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祸论”启示

“黄祸论”的启示一、历史上东方民族对欧洲的侵略，让欧洲人千年不忘历史上东方民族对欧洲的三次侵略让欧洲人千年不忘，而这三次侵略又都与中国有关。欧洲人对中国的认识应该是从被侵略开始的，这也是西方社会害怕中国强大之后会侵略他们的历史原因。我国有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历史，对解读西方社会以“黄祸”为由来看待中国具有现实的意义，也为我国制定政治策略提供了历史依据。第一次东方民族入侵欧洲起源于汉武帝击败匈奴，迫使匈奴西迁。而西迁的匈奴人也就是北匈奴，在东汉帝国的打击下，于公元89至91年时败走西方。这些西迁的匈奴人为了维持他们民族的完整，在里海一带的大草原上奋斗了二百多年，以求寻找新的家园。在四世纪下半叶时（公元３６０年），他们的势力骤然爆发了。在一个叫做巴兰姆巴尔的王的领导下，匈奴人进入了阿兰人的领土，这是一个位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强大的王国，属于突厥系游牧民族。匈奴人在顿河沿岸大败阿兰人的联军，杀死了阿兰国王，并通过条约束缚和武力威胁把阿兰军队纳为自己的同盟。匈奴人紧接着开始继续向西，他们的下一个征伐对象是东哥特人。从这时开始，这个民族的最辉煌的一幕就拉开了。北匈奴在黑海北岸向日耳曼人发动进攻，建立了欧洲的匈奴帝国，引起欧洲民族大迁徙，最终导致了欧洲大陆的霸主——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从而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和土地版图，使得当时的欧洲人无不闻风丧胆。第二次东方民族入侵欧洲是突厥在被唐王朝击败后，被迫西迁。这些西迁的突厥人采取了和匈奴一样的做法，进军中亚。这批突厥人的后代在10世纪又一次进攻欧洲，同样致使欧洲的新霸主拜占庭帝国陷入衰败，而这次进攻也引发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第三次东方民族入侵欧洲就是成吉思汗蒙古铁骑的西征。蒙古建国后，于公元1219年至1260年的四十余年时间，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西征，建立起庞大的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既深且远。第一次西征：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为了肃清乃蛮部的残余势力，以及消灭西域的强国花剌子模(Khorazm)，便藉口花剌子模杀蒙古商队及使者，亲率二十万大军西征。他的四个儿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以及大将速不台、哲别随行。第二次西征：窝阔台于1235年派遣其兄术赤之次子拔都，率五十万大军再度西征。第三次西征：蒙哥于1251年即大汗位后，令其弟旭烈兀率兵西征。在历史上，蒙古的西征是东方民族侵略欧洲影响最大的一次，也是西方国家主动挑衅蒙古，造成的自食恶果。自古以来一些西方史家，把成吉思汗西征说得有如洪水猛兽，但对成吉思汗西征的起因却讳莫如深。史实的根据是成吉思汗所以西征和当时雄踞中亚的花剌子模大汗摩诃末背信弃义有直接关联。1210年，摩诃末大胜西辽（辽皇族耶律大石在新疆建立的国家）王古出鲁克，想继续向东扩张。1215年，摩诃末派遣以哈拉丁为首的使团来中国，在中都附近觐见了成吉思汗，并且受到优厚礼遇。之后，成吉思汗派遣了回聘使团。1218年使臣到达花剌子模递交了成吉思汗致摩诃末的书信，信的大意是：“吾人眼下有友邻之责，人类协调的途径应由双方遵循，友谊的责任应得到承担，吾人应有义务在不幸事故中相互支援和帮助。并且应使常行的和荒废的道路平安开放，让商人们可以安全无约束地来往云云。”回聘使团还没回到京城，蒙古商队便到达了花剌子模边城讹答剌。守城的花剌子模将军亦难赤，眼红商队的大量财物，竟把商队作为间谍扣押。上报后，大汗摩诃末命令将商队人员全部处死，财货没收，仅有一名驼夫逃回报信给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在震怒之余不失冷静。一面派哲别将军追歼盘踞新疆的西辽王古出鲁克，以投石问路探测动静。一面又派以伊本·哈福剌只·布拉为首的使团出使花剌子模，据理责问摩诃末，摩诃末无以置答，竟又将三位使臣杀掉。花剌子模大汗摩诃末一再挑衅，成吉思汗再无退路，亲率大军20万，与其会战花剌子模，这就是蒙古西征的导火索。在欧洲历史上，其先后三次受到来自东方民族的侵略，严重打击了欧洲人的信心。当时，这三次侵略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文化和经济版图，使得欧洲人恶梦难忘，到现在他们还对东方民族报有深深的戒备心理，这就是欧洲人所谓“黄祸”的历史根源。但是，我认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欧洲人把“黄祸”当成达摩克利斯之剑，时刻警示他们的后人不要忘记来自东方的威胁，这是他们的危机意识，也是他们团结欧洲人，共同来对付东方人的政治谋略。