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读书】恩格斯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2011-01-23-----------------------------------------------------在这篇导言中，恩格斯首先回顾了1848年至1850年法国革命前后马克思对革命形势的判断。在1850年春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由于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正在蓬勃发展中，因而在当时是谈不上真正革命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当然危机肯定会来临。在路易·波拿巴1851年12月2日政变之后，马克思又写下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其中没有太大改动。紧接着，恩格斯就进一步指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最重大的意义在于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经济主张：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句话的意思无外乎就是“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在此之后，恩格斯又进一步回顾了这35年来的欧洲革命斗争及其经验教训。在1848-1850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战，虽然这个决战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是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但是历史的发展打破了这个“幻想”（这里恩格斯毫不掩饰的承认这是一个幻想），1848年的斗争方法已经过时了，下面恩格斯就具体阐述什么是1848年革命的斗争方式，为什么过时了，新的斗争方式是什么。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的所有革命，都是少数人的革命。“在取得革命胜利后，胜利的少数又会发生分裂，其中较为激进的一派往往会归于失败，温和的一派占据上风，胜利的成果部分（这里指有利于广大群众利益的部分）化为乌有。这种失败与其说是由于温和一派的叛变或者历史的偶然，倒不如说是由于激进派也只是少数，如果激进派恰好取得了第二次胜利，激进派自身及其成果也会消失。”因此，1848-1850年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也采取了这种少数人革命的形式，虽然革命本身已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尽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存在着少数人革命变成多数人革命的前景，但是在当时，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只在巴黎以及充其量是几个大工业中心发生的这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其他地方还是按照地区和民族来划分和区别的群众，只是由共同蒙受痛苦的感情联结起来，还不成熟，往往一筹莫展地摇摆于热情与绝望之间。”19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一方面表明除了无产阶级革命以外的任何革命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也表明当时工人阶级还无法实现统治，一来是法国其他地区并没有革命的形势，二来是无产阶级自身还很不成熟，布朗基派（多数）和蒲鲁东派（少数）都不是坚强有力的无产阶级政党，哪一派都不知道应该干什么，彼此进行着没有结果的斗争。因此，这种突然的少数人的袭击，注定没有胜利。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掌握的军事力量进一步膨胀起来，拥有远远超过普通人民群众的武装力量，因此在1895年，已经不可能采用1848年的那种旧方法，即在大城市单纯依靠起义者的军事斗争（主要是街垒战）来实现胜利。当然，如果无产阶级能够争取到敌人军队的倒戈，又当别论。旧的方法过时了，又有了新的方式。随着军事力量的恐怖发展，一方面有可能实现较长时间的和平，另一方面又会伴随着军费开支以及捐税的急速增长，从而迫使人口中较贫苦的阶级投入社会主义的怀抱。这种无产阶级队伍在和平条件下的扩大，在工人拥有普选权的情况下，可能体现为无产阶级政党获得选票的急速增长。恩格斯在这里以当时德国为例，说明在正确的策略下，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增长成为了一种解放的手段。这种解放的手段在当时最大的好处是成为了公开的宣传手段，给工人以信心，让敌人害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精确计算力量对比的方法。除此之外，普选权的争取还让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公开的更大范围的更自由地去接触群众，并能够公开的抨击所有其他的政党，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对新的斗争方式进行阐述后，恩格斯又回头指出，旧的斗争方式，也就是武装斗争决不是不再起作用了，而是指在资产阶级力量强大的地方，很难在革命的一开始就采用，而在革命继续发展的进程中，如果能组织起较多的兵力，则还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而那时无产阶级的武装与其说是在消极防守，还不如说是积极的进攻。恩格斯总结到，“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凡是要把社会组织完全加以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一定要参加进去，自己就一定要弄明白这为的是什么，他们为争取什么而去流血牺牲。...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除非预先把人民中的广大群众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在这篇导言的末尾部分，恩格斯具体展望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共同构成为一个最广大的、坚不可摧的人群，构成国际无产阶级大军的决定性的“突击队”。夺得社会中等阶层的大部分，小资产阶级和小农，发展成为国内的一个决定力量，其他一切势力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向它低头。促使这种力量增长到超出现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让这支日益增强的突击队在前哨战中被消灭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决战的那一天”，当然，如果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超越法律框架的行动，那么，德国社会党也应该放开手脚。总的来说，这篇导言的大部分判断是符合后来的历史发展进程的。不管是俄国还是中国，由于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反动派的力量的强大，在革命初期就进行大城市的起义是愚蠢而轻率的，在俄国就体现为民意党人的自杀式刺杀，在中国就体现为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甚至上海工人的武装起义，虽然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是总是会立刻引起反动派的围剿而归于失败。因而要赢得胜利，必须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群众工作，将群众争取过来，建立人数众多的武装力量而不是少数的突击队，在俄国表现为工农兵苏维埃这种形式，在中国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然而对于德国社会党的发展，恩格斯却并没有预测准确。德国社会党不是倒在了德国资产阶级的军队进攻下，而是倒在了自己内部出的修正主义分子——伯恩斯坦。恩格斯所说的新的斗争方式的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将力量保持到最后的决战，也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德国社会党则最终背叛了这个原则。伯恩斯坦公开宣布“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方面表明旧的力量远比我们认识的强大，资产阶级的力量不仅仅体现在法律框架内。从这个意义出发，列宁对机会主义的批判，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大大的发展了一大步，而正是在对俄国党内外机会主义批判的基础上，列宁才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并最终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