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南渡北归)》读后感

《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南渡、北归）》读后感——昨日大师已远去，再无昨日之大师，愿昨日之大师安息,抚盼今日大师出现，扬我民族之气节，愿中华大地再出大师。一曲乱世佳音，再现大师节操！读完《南渡北归》，掩卷而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可以看出岳南是以最大限度还原了那段曾被刻意掩埋的历史，大师们大多数的才华得不到施展，反而成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笑柄，这是战争对大师们开的一个冷酷的玩笑。从北平到长沙，从长沙到昆明，又从昆明到四川李庄，为了保存学术上的成就和文化的成果，大师们如同落水狗般颠沛流离于战乱之中，战争是一个国家的灾难，对于大师们来说更是一种难以言表的悲哀。然而大师毕竟是大师，即使在逆境之中仍能保持气节，不仅在学术上有相当成就，更重要的他们品德高尚。国难当头，大师们举全家之力保存现有的文化和资料，一次又一次的迁徙只是为了资料的安全和知识的传播，在面对国破家亡时毅然投入救亡图存的潮流中，且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科研，保住了中华文化的血脉，战火纷飞中大师们考虑更多的是做学问，梁任公不仅治学渊博，而且还培养了两个大师级别的儿子梁思成和梁思永，分别为中国营造学社和中国史语所贡献了不朽的功绩；蔡元培主政北大，他开创的学术大业，自由之思想、民主、科学之理念，攘括、兼容之精神，成为一座不灭的灯塔；甲骨文的神秘面纱，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为中国历史向古代延伸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证据；而对于东北三省的考古发现，确定的中国的主权所有，揭穿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的阴谋，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在那个动乱的时代，大师们用自己的声音，树起了他们独有的学术旗帜，唱响了那个灾难年代专属于他们自己的绝唱。他们中有“幸运者”，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等等，随着内战爆发，带着自己的个人理想和抱负，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长眠台湾，死后倍受哀荣，这其中，梅贻琦为保住清华经费免遭他人利用，致力于将清华“重建”于台湾，至死仍将经费至于身旁。更有令人扼腕叹息的“悲惨文人”，我感触最深的是陈寅恪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归故土，但仓皇张望时，却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拒绝转移，原地不动的文人，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凄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的尴尬之境，令人悲叹。这不仅是大人物在大时代中的抉择，也是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缩影：有的人选择了逃离，有的人选择抗争，有的人选择固守不动，有的人选择投靠他人……《南渡北归》用学者们的选择来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时代中每个普通人的抉择，知识分子精英的变迁只是那个年代中一个小的倒影，而南渡的远远不止知识分子精英，南渡的还有中国人民的精神和财富，那些大人物的远去，不仅仅是个人的远去，也是一个时代的远去。读完这本巨著，我深为岳南的客观的立场所折服，全书以大师们的迁徙及学术研究为主线，在国家遭受的战争灾难和大师们的学术研究之间相互切换，映衬出了大师们的高尚节操。考据资料翔实、准确，多数注释材料自成典故，与全文相映成趣。书中多有大师们的生活、轶事，令人大饱眼福。然而，大师远去，再无大师，让我们不禁思考是怎样的一片文化沃土才能在同一时期产生如此耀眼的群星，为何从抗战胜利到现在，中国几乎没有走出几位大师，与彼时的大师云集相比，不仅是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是有云泥之别。我们需要透过历史的娴云，从已经远去的大师的背影中寻找大师成长的渊源。最重要的便是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对于知识界是两个艰难的历史时期。在抗战八年中，无论是几近双目失明的陈寅恪，还是在水田里捉青蛙的童第周，抑或月下讲“红楼”的刘文典，都在日机轰炸、物价飞涨的艰苦环境下，不仅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还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文化大革命后的知识分子，陈丹青对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文代会的描述是这样的：“报纸上许多久违的老脸出现了：胡风、聂绀弩、丁玲、萧军……一个个都是劫后余生。他们的模样无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是萎靡的。我想到，自古以来，每一个文人心中都有强大的精神与风骨。古代是出将入相、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激励他们十年寒窗苦读；而近代，则包含着爱国情怀、对西方列强的不满、对民族崛起的希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和力量源泉。然而“文革”中的批判不仅伤害了知识分子的肉体，更重挫了知识分子的精神和风骨，这种身体上和心理上的双重痛击直接导致了精神的“坍塌”和“扭曲”。缺少了学术自由和兼容的精神的学术界，当然无法孕育出独当一面的大师，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和学术环境是制约大师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从封建社会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到文化大革命的“知识越多越反动”，再到改革开放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短短几十年中人们对知识的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恢复高考，这无疑是重新确立了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高考和其所代表的应试教育既具有其不可替代性，又问题重重。一方面高考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奋斗目标，提高了受教育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另一方面，高考指挥棒导致了唯高考马首是瞻，又极大地限制了全民的创新能力，直接导致在全民受教育度、平均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却鲜有居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师的出现，让我想起了“钱学森之问”。在这种急功近利的状态下，文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积淀，在这种丢掉了“百年树人”教育真谛的浮躁中，又怎会产生大师。时至今日，颠倒是非的政治风波已不复存在，让我们摒弃那些只知媚上欺下的伪专家，真正秉承“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学术思想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态度，重新确立学人的信念与目标，那么，再一次的文化繁荣也许就会在几代人中出现，那么，我相信，我们的民族只会是“大师已去，暂无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