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vpas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新)

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1-生命是永恒不断的创造，因为在它内部蕴含着过剩的精力，它不断流溢，越出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它不停地追求，以形形色色的自我表现的形式表现出来。－－泰戈尔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江国华孙长龙内容摘要：慈禧太后，这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三次垂帘听政，执政长达48年之久，其间从未使政权旁落，其所创下的千秋家业也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实现。本文中，笔者仅从法律角度来说明慈禧经历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对中国法律尤其宪政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根深蒂固的封建君主专制思想，对君权的追求和热爱，乃至后期对戊戌变法的镇压，使慈禧顿时化身为背离共和的封建制度的忠实守护者；而从她对洋务运动的态度以及晚期新政，“预备立宪”的宪法实践角度来看，她又起到了使中华民族走出腐朽的封建社会，走向民主共和的助推作用。慈禧不同时期的宪政思想及宪政实践都在说明，无论慈禧在当代人们印象中如何，客观上她对法治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关键词：慈禧宪政思想实践一、慈禧的生平简介慈禧的身世是一个迷。关于她的出身各界说法不一。但比较盛行的观点认为慈禧是满洲镶蓝旗人（后抬入镶黄旗），出身官僚家庭。其曾祖父吉郎阿，为嘉庆朝军机章京，补授户部员外郎，掌银库事务，后调任刑部员外郎，官阶五品。其祖父景瑞，以监生捐笔帖式，累迁至盛京刑部主事。道光元年（1821年）任刑部员外郎，掌广西司。十一年（1831年）任河南司郎中，掌审核豫省刑名案件，正五品官。慈禧之父惠征，也以监生任笔帖式，累迁至吏部郎中兼工部宝源局监督。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外放，任山西归绥道道员，正四品。咸丰二年（1852年）二月，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道员。①关于慈禧的出生地，史学界也有两种比较盛行的说法。一说慈禧出生于山西长治①见张研著：《原来慈禧》，重庆出版社，第22页-第23页。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2-县西坡村（有众多人证物证）；一说慈禧出生于北京。虽然慈禧出生于山西的证据很多，但是史学界大多数学者认为，慈禧的出生地应当“根据慈禧出生时其父母的所在地来确定”①。因慈禧出生之时，她的父亲和祖父都在北京任职，所以可以确定，慈禧于道光十五年十月（1835年2月）出生于北京。同历史上所有有争议的人物一样，慈禧拥有传奇的一生。咸丰元年（1850年）春，咸丰帝大选秀女。美貌动人的叶赫那拉氏应诏入选，并于翌年二月中选，封为兰贵人，五月初九奉旨进宫，时年十八岁；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与慈安发动“辛酉政变”，开创了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先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慈禧先后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与预备立宪等重大历史事件，并在其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10月22日慈禧因病去世，卒年七十四岁，被安葬于清东陵定陵。慈禧统治中国长达48年之久，在执政期间，她既极力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又能够因时制宜的进行改革。在众多变革的呼声之中通常表现为一个矛盾的统治者。但是，慈禧虽然在政治上专横跋扈，但其一生致力于封建的统治，对于吏治民生，民主法治，文化传播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慈禧皇太后二、慈禧的宪政思想①见俞炳坤：《慈禧家世》，取自刘北汜著：《实说慈禧》，紫禁城出版社，第46页。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3-（一）慈禧对待政体改革的态度慈禧上台执政期间可以说是遇上了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内忧外患接连不断，其所经历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都面临着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她对待国内几次重大改革的态度，或者积极响应，或者不置可否，或者主动发起，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历史学界对于慈禧参与的改革大多给予负面评价，但是从她历来的态度不难看出，她对待改革有着十分积极的一面，只是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她有自己的底线，即不得触动其封建君主的统治。只要不超越这个底线，她在改革过程中的表现完全可以定性为正面的。首先，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很多权利和利益。“外洋之为中国患如此其烈，实为亘古所未有。”①此时的中国已经“积弱不振”②。所以清朝一些进步大员们便意识到朝廷空前的危机，逐渐觉醒，寻求“自强之道”③，筹措“自强之计”④，以期待“自图振兴”⑤。慈禧对于洋务派“自强”，“求富”的目的是非常鼓励的。她在上谕中经常提到“时事多艰”，不只一次地告诫各级官吏，务必要“同心求治”，发愤自强，振衰起弊，并多次“训诫军机大臣，痛除旧弊，勉励自新”。⑥可以说，洋务运动较有成效的开展是在慈禧的支持下实现的。所以在洋务运动中，慈禧可谓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践者。其次，戊戌变法期间，对于戊戌新政的实行，慈禧也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当时虽说慈禧已经“归政”，但是她仍然实际操作着国家大权。⑦“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⑧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经去颐和园参见慈禧多达12次。“事事请慈旨”⑨，因此光绪下达的旨意，多是由慈禧默认和许可的。慈禧作为晚清政府①湖南巡抚王文韶奏，参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81页。②刘铭传奏，参见《皇朝经世文续编》（五），卷一百九，第一页。③同治十一年李鸿章奏，参见《洋务运动》（五），第119页④文祥奏，参见《清史稿》卷三八六，第11692页。⑤5页。⑥见何泽福，戴文杰：《慈禧与洋务运动》。⑦见汤志钧著：《戊戌变法史》（修订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473页。⑧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第二篇，第二章。⑨金梁：《四朝佚闻德宗》。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4-的实际最高统治者，如果在开始就极力反对戊戌变法，相信戊戌变法一天都难以实行，别说坚持103天。慈禧曾对光绪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內制也”①，“但无违祖制，可自酌。”②慈禧希望和放任变法的态度足以说明她当时是认同变法的。她对变法的这种态度也是前期戊戌变法顺利开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次，慈禧执政晚期积极推行“新政”和“预备立宪”，大刀阔斧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比戊戌变法更加具体，更加有实效。