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放]春节习俗与岁时通过仪式2)

[萧放]春节习俗与岁时通过仪式[摘要]春节作为中国的传统大节，由若干民俗环节构成。贯穿春节民俗事象背后的是民众的时间意识，人们将春节视作新旧转换的时间过程。范．根纳普的通过仪式理论认为人生仪礼与时间通过仪式都由分离、阈限与聚合三部分构成，人们在经历了这样的过关仪式后，就实现了新旧不同性质的转化。我们以此理论具体分析中国年节通过仪式的诸种表现，从年节节俗进程中，我们总结出年节通过仪式的三大类别：岁末时空净化仪式，过年与阈限期间的仪式，迎接新年仪式。由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性，中国人年节通过仪式具有有以下三个特性：（1）人与自然共同经历的通过仪式，认为在年节中人与万物一道经历时间的新旧更替过程；（2）家族集体经历通过仪式，中国人在时间过渡仪式中重视家族家庭集体的力量，体现了中国人特有家庭伦理意识；（3）世俗与神圣交融的仪式情境。在年节通过仪式中，人们没有进入所谓纯粹的神圣境界，人们将世俗生活与神圣仪式融而为一，这也是不尚玄虚的中国文化特性所决定的。[关键词]春节；阈限；通过仪式[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6）06-0000-00春节是中国第一传统大节，现今的春节在过去叫大年或年节。年节是一个时间过程，它包含旧年岁末与新年年初这两个前后衔接的时间段落。岁除与新年构成中国年节的整体。本文围绕着传统中国年节习俗，探讨中国人的时间通过仪式及其背后的时间观念。一、春节习俗概要年作为传统大节，节俗十分丰富。如果从腊八开始，年节以吃为开端，俗话说：“报信的腊八粥”。腊八的吃与古代腊日祭祀有关。腊日的时间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在大寒时节。腊八过后是小年，小年在北方是腊月二十三，南方大多在腊月二十四。小年作为进入大年最后阶段的起点，受到人们的重视，如果说腊八是报信儿的，那么小年是大年的开场锣鼓。小年的民俗就是祭祀灶神，送灶神上天。接着几天是清洁居室，沐浴更衣，置办年货，准备年节食品，装饰门庭。大年除夕，是年节高潮，有社区的群体驱傩仪式，家人团聚，关门吃团年饭，放鞭炮，点旺火，禁忌说不吉利的话等。大年初一，人们清晨放鞭，开门迎年。祭拜祖宗，然后给尊长亲友拜年。正月十五闹元宵，是大年的压轴戏，人们以敲鼓、观灯、社火表演、走桥等形式度过元宵。元宵当然少不了吃，元宵汤圆是元宵节的美味佳肴，苏州人称元宵汤圆为“上灯圆子”。二、年节通过仪式大年来源于古代的腊日，腊日的本义是年终大祭。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古老农业传统的国度里，人们对自然季节的变化十分关注，天时成为人时的重要依据与指南。因此历年虽然以月度为基础，但强调历年的终始与四季流转的节律合拍，在阴阳合历的历法中，通过置闰的方式，实现一年与四季的协调，因此历法时间与自然时序大体一致。大年位于岁末年初，同时也总是在冬末春初，太阳年历法时间与自然时序的过渡大体在同一时间段落中发生，因此年节习俗中的时间过渡仪式与时间转换习俗特别突出。中国年节过渡仪式关注的是个人与家庭在时间通过中的安全与未来。年节通过仪式归结起来有如下三大内容：（一）岁末时空净化仪式中国人理解世界的图式是阴阳五行，在阴阳五行的观念中，一年四季都被编入阴阳二气的消长与五行的生克动态变化系统之中，岁末年终，正是阳气微弱，阴气高扬的时节，同时也是新的充满生机的季节的孕育时节，以范．根纳普（ArnoldvanGennep）的通过仪礼（ritesdepassage）的理论来说，这时正处在过渡的边缘阶段。[1]（P1-15）正因为是过渡的边缘，因此，人们利用年节的庆典仪式以帮助人们通过这一特定的时空“阈限”（liminality），以重新回到正常的自然与社会秩序之中，赢得新的未来[1]。在年节通过仪式中，时空的净化仪式特别突出，主要表现在驱傩、扫尘仪式上。1.驱傩仪式傩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岁时净化仪式，它在季节转换时节举行。傩在古代又称逐除，是驱逐性巫教仪式。傩的举行有特定的时空范围，在时间上是以季节转换为关节点，在空间上以人们居住场所为中心。傩的中心意义在于保证人们在时节过渡变化中的身心安全。