二、“黄祸论”的始作俑者“黄祸论”是起源于19世纪主要针对中国等亚洲黄种人的一种言论，旨在丑化黄种人，进一步造成黄种人与其它人种（主要指白色人种）的对立，企图为侵略制造舆论。一般认为，“黄祸论”的始作俑者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俄国人巴古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在他的《民族生活与民族性》一书中又进一步发挥完善，使得这一理论基本形成。俄国人巴古宁根据他逃亡期间在中国的见闻，他认为中国是“来自东方的巨大危险”。巴古宁认为这种危险首先来自于中国可怕的人口与移民：“有些人估计中国有四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六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这就是来自东方几乎是不可避免地威胁着我们的危险。轻视中国人是错误的，中国人是可怕的。”此外，中国人已开始熟悉掌握最新式的武器和欧洲人的纪律，“把这种纪律和对新武器、新战术的熟悉掌握同中国人的原始的野蛮、没有人道观念、没有爱好自由的本能、奴隶般服从的习惯等特点结合起来，再考虑到中国的庞大人口不得不寻找一条出路，你就可以了解来自东方威胁着我们的危险是多么巨大！”，为此巴古宁曾上书沙皇建议“着手征服东方”，“如果真的要从事征服，为什么不从中国开始呢？”美国参众两院1877年公布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是在美国排华势力的推动下出笼的。起初，美国为开发其西部地区引进了大批华工。华工的辛勤劳动对美国西部的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美国社会普遍接受华工的到来。但华人的大量涌入影响了美国人的就业，于是美国开始排华。该报告集中了主张排华的美国代表人物的见解，为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案提供了依据。该报告说，美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日本人、马来人和蒙古人是“劣等”民族，200年以后，他们就将“如同加利福尼亚州的蝗虫猖獗为害于农夫的田地一样”进入美国，改变美国人种，使美国整个国家退化。该报告还没有使用“黄祸”这个词儿，但集中了各种歧视中国人的观点，后来“黄祸论”者的许多论点，在这里都能找到出处。19世纪末，欧美帝国主义者为了制造侵略有理的舆论，炮制了所谓“黄祸论”，即中国威胁论。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甚至亲自构思了一幅《黄祸图》，让画家纳克福斯画成油画送给俄国沙皇，西方还出现了一批关于“黄祸论”的文章和专著。有的黄祸论鼓吹者竟说“一旦千百万中国人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时，将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和毁灭”。他们宣扬中国等黄色人种对西方白色人种构成威胁，企图以此论证西方列强侵略压迫中国有理。但是，与他们的主观愿望相反，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刺激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促使中国人民投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为什么“黄祸论”这一怪论总是像虚幻的影子一样跟随着中国的脚步呢？这必须弄清楚。对此，德国学者海因茨·哥尔维策尔指出：“黄祸是帝国主义时期的一个口号。”要使口号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公众舆论和刺激公众生活感情的因素。语言要精辟有力、明确易懂，要歪曲事物的本质，甚至加以粗野化，以便鼓舞人心，或激起人们的忧虑和恐惧。“黄祸”就是一个极端粗野和歪曲事物本质，蛊惑人心的口号。它之所以还有“生命力”是它吸纳了帝国主义时期主要“理论成果”的内涵，有很大的迷惑性和刺激性，蛊惑了不少善良的人们，在他们头脑中隐约有一个或浓或淡的“怪影”。被吸纳的“理论成果”之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力求按照达尔文主义精神，把生物界的自然规律运用于人类社会，把国家、民族的“生存竞争”类比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认为二者都是自然规律，强大民族吞噬弱小民族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但国力极为虚弱，正是列强宰割的对象。“黄祸论”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运用到中国的“杰作”。