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宗教与伦理》读书笔记

《古代宗教与伦理》读书笔记这种气质在西周开始定型，经过轴心时代的发展，演变为中国文化的基本人格。这种文化气质集中表现为重孝、亲人、贵民、崇德。（P8）对民意的关注极大影响了西周的天命观，使得民意成了西周人的“历史中的上帝”的主要内涵。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家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和基体。（P9）与殷人的一大不同特色是，周人的至上观念“天”是一个比较理性化了的绝对纯在，具有“伦理位格”，是调控世界的“理性实在”。（P11）儒家的理性化可以追溯到西周文化的理性化。当然，这种理性化不仅具有对巫覡文化的排斥，而且它的理性更带有一种人文的理性化倾向。（P11）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的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P14）所谓中国文化基因的形成，正是主要在大传统分离出来以后逐步形成的。早期儒家思想正是这一大传统发展的结果。（P16）字源、制度、社会的因素都有其意义，而思想的传承才是思想史起源研究的基点。（P17）在文化理性化的过程中，理性化首先和主要反映在上层文化、精英文化的大传统上，这就必然导致了理性化的上层文化对下层文化、俗民文化的小传统的排斥和挤压。（P103）“天神”作为整个宇宙即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一观念是相当晚的，在商代以前还没有。（P106）殷人的上帝是自然的主宰，但并未充分的人格化。（P112）祖先神灵既有亲近人间、可接受人间祈求并向上帝转达的一面，又有不能把握、可能作祟的一面。这从分体现了殷商宗教信仰的特点。（P124）周代以后祖先祭祀越来越突出并且社会化，其主要功能为维系族群的团结，其信仰的意义逐渐淡化。（P146）西周以后，随着统治阶层观念理性的逐步展开，精英文化信仰和观念的代表由统治阶层的国家祭祀体系转移到知识阶层的精神创造，对后世的精神文化发挥强大的范导作用，这是思想史研究在春秋以后不再注重国家祭祀文化的原因。（P152）可以说，周代的文化，下至春秋战国，都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线索，即人本理性与巫祝文化的斗争。周文化的历史就是在礼乐文化中不断扬弃乃至挤压巫祝文化的历史，是在大传统中不断剔除巫祝文化的原始性而保留其神圣性的历史。（P165）商周世界观的根本区别，是商人对“帝”或“天”的信仰中并无伦理的内容在其中，总体上还不能达到伦理宗教的水平。（P183）天的神性的渐趋淡化和“民”与“人”的相对于“神”的地位的上升，是周代思想发展的方向。（P183）民意论的思想显示，在西周的政治思想中，天意已经被民意化了，天命在信仰形态上仍具有神学的特征，但在内容上则出现了政治民本主义，是的西周的政治更加远离神权政治。（P201）民意论的天命观在西周时对统治阶级讲的，并不意味着他为民众现实提供了抗拒暴君的合法信仰和道德上的约束力量，但周人所发明的这中民意论，使得殷商那种自居君权神授的无所规范的君主政治，开始有了一套明确的规范原则。虽然这些规范在法律上无约束力，但当其成为政治文化传统时，便可以成为道德上的约束力量。（P202）殷代的天神信仰虽然已附上一定的社会属性，但仍然带有原始的自然崇拜的特点，主要还是反应自然界不可制服的神秘力量。（P212）西周时代的天命论，总体上说，仍然是一种神意论，而不是后来发展的自然命定论或宇宙命定论，仍然披着黄天上的身形外衣，但也不可否认，其中已缓慢地向一种秩序和命运的思想发展。（P212）西周时期思想转向中“天”的普适化，在客观上为此后儒家人文主义和道家自然主义的勃兴准备了基础，提供了原始发展的契机。（P212）从殷商文化到周代文化的发展中，从思想上看，殷人的自然宗教信仰虽然通过祭祀制度仍容纳于周代文化之中，但周人的总体信仰已超越自然宗教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P216）早期中国文化价值理性建立的特殊方式，即价值理性是通过政治思想来建立的。（P216）政治文化中的民本主义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极为古远的根源。这种民本主义与道德原则的结合，构成了中国儒家文化的一个突出特色。（P217）“礼尚往来”的古语正是指明从祭祀仪式脱胎而发展为西周的“礼”（和礼乐文化）主要是交往关系的形式化规范体系。（P246）防止政治道德堕落，以保持王朝而持久，成了西周政治文化代代相传的律法和信条。(P324)周礼在社会层面的意义是巩固宗法秩序，培养宗族内的生活规范，强化宗族内的凝聚力，这些内容也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孝”。（P332）儒家思想是接续着三代文化的传统及其所养育的精神气质的，儒家思想的一些要素在三代的发展中已逐渐形成，并在西周成型的发展为整个文化的有规范意义的取向。（P3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