在具有原始信仰的人们心目中，四季的流转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由一种神秘的力量发生着作用，它可以延迟或阻滞时季变化，为了保证季节转换的顺利，人们就要举行特定的人文仪式，以实现这一目的。人们在特定时间的危机意识，事实上是来自人们对季节气候变化对人生影响的身心感受。特别是在靠天吃饭的农业社会，季节气候直接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之源。人们对时令季节变化有着超乎寻常的关心，每到时季转换的关口，人们从内心中发出一种对未来生活的担心与焦虑，这种忧虑必然要从言语动作中表现出来，在具有巫术信仰的时代，人们期望依靠自身的群体力量实现对自然时间的支配，久而久之，就逐渐形成了特定的季节通过仪式。傩就是古代标准的季节过渡仪式。古代的傩春秋冬三季举行，最重要的是年终大傩，《礼记·月令》记载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2]。大傩的目的是驱逐岁暮阴寒之气，《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阴恐为所抑，故命有司大傩，所以扶阳抑阴也。”卢植《礼记》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3]大傩是为了逐除冬寒的阴气、衰气，为新春阳之气的到来准备时空基础。由此可见，大傩是年终遍及朝野逐衰迎新的时空净化仪式。古代信仰中，岁暮的寒气是衰颓之气，也是恶气，为了说明岁暮寒气的危害，人们将其幻化为疫鬼形象。汉代就有关于疫鬼的传说，《汉旧仪》：“颛顼氏有三子，生而亡去为疫鬼。一居江水，是为虐鬼；一居若水，是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善惊人小儿。”[4]传说驱傩就是驱赶疫鬼。举行傩仪时，人们逐家逐村驱赶。驱傩人头戴假面，这种假面在周代为熊皮制作，所谓“黄金四目”。掌管驱傩的职官为方相氏，《周礼·夏官》“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2]（P2493）。这是朝廷傩仪，先秦民间同样有驱傩仪式，《论语》“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3]（P105）汉代继承周朝古礼将大傩定为官方礼仪，时间在腊岁前一日，“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4]（P3127）朝廷举行的傩仪规模浩大，选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一百二十个侲子（童子），头裹红色头巾，手拿长柄摇鼓。方相氏打扮如周朝，黄金四目，执戈扬盾等，还有十二个身披毛皮，头上有角的神兽。预备在宫禁之中，驱逐恶鬼。在夜漏上水的时刻，朝臣皆头裹红巾，在殿阶守卫。皇帝驾御前殿，黄门令奏曰：“侲子备，请逐疫。”于是中黄门倡，侲子和，高唱十二神灵之歌，请甲作、雄伯、腾简、穷奇等十二神驱除鬼魅、凶邪、恶兽、蛊毒，“赫女躯，拉女干，节解女肉。抽女肺肠。女不急去，后者为粮！”方相氏与十二神兽舞蹈、喧呼，在宫廷遍地搜寻三遍，持炬火，送疫出端门；门外骑兵卫士传火炬出宫，然后由城门门外五营骑士传火炬，将之抛入洛水之中。然后在门上设桃木偶、郁垒像，苇索，以作避邪的门禁[4](P3127-3128)。在鬼邪逐出之后，人门重视门禁，以防止鬼邪对已经净化了的时空的侵害与污染。门禁的意义在中国民俗中一直传承。汉代民间傩仪，虽然没有宫廷气派，其假面舞蹈驱赶的仪式大体一致。如东汉高诱所说：“（大傩）今人腊岁前一日，击鼓驱疫，谓之逐除是也。”[5](P617)南朝时期延续岁末驱傩仪式，但从形式与时间上有了变化，腊日已经不是岁末之日，而是在十二月八日。《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6]（P116）这时的逐疫的魔力面具与新近传入的佛教有关。并且这时已经有了戏剧化的成分，假面称为戏头。南朝梁人曹景宗嗜酒好玩，“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曹将驱傩看成一种游戏，结果有军人乘机骚扰民间[7](P181)。可见南朝的驱傩已经有了游戏娱乐的成分。