卷“绪论”）时间为经、空间为纬、重点突出、详略有别的结构方式，使得该书卷帙浩繁、头绪众多却层次明晰、体例完备，是一部独具匠心的区域性文学史著作。2.作家、作品、文学现象为主的写作重点不同于一般的整体性文学史，往往在某个时期作家作品介绍之前，都会有这一时期政治背景、社会思潮、文艺论争的宏观阐述，《通史》将写作重点放在湖北各时期有影响、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上，用有影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作为某一时期湖北文学样态的勾勒。具体说来，就是重点时期如先秦和唐代、十七年和新时期，在时间分期的基础上再按体裁分章节，突出其丰硕成果，而在成绩相对薄弱的时期，则不再以体裁细分。这种由点到面、散点透视、主次有别、轻整体重局部、轻思潮重作家作品的著录方式，是该书在编写体例上的又一特点。《通史》是强调“独创性”、“地域性”、“文学性”标准的文学史写作，诚如洪子诚先生所言：“就某一个时期，挑选你认为杰出的作家作品，一一品评，这也不失为文学史的一种方法。”（《问题与方法》，46页，三联书店，2015版）但同时该书也兼顾了“文学”与“历史”的平衡，注意把握文学史与“文学的历史”的区别，重视对文学审美性把握的同时，注重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学理性。三、客观的写史风格文学史的撰述大致有两种路数，一种是带有写史者鲜明的主体风格和个人意识的文学史，比如以“启蒙”、“现代性”、“人的解放”等观念展开史的叙述；另一种是尽可能不带有写史者主观意志，力求还原历史现场的的文学史。《湖北文学通史》的撰述风格更接近后者，即力求客观地还原湖北由古至今的文学图景，以精当、简练的语言勾勒历史，待后人评说。《通史》这种“不溢美、不隐恶”的史传风格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1.对湖北文学辉煌灿烂的传统、丰硕繁复的实绩详尽搜纳、不吝赞美湖北文学的辉煌自屈原和楚辞始，起点颇高：“战国后期，湖北地区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诗人，它的名字叫屈原。它的出现，不仅将湖北先秦文学推向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而且使中国古代诗歌形式发生了更加地域化也更加个性化的新变化，‘楚辞’新诗横空出世，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诗歌相拮抗，也足以让湖北先秦文学成为各地域文学之翘楚。”（《通史》第一卷，101页）此评价既饱含身为湖北人的骄傲与自豪，同时也是对屈原和楚辞历史地位的精当描述。论及楚文化的包容性、开放性，表现为古代湖北文学常是多种风格、题材、体裁并存共荣，此类例证更可随手拈来：唐代有“兄弟皆好奇”以雄奇峭丽的边塞诗惊人耳目的岑参，也有“风流天下闻”以清幽恬适的山水田园诗滋润心灵的孟浩然；宋代有深婉俊秀的宋祁，有壮逸爽劲的米芾，明代更有公安派与竟陵派的相映生辉。现代作家中，闻一多不仅复活了传统的荆楚国殇精神，使其诗作中充满了家园、孤独和涅槃的精神氛围，而且他还赋予了优秀传统以现代民主、自由为内核的反抗精神。废名田园牧歌式的创作中不仅仅传达出豁达淡远的庄禅境界，其中家园与现实、苦痛与温情、宁静与动乱之间的强烈对比也凸显出对现代进程的深刻反思。胡风那种“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精神个性，既可能是湖北佬耿直偏激、争强好胜地域性格的显露，也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人格的独立。现代湖北作家的许多人甚至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潮流，各自成为一个方面的领袖及代表人物，如曹禺、恽代英、废名、聂绀弩等人。及至当代，70年代末期以来，湖北文学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的，首先是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卷和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两部轰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1987年，方方的《风景》和池莉的《烦恼人生》发表，成为当代湖北文学史上标志性的事件，湖北文学由此从一段徘徊重新走向全国文坛的前列。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屡屡有人敢于提出新异见解，在文学批评史上留下深刻的印痕。1956年，大学刚毕业的周勃发表《略谈形象思维》和《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引起遐迩瞩目。1972年，姚雪垠在武汉市文艺创作会议上对“三突出”创作原则公开提出质疑；1982年，徐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为现代派争取地位。更加敢于提出理论异见的是胡风，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阵营内部，他长期发出独特的声音，自信地坚持自己的见解。也难怪王先霈先生不无自信地宣称：“文学理论批评上的“楚狂”精神，就是提倡独立思考，提倡理论创新，反对人云亦云，反对跟风媚俗，在人们呼唤和期待健康的有风骨的文学批评的当下，湖北这方面的遗产值得发掘和总结。”(《通史》第一卷总序，10页）该书对于湖北文学悠久历史的清理，对于湖北文学精神的归纳，都是全面而深入的，这种清理和归纳，对于重树湖北乃至整个民族的文化自信，都是十分及时而且必要的。2.对湖北文学的问题与局限毫不避讳，直言指出该书对湖北文学尤其是自现代以来的不足与缺憾毫不讳言，如现代文学的传承不力、缺乏群体效应：“随着‘五四’一代作家的淡出，湖北现代文学的强势地位变得更加岌岌可危，这种‘青黄不接’的文学传承无疑是湖北文坛的重要问题之一。其他方面同样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尽管各个领域都不乏杰出的代表，但缺少群体性特征，除了‘七月’湖北诗群外，尚没有形成以湖北作家为基本队伍的文学流派或文学社团，这也是湖北现代文学的缺憾之一。”（《通史》第三卷“概说”）如当代湖北文学在都市、现代的题材，散文、诗歌的体裁，作家年龄结构等方面的缺憾：“相较于农村题材的丰硕，都市题材的精品尚嫌不足；相较于现实主义的强势，现代主义文学还相对微弱；相较于主旋律文学和大众通俗文学的繁盛，在国内顶尖并有较大国际影响的纯文学经典还较为稀缺；相较于长中短篇小说的全面开花，诗歌尤其是散文的一流大家尚属空白；相较于中老年作家的整体性创作成就和文学影响，中青年作家尚处于零星闪耀、有待突破阶段。”（《通史》第四卷“概说”，13页）“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文学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是为了指导后人更好地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少走弯路。《通史》以客观、坦诚的态度总结湖北文学的不足与缺憾，一方面表明了撰史者豁达开阔的胸襟、严肃的撰史态度，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对湖北文学未来发展秉承着可贵的责任与担当意识。湖北作为一个有着优良的区域文学研究传统的省份，正处在由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变的历史进程中，《通史》的著成并出版，填补了湖北没有一部由古至今的文学通史的空白，对于推进湖北文学及文化事业的发展，丰富全国区域文学研究的版图，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