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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余拾论》序陈贤茂自从退休之后,我的兴趣已转向易学研究,而且年近古稀,记忆力衰退,便很少写文章了。翁奕波过去曾是我的学生,此后又同在汕头大学工作,朝夕相处,师生加同事,关系非同一般。因此,当他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写一篇序言时,便觉得义不容辞了。上世纪80年代初,当我着手筹建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创办《华文文学》杂志,并倡导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时候,翁奕波是我的得力助手;90年代,当我主编《海外华文文学史》的时候,翁奕波又是主要撰稿人之一。这20年来,他不仅在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方面卓然有成,而且在潮汕文学研究方面,在学报编辑学研究方面,均有很多建树。最近10年,翁奕波在研究台港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同时,也花很多时间从事潮汕文学研究。收在此书中的一批潮汕文学研究论文,就是此一研究的最初实绩。目前,他正与郑明标合作撰写《近现代海内外潮人文学》。此书出版之后,将会进一步展示海滨邹鲁人文鼎盛的风采,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是一片正在开垦的处女地,翁奕波筚路蓝缕,开拓奋进,功不可没。翁奕波担任汕头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也有好几年了,在学报编辑工作中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集在本书中的有关学报编辑学方面的文章,就是这些经验的结晶。他手头还有一个学报编辑学方面的研究课题正在进行中,也是一项填补空白的研究。以前我也读过翁奕波的论文,但读得匆忙,也零碎,印象不深。这次为了写序,比较系统、集中地读了他的论文,印象就深刻得多了。他是从写诗起步,然后进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因此他往往用诗的语言、诗的笔调来写论文,这就使得他的论文语言非常清新、流畅。但令我最感兴趣,也最为赞赏的,并不是论文的表现形式,而是论文的内涵,是贯穿在他的许多论文中的一个基本点,那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张扬。在给黄赞发的诗词集《潮水情》写评论的时候,翁奕波深入发掘的就是黄赞发诗词中所蕴含的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温柔敦厚的核心,是以中庸之道为哲学基础的儒家诗歌传统审美理想。黄赞发的诗词集《潮水情》深得中和之美的要旨,无论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风格,还是情与理、哀与乐、怨愤与赞美、传统与现代等种种相异与对立的东西,在他的诗词中都能适度地得到和谐统一,呈现出一种蕴藉深厚、别有寄旨的雍容大方、雅正平和的风韵。在给钟泳天的散文集《滇池之梦》写评论的时候,翁奕波最着重的就是钟泳天散文中所展现的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核心,也是华夏民族历史上孜孜以求的美学原则。可以说,天人合一之美的追求是潜藏于华夏民族心灵深处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追求。作为诗人的钟泳天,这种美的追求本来就是他的天性,而遗憾的是,他所生话的现实世界里却处处烟囱林立,人在钢铁和水泥铸成的森林的夹缝中生存,在喧嚣的市尘中穿行,美的天性几乎就要泯灭了。然而,天性之中的美的追求是不可能泯灭的,尤其是作为诗人的钟泳2天。于是,诗人就在这种人的本性的不断呼唤之下三入云南,在云南的山山水水之中描绘着他的梦境,追寻着那原本属于人类的美丽的精神家园。在论述学报编辑的品格修养的时候,翁奕波最重视的是孔子所提倡的“慎独”:君子慎独应该是君子内省修持的关键所在。学报工作主要是个体的工作,个人的品行节操靠的是自己的主观努力,靠的是个人的修养,尽管学报编辑有宗旨、有原则、有纪律约束、有领导与群众的监督,但主要还是要靠个人的自我珍重,因而,“慎独”就是编辑个人品格修养所应不懈努力的最高境界。在论述新加坡华文新诗的审美传统的时候,翁奕波着重论述了道家“道法自然”和禅宗的直觉顿悟的审美取向:道家追求顺应自然而达到人生的自由境界。在道家看来,“自然”、“无为”、“素朴”就是美的本质特征,因而它追求一种返朴归真、恬淡闲适、超然世外的审美趣味。禅宗以人的本性与宇宙本体的绝对冥契合一为追求的极致境界。这种绝对自由的神秘境界,只有靠神秘的顿悟体验才能达到,因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直觉顿悟式的智慧观照就成了禅宗美学审美观照的主要特征。像以上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在评论《殊途抉择》时,着重探讨立身中正的太极文化;在给《龙溪兰韵》作序时,致力于阐发不慕权贵、鄙薄世俗的兰文化;在《宗社文化与海外华人的历史使命》一文中,则是着重探讨宗族文化在海外的延续、演变和发展。从以上所举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翁奕波的论文中占有着一个多么重要的位置。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道、佛兼容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过去的一百年间,曾遭到被彻底否定的命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历次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使许多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也滋生了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当时一班激进知识分子把中国在近代的没落归咎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伍,于是掀起了打倒孔家店、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狂飙。狂飙过后,“全盘西化”的呼声不绝于耳,崇洋媚外之风日盛。时至今日,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仍未绝迹。一些所谓新新人类以染黄头发扮假洋鬼子为荣;唱洋歌、过洋节成为一种时尚。无论衣食住行,都努力向西方靠拢,名之曰“与世界接轨”。全盘西化的结果,就是没有了自己的民族特性,没有了自己的风俗习惯,没有了自己的文化传统,这不能不使人担忧:也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华民族将会变成一个历史名词了。被许多中国人所钟爱的西方文化,是否真的那么妙不可言?诚然,在西方国家向外输出的软实力中,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等价值观,确实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由于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是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因此,在“自由、民主、人权”背后所包藏的利己主义,在输出“自由、民主、人权”的同时所带来的腥风血雨,我们同样不能视而不见。远的不说,就在近几年中,西方国家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发动了科索沃战争,对南斯拉夫进行了长达78天的狂轰滥炸,最终肢解了南斯拉夫,颠覆了南斯拉夫的政权。然后,又是打着“推翻暴政”的旗号,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以飞机、大炮、导弹的密集轰击,推翻了伊拉克政府,扶植了一个亲西方的所谓民主政权。就这样假借“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战争,而一个横跨全球的大帝国的世界霸权,就在无数无辜人民的尸骨上建立起来了。3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华文明的重建已经提上了日程。毫无疑问,中华文明的重建必然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但也不排斥对西方文化的吸纳。所谓“文明的冲突”,不过是西方策士为帝国主义国家向外侵略扩张所寻找的藉口。温家宝曾经说过:“我们有自已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中西文化完全可以在互相取长补短、互相借鉴的基础上和平共存。历史已经证明,中国文化具有非凡的兼容、更新、发展的能力。在新的发展时期,中国文化必将在扬弃那些落伍、僵化、腐朽的糟粕的同时,以博大的胸怀,广泛吸纳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包括西方文化的合理内核,如自由、民主、人权等理念,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文化,成为中国向外拓展影响的软实力。可以预计,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随着中国的硬实力的不断增强,诸如“和为贵”、“和而不同”、“仁者爱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天人合一”(或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将象和平的福音一样传遍全世界,为构建一个和平、和谐的国际社会而发挥重要的作用。翁奕波在他的论文中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将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2005年7月12日于中泰花园
本文标题:《编余拾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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