由严肃的仪式到游戏的仪式，这一变化有着深刻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岁时通过仪式开始向节庆方向发展，是信仰成分减弱的生动说明。但在隋唐时期，因为北部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秦汉以来的传统岁时月令观念一度复兴，唐朝依然有严肃的驱傩仪式，岁末宫廷与都城均行大傩仪式，王建《宫词》诗曰：“金吾除夜进傩名，画裤朱衣四队行，院院烧灯如白日，沈香火底坐吹笙。”[8]（P763）描写的就事这一情形。唐人以雄鸡为牺牲，在宫门与城的四门举行磔牲仪式。在州县也有不同规格的驱傩仪式，唐《开元礼》规定，驱傩当天由官员或主持人将驱傩队伍引导入官衙，然后举行驱逐禳祝仪式。《乐府杂录》同样记载官傩的情形，“用方相四人，戴冠及面具，黄金为四目，衣熊裘，执戈扬盾，口作‘傩傩’之声，以除逐也。”[9](P3)民间傩的情况与官方有所差异，据晚唐的《秦中岁时记》记载，长安“岁除日逐傩，皆作鬼神之状，内二老人傩翁傩母。”[5]傩公傩母的出现，是唐代傩仪世俗化的表现。宋代傩仪官民差异更为明显，在北宋东京宫廷每年除日，要呈大傩仪，值班官员戴假面，穿绣花色衣，有人专门装扮将军、门神、判官、钟馗、小妹、土地、灶神之类，共有千余人，“自禁中驱祟出南薰门外转龙弯，谓之‘埋祟’而罢。”[10](P70)宫廷傩仪规模巨大，明显有铺排、表演色彩，与汉唐驱傩的气氛有所不同。南宋临安城中除夕夜驱傩与北宋类似，“自禁中动鼓吹，驱祟出东华门外”，然后“埋祟而散”。[11](P46)但有一个新记载，就是“呈女童驱傩，装六丁、六甲之类”。[12](P51)女童充当驱傩的角色，这在前代是不可想象的，其中隐含的意义值得深思。民间更是继承了南朝传统，驱傩行乞，成为岁暮的特殊风俗。进入腊月，“即有贫者三数人为一火，装妇人神鬼，敲锣击鼓，巡门乞钱，俗呼‘打夜胡’，亦驱祟之道也。”[10](P69)民间驱傩仪式在城市变成了贫民谋生的方式。虽然如此，它还是担当着岁末驱邪逐疫的义务。元代继续岁末驱邪仪式，但带有蒙古民族色彩。宫廷岁末驱邪活动，由西域巫师主持，年近除日，在宫中大明殿牌下，供奉羊、马、牛、酒等，数位巫师持鼓念咒，“两人牵手巾，一人以水置其中，谓之洒净。”然后将祭肉置桶中，二人抬出殿前，一人执黑旗于前，出红墙门外，绕旋各宫，从隆福宫、兴圣宫出，“驰马击鼓举铙奔走，出顺承门外二里许，将所致桶中肉抛撒以济人，谓之驱邪。”[6]元人同样采用奔走驱赶疫邪出门的方式，与宋代不同的是，它用的是西域巫师，并且没有沿用传统的埋祟方式，将祭肉抛给众人，这种做法是古代驱傩仪式的新变化。京师百姓每岁除日的行傩，称为逐除，较宋代规模更大，“结党连群，通夜达晓，家至门到，责其送迎”。俗称为“野雩戏”，或“野胡”[13](P614)这时驱邪带有一定的强制性。明朝岁末宫廷已经不行驱傩仪式，民间也较少驱傩表演，明人谢肇淛说：“今即民间亦无此戏，但画钟馗与燃爆竹耳”。[14](P30)当然这是就多数地区而言，事实上在部分地区还存在驱傩的仪式，明代湖南常德，“岁将尽数日，乡村多用巫师，朱裳鬼面，锣鼓喧舞竟夜，名曰‘还傩’”。[7]有的地方沿袭宋代城市风习，驱傩向傩戏舞蹈方向发展。杭州“十二月二十四日，谓之交年，民间祀灶，以胶牙饧、糯米花糖、豆粉团为献。丐者涂抹变形，装成鬼判，叫跳驱傩，索乞利物。”[15](363)杭州的驱傩还保存了宋代遗风，虽然装扮鬼判的是乞丐，但还是认真进行的驱傩仪式。而在金陵，人们将驱傩仪式变成“打春”小戏，“金陵春前一月，沿街鸣锣，跳唱乞米，名打春。”[16]（P22）据说明太祖很喜欢，让翰林撰词，让城里人也唱，名为“村田乐”。由驱傩变成打春，不仅是名称的变化，它表明人们对年终岁末的时空净化仪式性质理解发生变化，人们减少了对疫邪的恐惧，更多地强调了岁末仪式的戏谑与娱乐。清代苏州将驱傩仪式变成与祭灶相关的仪式，称为跳灶王，“腊月丐户装钟馗、灶神到人家乞钱米，自朔日至廿四日止名跳灶王。”[17](P184)人们以化妆表演娱乐灶神。直到现在，民间部分地区仍有岁末以此形式进行乞讨的。古代庄严盛大的驱傩仪式，在后代怎样演变成街头乞讨形式。主持与参与傩仪驱邪赶鬼的武士、巫师又怎样被乞丐所取代，他们在岁末时空净化仪式中发生何种作用，这些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我觉得由岁末除日朝野上下傩仪变成腊月村落、街市乞丐的傩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