其二是人种学，“黄祸论”者们运用当代人种学方面的知识，将中国人与欧美人进行对比，认为英国人和英裔美国人、现代日尔曼人的平均脑容量最高，达92立方英寸，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种族。而中国人和美洲黑人脑容量平均为82-83立方英寸，是“劣等”民族。“既然脑容量不足，就永远不能成为自由民主，并且应明智而体面地利用选票选出最好、最纯洁的人来统治和管理他们”。由于选不出自己优秀分子来领导，“劣等”民族就只好由欧美优秀民族来统治，这就是“黄祸论”者的逻辑。其三是人口学，1798年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人口是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而生活资料只能按算术级数增加。对食物产地的压迫、饥饿和无法控制的欧洲人和海外人将把一切都吃得精光。马尔萨斯是帝国主义思想体系开山鼻祖之一，他的《人口论》中的悲观论点被“黄祸”论者顺手拈来，引导欧洲民众将对未来的恐惧感转移到中国头上。其四是“生存空间论”和地缘政治学，19世纪，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垄断的形成，在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词汇中，国家与民族、统治者与臣民日益被“生存空间”、“空间压力”所代替，“东方政策”这一概念比俄德关系、英法关系更流行。他们制造舆论说，庞大的中国人力资源，如果被日本的技术和武器武装起来，必将起来与西方争夺生存空间。1902年9月2日威廉二世在致尼古拉二世的信函中说：“二千至三千万受过训练的中国人，由六个日本师团加以协助，由优秀、勇敢而仇恨基督教的日本军官指挥，这个前景默察起来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事实上，这就是我在几年前所描绘的那个黄祸正在成为现实”。威廉二世预言：几个大国联合在一起是自然的事，从种族观点来看，“无疑是白种人反对黄种人”。这个论调和当时的国际环境有关，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迅速崛起，西方列强有感于黄种人的优秀，感受到明显的生存压力。当年的马克波罗行记，以及部分传教士的著作在当时的欧洲还广泛影响着西方人，文艺复兴时期的卢梭以及百科主义派许多文人文豪间接或直接表达过对东方，最主要是对中国的向往。后来欧洲作家马修把自己零散的作品编辑成册为《黄祸》发表，引起当时列强的广泛共鸣，甚至拿破仑也把中国比喻为“东方的睡狮”。三、当代“黄祸论”的内在原因八十年代日本再次崛起时，“黄祸论”也几次回魂。至于今天，在别有用心之人的利用之下，“黄祸论”再次浮出台面。上个世纪以来，世界性的“中国热”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震惊了世界，在西方国家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大辩论中，在“黄祸论”的鼓噪声中，对中国的封锁、围堵、遏制与打击也全面展开。第二次“中国热”出现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后。这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由“围堵”中国转而打开“竹幕”的一个战略性的步骤。这次“中国热”，更多地表现为西方世界对中国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方文明古国历史文化的探究，其结果是中国的长城、故宫、兵马俑以及中国的医药、针灸、功夫等为西方媒体津津乐道，成为颇受瞩目的话题。第三次“中国热”始于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并呈现出逐步升温的势头。在这一次“中国热”中，世界舆论对中国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黄祸论”归根结底是源自于西方社会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和茫然，以及金融危机对欧洲的打击。西方的衰退和东方的崛起，一方面让西方人失去了其人种上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充分揭示了西方人通过侵略战争造成的血腥发家史，使其担心和害怕在落后之后会遭受到中国的侵略和打击。四、“黄祸论”的现实意义“黄祸论”在西方主流社会、媒体和吹鼓手的炒作之下，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给别有用心的人创造了限制、围攻和打击中国的舆论基础。表面上看西方社会是从历史教训中得到了启示，害怕和恐惧中国的日益强大会侵略他们。实质上他们是操纵舆论，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让敌对势力团结起来，共同对中国进行围攻和打击，不让中国有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