她在1901年1月29日于西安发布的实行变法的上谕中也提到，“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而且她清楚说明，此后皇太后和皇帝“母子一心”，“一意振兴”，采取变法措施，“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于是，清末“新政”顺利出炉了。慈禧太后从1901年到1905年，先后颁布了30多道上谕，推行“新政”。③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教育以及法律等多方面，不但重新恢复了戊戌政变时其所否定的许多改革，而且增加了诸如各省派遣公费留学生等百日维新未曾提出过的新政策，其内容之广，影响之大也实属空前。而到了“预备立宪”时期，慈禧采纳五大臣的建议：“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日本于明治十四年宣布宪政，二十二年始开国会，已然之效，可仿而行也。”④在立宪准备方面，设立咨议局和资政院，并在《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中规定了人民具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说，预备立宪“直接加速了清朝的灭亡并为摧生新的政治制度作好了准备，在客观上开创了中国政治的近代化进程，也给国人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政治启蒙教育。”⑤这些在历史上无疑是进步的。由此不难看出，慈禧在国家出现危机的时候，面对国内的变法要求，大体是支持和肯定的。由史料分析，她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负面的形象，则是因为她在这些重大变革之中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洋务运动后期慈禧持有消极态度，使洋务运动举步维艰，成效寥寥。而戊戌变法后期她又策动了“戊戌政变”，将“戊戌变法”扼杀在摇篮之中。有人评价说慈禧后期的“新政”实际上早在戊戌年间就应该实①费行简：《慈禧传信录》。②金梁：《德宗》，《四朝佚闻德宗》，第5页。③张研著：《原来慈禧》，重庆出版社，第239页。④载泽：《奏请宣布立宪密折》，参见《辛亥革命》第四册。⑤金亮贤，吴起伟：《晚清预备立宪述评》。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5-行了，是慈禧把它足足推后了数年。而数年后的新政时期，已经有了民主共和的声音，所以当时推行“新政”已经略显晚矣。而“预备立宪”则更被人讥笑为“骗人的把戏”。然而，分析前因后果，慈禧对待洋务运动的态度实则是害怕洋务派势力过分膨胀，威胁到自己的统治；而戊戌变法后期她策动的“戊戌政变”则着实是“西太后和光绪帝之间争权的结果”①，与维新本身并无太大关系，正如慈禧在政变后斥责光绪帝那样：“汝之变法维新，本余所许”②；而后期预备立宪的“骗局”则是因为慈禧希望立宪，但并不希望因为立宪而使自己的权力架空。由此可以看出，在政体改革方面，慈禧是很矛盾的，她既主张改革使国家富强，但又反对改革“伤筋动骨”以打破她君主统治的底线。这就是为什么慈禧所经历的改革历来都是只动皮毛，一旦涉及到根本性的东西，就会招致她的反对。所以可以推断，“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君主立宪制度，都在她可以接受范围之内，只有涉及到国体的改变时她才比较敏感。在保障她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一切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变革都是她鼓励和赞成的。虽然慈禧的改革具有种种局限性，但是其在生于封建社会，长于封建社会的前提下，能够作出如此之多进步之举，也着实值得我们后人称道。（二）慈禧的经济思想政治与经济历来都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进步则更加有利于政治的稳定。清朝社会后期经济的落后与他们闭关自守有着很大的关系。而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发展经济，尤其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对当时社会的重大意义。这期间，正值慈禧统治中国社会，当时洋务派大员们提出了许多有益的经济思想，由于洋务运动是在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主导下实行的，所以把这些经济思想进行以下归类，作为慈禧等支持洋务运动之士的普遍思想加以论述。1、冲破“夷夏之防”向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和经验古老的中华文明一度使中国自立于世界先进国度之列。这也造就了中国封建君主“夜郎自大”的性格。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鄙视夷人、官夷不直接交往、不对话③。①王崇武译：《戊戌政变旁记》，《戊戌变法》3，第532页。②黄鸿寿：《戊戌政变》，参见《清史纪事本末》。③郑剑顺：《晚清史研究》，岳麓书社出版，第325页。浅谈慈禧的宪政思想及实践-6-他们自诩“为天下共主”①,“天朝上国”，“君临万国”②。把所有与清政府进行外交的国家都视为“贡国”。在洋务派兴办洋务之前，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是相当严重的。夷就是夷，夏就是夏，只有“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向“夷”学习的。统治者认为，中国什么都不缺，所以允许“夷人”来华做点生意，倒不是稀罕那些洋布、呢羽、金属制品及关税收入，而是“天朝上国”普施恩惠给蛮夷小邦。当时，谈洋务、习夷语、效夷技被认为可耻、不成“事体”。③直到外国侵略者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政府官员才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落后，不改变中国经济的现状不足以振兴中国。由此，洋务派提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口号，并得到了慈禧的大力支持。她在1862年11月17日的上谕中主张“除学习洋人兵法外，仍应认真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各项得其密传，能利攻剿”。几天之后，她在发布的另一道谕旨中又这样写道：“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④慈禧的鼓励也成为了洋务大员们施行洋务的莫大动力。由此，中国社会冲破了以往“夷夏之防“的严格界限，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一时间，洋务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对当时及以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2、发展机器工业的思想⑤中国最早提出发展机器工业思想的是魏源，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提议在广东虎门外置局设厂，引进机器，雇请洋匠教造战舰、枪炮、火轮机、火轮车及其他民用品。同时指出：“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⑥但是，当时的魏源只是提出了理论，而真正把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是洋务派大员们。当初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提出了几个兴办机器工业的指导思想：一，发展机器工业，“期得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二，“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植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①嘉庆帝语，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光绪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