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中西方的基本审美形态悲剧与喜剧

第二张点古希腊时期，有链接；第五张点笔筒；之后的那张点德国古典美学时期；第10张点关于喜剧发生的探讨；第14张点左小角图片；之后点第三点；就完了，按照稿子的顺序讲，你自己再看看稿子和PPt，尽快把两者结合起来！《美学》中西方的基本审美形态——悲剧与喜剧西方的审美形态在诞生之日就与艺术体裁密切相连，如悲剧和喜剧开始时都是戏剧剧种，后来才上升为相对稳定的审美形态，这种情况导致了西方的审美形态比较容易界定的特点。但除了这种有形的体裁特点外，西方的审美形态仍然有其深厚的人生境界的底蕴。我们今天将来探讨西方基本审美形态中的悲剧与喜剧。一、悲剧理论与喜剧理论的历史回顾（一）悲剧理论的历史考察悲剧艺术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古希腊时代，悲剧创作就取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产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悲剧家，以后在近代乃至现代，悲剧艺术仍然历久不衰。与悲剧艺术的繁荣相适应，西方的悲剧理论也十分丰富和发达。其中，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尼采以及马克思等人都对悲剧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古希腊时期，在西方美学史上，出现了真正奠定悲剧理论基础的亚里士多德。他在《诗学》中对古希腊的悲剧艺术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对于悲剧的情节、人物以及悲剧艺术的审美特征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探讨。他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这可以说是悲剧理论史上第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当然，从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个定义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因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显然是由于古希腊悲剧对于人物行动的描写远远超过了对于性格的塑造，这一点显然并不适用于解释近现代的悲剧艺术。但无论如何，这种概括反映了当时的悲剧创作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亚里士多德对于悲剧理论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对悲剧艺术带给人们的审美体验的深刻分析。他认为，悲剧能够借助于引起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之情来使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和陶冶。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悲剧主人公遭受到的痛苦并不是由于他的罪恶，而是由于他的某种过失或弱点，因此他的遭遇就会引起我们的同情和怜悯；而他又不是好到极点，而是和我们类似的，因此才会使我们担心自己由于同样的错误或弱点而受到惩罚，由此就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不安。当然，这些怜悯和恐惧的体验如何能够引起我们灵魂的净化，尚且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持久争议，但其理论贡献仍是不容抹杀的。这主要表现在他不仅指出了悲剧对于人的灵魂的净化作用，而且抓住了人们在欣赏悲剧时所经历的由消极情感（怜悯与恐惧）到积极情感的转化过程。尽管后代的思想家对于这个过程提出了日益精细的理论说明，但亚里士多德所发现的悲剧感的这一根本特征却始终没有被推翻，并且构成了悲剧理论研究的核心。到了德国古典美学时期，黑格尔提出了悲剧发生于“矛盾冲突”的理论，使美学史上对于悲剧实质的探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黑格尔对悲剧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辩证法运用到了对于悲剧现象的分析之中。他认为，悲剧的产生源于理念的分裂。理念在一般情况下是和谐、静穆的，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却会产生分裂与矛盾，这种分裂和矛盾会导致理念的内在冲突，并推动理念的运动和发展。理念冲突的显著表现就是人们的伦理观念和道德理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描写这种冲突正是悲剧艺术的使命。与亚里士多德不同，他并不认为悲剧的发生是由于悲剧主人公的过失所致。而且，黑格尔的精辟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悲剧冲突的双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又都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他以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安提戈涅》为例说明，国王与安提戈涅的冲突就是国法与家法之间的伦理力量的矛盾冲突，这两种伦理力量都是合理而片面的。