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

“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上）【内容提要】宋代经济革命说是国际中国史坛上最流行的成说之一，本文彻底否定了这种观点。文章指出，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首先应表现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但从经济成长方式看，宋代江南虽有若干重要进步，但并没有出现可以称为革命的重大变化。因此，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只不过是一个虚像而已。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是方法论，主要表现为选精法和集粹法，这两种方法的主要错误都在于将某一或某些例证所反映的具体的和特殊的现象加以普遍化，从而使之丧失了真实性。因此，对以往的研究方法进行总结，是今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当务之急。【关键词】宋代、江南、农业革命、选精法、集粹法近年来国内外史坛上的一个重要动向，是对以往各种具有共识性的成说以及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检讨。通过这个检讨，摒弃不合理者，改进不完善者，同时提出新见，引入新法，从而推动史学研究的发展（注：参阅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章，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宋代江南农业有关问题的讨论，对中国经济史坛上最重要而且也是最流行的成说之一--宋代经济革命说--以及导致此说的方法进行检讨，看看这些方法是如何和为何导出重大的错误结论来的；在此基础之上，探讨如何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促进我国的经济史研究在新世纪中取得更大的进展。一、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宋代经济革命的中心在史家眼中，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41年前，宫崎市定将其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观点总结如下：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注：宫崎市定：《宋代における石炭と铁》，刊于《东方学》第13辑（1957年）。）由这段话可见，这位日本汉学大家认为宋代不仅在中国历史上，而且在世界历史上，都占有一种特殊的地位。16年后，英国汉学家伊懋可(markelvin)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的经济革命(themedievaleconomicrevolution)和帝制晚期的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thelateimperialeconomicdevelopmentwithouttechnologicalchange)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自14世纪以后则出现重大转折，陷入“量的增加，质的停滞”(quantitativegrowth,qualitativestandstill)（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年版。）。又过了13年，中国宋史学家漆侠提出了我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或者说，在金、元时期出现逆转，以后则逐渐地缓慢、停滞下来）（注：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刊于《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以及同氏《宋代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3、30-31页。）。而到最近，在当代世界经济研究中享有盛誉的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angusmaddison)以迄今为止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用经济学的方法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做了估算。根据其计算的结果，无论是作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比较，宋代在世界经济史上都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地位：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但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到1952年更下降到537美元。与此相对照，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而1700年达到870美元，超过中国；1820年达1129美元，已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1952年更高达4374美元，为中国的8倍（注：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developmentcentreoftheogr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1998年版，第25、40页。）。由此可见，在过去的40多年中，中外许多学者从各自的研究中和从不同的方面，都得出了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减缓，最后限于停滞的结论。这个结论已成为现今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而此观点的主要基石之一，就是宋代中国经济出现了巨大进步，即宋代经济革命。宋代经济革命，按照伊懋可的总结，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注：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partⅡ。）。而依照斯波义信的归纳，则主要包括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化（注：斯波义信：《北宋の社会经济》（收于松丸道雄、池田温、斯波义信、神田信夫和滨下武志合编《世界历史大系--中国史》第3卷，山川出版社1997年版），第4-8小节。）。他们所说到的各种革命，从种类来说都大致相同。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主要内容应当大致也就是这些。宋代中国在这些经济领域中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这是没有争议的。但问题是，这些变化合起来，是否就可以称为经济革命？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对经济革命作一界定从宏观的层面来说，经济革命指的是一个社会经济成长方式的重大变化（注：参阅费维恺(albertfeuerwerker)presidentialaddress:questionsaboutchina'searlymoderneconomichistorythatiwishicouldanswer，刊于journalofasianstudies第51卷第4期（1992年）。）