国王与安提戈涅分别代表着国家利益和血缘亲情，所以，他们毫无疑问都具有合理性，然而他们又都以牺牲对方为目的，又都是有罪的，因此就必然受到“永恒正义”的处罚，从而导致悲剧的产生。黑格尔所举的一些例子已经包含了个人与社会形成矛盾冲突的意思，其中也折射着黑格尔所处时代的特征。当时，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正如火如荼，人们不仅面对自身的性格问题，同时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种种社会问题。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时代主题。这表明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在神秘主义的外壳之下仍包含着一定的时代气息。同时，他运用辩证思维的方法来阐释悲剧的本质，对于马克思主义悲剧理论的形成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尼采是继黑格尔之后对悲剧发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美学家。在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他对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认为悲剧的诞生与古希腊人的两种精神有关，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日神阿波罗代表梦境状态，代表着造型艺术的静态；酒神代表迷醉状态，代表着音乐艺术的振奋。两种艺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艺术发展过程中相互影响、彼此交融，最终产生了古代希腊悲剧。悲剧是两种精神的结合，“悲剧一方面像音乐一样，是苦闷从内心发出的呼号；另一方面，它又像雕塑一样，是光辉灿烂的形象”。他的悲剧诞生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从希腊悲剧的起源和演变看，悲剧最初的形式是一种合唱抒情诗，这种抒情诗是醉境的艺术，表现了音乐的精神，是酒神气质的人的自我映现，希腊悲剧的歌队正是祭奠酒神的群众的象征。后来增加的对话部，外表呈现出简单明快的特征，是日神精神的体现，悲剧中的人物则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化装。悲剧人物之所以会遭遇不幸，就是因为他们越过了日神精神的信赖自我的安心静坐，回复了酒神一般的原始本性。同时，悲剧之所以不同于普通的现实惨剧，是因为在酒神精神中，发挥出了人的一切象征能力，消除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人与自然也由此建立了新的和谐关系。其二，尼采的悲剧诞生论与他的哲学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尼采受叔本华的影响很大，认为痛苦是人生的孪生兄弟，世界的本质就是痛苦，要摆脱种种人生的苦痛，就得凭借艺术的功能，使自己在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统一的悲剧中体验生命的永恒与快乐。在此，尼采已经把生活中的悲剧与审美意义上的悲剧有意识地进行了区别，这是美学史上的一大进步。关于喜剧发生的探讨最早对喜剧发生进行探讨的是柏拉图，他在《斐利布斯篇》中借苏格拉底和普若第库斯的对话表达了自己的喜剧观：他认为喜剧和悲剧一样，都引起快感与痛感的混合；而滑稽和可笑大体是一种缺陷，缘起于大多数人在心灵品质方面所犯的认识错误，即“自己以为具有并没有的优良品质”；“有这种妄自尊大想法的人如果没有势力，不能替自己报复，他们受到耻笑，这种情况可以真正称为滑稽可笑”。在柏拉图喜剧发生论的基础上，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模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滑稽的事物是某种错误或丑陋，不致引起痛苦或伤害”。与他们的悲剧发生论一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主要是从一般的抽象人的层面上来论述喜剧的产生，抽去了喜剧所具有的社会内容；不过，他们甚至还没有达到他们对于悲剧发生所达到的认识高度，他们论述的主要还是喜剧感的产生与状态，而没有像分析悲剧那样从矛盾冲突入手，进而辨析矛盾双方的合理性与缺陷及不足，所以，与生活和艺术创作的距离较远。从喜剧的心理效应来论述喜剧发生原理较有深度的是康德，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一个印第安人在苏拉泰一英国人筵席上看见一个坛子打开时，啤酒化为泡沫喷出，大声惊呼不已。待英国人问他有何可惊之事时，他指着酒坛说：我并不是惊讶那些泡沫怎样出来的，而是它怎样搞进去的。我们听了大笑，而且使我们真正开心。并不是认为我们自己比这个无知的人更聪明些，也不是因为在这里面悟性让我们觉察着更令人满意的东西，而是由于我们的紧张和期待突然消失于虚无。”所以他认为“在一切引起撼动人的大笑里必须有某种荒谬背理的东西存在着……笑是一种从紧张的期待突然转化为虚无的感情”。康德的喜剧发生论着重探讨的是喜剧对于人的心理效应，而实际上喜剧当然不限于心理的范围，它同样与人生实践紧密相关。与康德相比，黑格尔从矛盾冲突的观点出发，在悲剧与喜剧的比较之中揭示喜剧产生的原因，就显得更加深刻和切合喜剧的本质。