。一般而言，经济成长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只有量的扩大(quantitativeincrease)而无质的改进(qualitativeimprovement)，另一种则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在西方学界，有人也将前者称为增长(growth)，而将后者称为发展(development)。所谓经济革命，通常指的是经济成长方式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注：关于量的扩大、质的改进、增长、发展这些说法及其与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关系，见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第306-316页；黄宗智(philiphuang):thepeasantfamilyandruraldevelopmentintheyangzidelta,1350-1988,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年版，第11-13页。）。因此如果真有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一定是宋代经济成长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增长转变为发展。在一个农业社会中，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其他经济部门不仅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小，而且还往往依赖于农业或与农业密切相关，所以整个经济成长方式的变化主要取决于农业的变化。在此意义上而言，只有出现了农业革命，经济成长方式才可能出现重大改变，因此经济革命也可以说主要就是农业革命。如果没有农业革命，虽然可能也会有一个商业革命（或水运革命、货币与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等等），但那只是局部的变革，整个经济成长方式并不会因此而发生重大改变，所以并不能真正称为经济革命。宋代的商业、手工业、运输业乃至金融业等都有相当大的发展，但农业仍然在经济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伊懋可和斯波义信在对宋代各经济领域的革命的归纳中都将农业革命置于首位，这是很正确的。其次，在宋代各主要经济区中，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或是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有的分量来说，本文所说的江南居于首位（注：江南本是一个界限不甚明确而且不断变化的地理概念，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对其作了界定（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刊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在本文中，为了讨论的方便，将所论的江南地区限定于地理学中的江南平原（或太湖平源），范围大体包括宋代浙西路辖下的苏州（平江府）、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这已是史坛共识，毋庸赘言。伊氏和斯波氏也都明确地指出：他们所归纳的各经济领域的革命，并非出现在宋代中国的每一个地方，而是主要发生于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江南。虽然其他地区（特别是福建、江西、浙东、四川等地）在宋代经济发展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在宋代经济革命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仍然是江南。如果没有福建、江西、江东、浙东、四川诸地区中任何一个，都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宋代经济革命之说；相反，如果没有江南，宋代经济革命之说定然要破产。由于农业和江南二者是宋代经济革命说赖以建构的主要基石，所以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确有一个宋代经济革命的话，那么这个革命应当以在宋代江南农业中表现最为明显，因而对宋代江南农业的探讨也就成为研究宋代经济革命的核心。如果这个探讨的结论是宋代江南农业没有出现一个革命，那么宋代经济革命之说也就难以成立了。二、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一个虚像如前所述，所谓经济革命，通常是指经济成长方式由只有量的扩大而无质的改进的增长，向既有量的扩大、又有质的改进的发展的转变。而这两种成长方式的主要差别，又在于技术有无重大进步以及劳动生产率是否大幅提高。因此经济革命也就以技术的重大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为主要特征。在本文中，我们也将以此作为判别是否有宋代江南农业革命的两个主要标准。其中，在劳动生产率方面，我们将采用粮食亩产量增加作为判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指标。这样做的原因并不难理解：在农民人均耕地与生产技术未有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亩产量的增加来达到的。而我们知道，与唐代相比，宋代江南人口虽有大幅度增长，但耕地增加也很快，因此人均耕地面积即使不比唐代更高的话，也不会少于唐代（注：例如，按照中唐时期的官方数字计算，元和时期浙西路户均耕地为18.5亩，而南宋时期江南农户的户均耕地则在40亩左右。当然唐代的数字明显偏低（因为这只是政府征税田地的数字），但无论如何，南宋江南农民户均耕地面积不少于唐代，应当是可以肯定的（唐代与南宋的情况分别参见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153页；《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刊于《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此外梁庚尧也指出：即使是以江南最重要的州府--苏州为代表，自北宋中期至南宋末期，人口增加与耕地增加的趋势，正相呼应（见梁庚尧《宋元时代苏州的农业发展》，收于许倬云、毛汉光、刘翠溶主编《第二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讨会论文集》，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1983年印行）。）。倘若宋代江南亩产量有大幅度的提高，当然也就表明劳动生产率有明显提高。持宋代江南农业革命说的学者，大都十分重视技术进步。晚近大泽正昭将以往学界公认的宋代江南农业的进步，总结为以下四个方面：(1)水利田（圩田、围田等）的大规模开发；(2)占城稻的广泛种植以及一年二作制的普及；(3)生产出大量的税粮和人口增加；(4)出现了以《陈旉农书》（以及楼璹《耕织图诗》）为代表的高水平的农业技术（注：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版，第236-249页。）。这个总结，与伊懋可和斯波义信所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