黑格尔认为，悲剧由于“片面地侧重以伦理的实体性和必然性的效力为基础，至于对剧中人物性格的个性和主体因素方面却不去深入刻画”，而“喜剧则用颠倒过来的造型艺术方式来补充悲剧的欠缺，突出主体性在乖讹荒谬中自由泛滥以达到解决”。他的意思是说悲剧着重于客观矛盾的冲突，着重于描绘抽象伦理力量之间的对立，相对就较少顾及人物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的细微刻画。悲剧的结果是来自于悲剧人物所代表的客观伦理力量的较量；喜剧则不同，喜剧的过程及结果则来自于人物自身性格与行动、目的与动作的内在矛盾。喜剧人物所追求的目的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目标，他从根本上是实现不了的，只是在喜剧过程中不断地制造矛盾，不断地暴露自己的缺陷与可笑之处，最终使主体的意志和行动都落空而化为无意义。所以与悲剧人物相比，他们是一些自命不凡却又性格低下的人，“他们在意志、思想以及在对自己的看法等方面，都自以为有一种独立性，但是通过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内外两方面的依存性，这种独立自足性马上就消灭了”。从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上来看，悲剧与喜剧都是分裂的，悲剧是内容大于形式、压倒形式，喜剧则是形式大于内容、压倒了内容。二、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喜剧与人生实践上面所讲的悲剧与喜剧理论主要是对作为艺术类型或样式的悲剧和喜剧审美特征的探讨与概括。这与我们所讲的作为审美形态和美学范畴的悲剧和喜剧虽有联系，但并不相同。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喜剧既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不幸遭遇和滑稽事件，也不同于戏剧中的悲剧和喜剧。我们的逻辑前提是把审美看作一种人生实践，把广义的美作为一种自由人生境界的对象化和感性显现。所以，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和喜剧就比作为艺术类型之一的戏剧中的悲剧和喜剧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又比生活中存在的不幸和滑稽有着更加确定的审美内涵。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和喜剧既可以存在于戏剧之中，也可以存在于小说、诗歌、电影等诸种艺术形式之中，同时，更多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过去，我们习惯于以戏剧中的悲喜剧为例分析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和喜剧，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无论审美形态意义上的悲喜剧，还是戏剧范围的悲喜剧，都是主要相对于人的悲喜情感而触发审美享受的，而且都离不开集中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戏剧中的悲喜剧由于在有限的时空中集中了尖锐强烈的矛盾冲突，能够很快使人物陷入特有的境遇之中，并由行动引出富有必然性的高潮与结局，所以，可以说是作为审美形态的悲剧和喜剧的成功呈现。但我们不应该忽视悲剧和喜剧作为审美形态比戏剧中的悲喜剧有更加宽泛的能指，而且，在古希腊，悲剧和喜剧本身与后来纯粹意义上的戏剧体裁有所不同：希腊悲剧喜剧既是戏剧，也是诗歌。从我们今天的角度看，戏剧重视情节设计，诗歌偏向抒发情感，但由于古希腊悲喜剧深受史诗影响，所以叙事与抒情成功地统一到了一起。）古希腊的哲学家对于悲剧和喜剧的研究实际上既有经验主义的心理分析，更有哲学上的理性认识，无论是何种视角，都有把悲、喜剧泛化的倾向，就是把悲剧和喜剧视为模仿的艺术，从艺术论的角度而非戏剧体裁论的角度展开论证的。例如，柏拉图是把悲喜剧与荷马史诗、绘画等放到一起，以突出其表现人物情感的非理性特征；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悲剧效应也是对审美意义上的悲剧与日常悲剧作比较，说明前者可以引发人的怜悯同情，并产生净化，后者则是恐惧压倒了人们观赏的可能。两种视角的共同之处是把悲喜剧视为有别于理性的纯粹激发情感的形式。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唤起以恐惧、怜悯为基础的审美情感并使得审美主体得到净化与升华。这种把悲、喜剧审美特性泛化的倾向已把悲、喜剧向审美形态提升推进了一步。但实际上，悲剧和喜剧作为审美形态的存在并不限于艺术领域，而是现实生活中广泛存在的历史现象，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说明这两种现象的本质，还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剖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正是这样做的。恩格斯在评论拉萨尔的历史剧《济金根》时讲到，悲剧产生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就悲剧产生于矛盾冲突的观点而言，恩格斯显然是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但是，我们应该注意的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的哲学是头脚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