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系列讲座

“大学之道”系列讲座第一部分：介绍主持人：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首先欢迎大家与我们同聚一堂共话“北大发展”。在今天晚上我们也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嘉宾，这两位嘉宾都是我们北大的院系掌门人，也是同学们眼中的风云人物。那么，今晚就让我们一同看看作为科学与人文的代表，他们眼中的“大学之道”究竟是怎样的。那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两位嘉宾，他们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欢迎您；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教授，欢迎您。为了让大家对两位老师有一个更好的了解，我先介绍一下两位老师的背景：陈平原教授，在中山大学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在北京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及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等。饶毅教授，在旧金山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哈佛大学的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系做博士后。1994至2004年任教于华盛顿大学解剖和神经生物学系。2004年起任西北大学医学院神经科教授、西北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2007年任北大终身讲席教授、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以研究神经发育的分子生物学而闻名科学界，目前主要研究神经发育和行为的分子机理。那么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二位教授的光临。首先让我们有请陈平原教授为我们演讲。第二部分：陈平原教授演讲陈教授：远来的和尚会念经。我在北大已经待了二十五年，属于比较近的和尚，所以，还是请饶教授先说吧。饶教授：我坚持一定要陈平原教授先讲。原因很简单，第一，他年龄和我哥哥一样大。第二，他可以做我的老师。他曾经在农村做老师，我随父母下放在农村后开始读小学，所以他其实可以做我的老师。陈教授：在这里推来推去，对同学有点不公，那我就打个头阵吧。我之所以想让他先讲，我再接着谈。因为，在座的同学，如果有学文科的，大概听过我的课或演讲，毕竟，在北大已经教了那么多年的书了。既然一定要我先讲，就从演讲的姿态说起。同样上讲台，有两种人，一种是教堂里的牧师，真理在手，主要工作是传播自己的声音。另外一种是大学教授，虽然也在传授知识，但时刻准备台下有人举手说，老师，你说的不对。对于教授来说，在讲台上站着，其实是战战兢兢的。不知道的人认为，你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很洒脱的。现在不会了，因为有阶梯教室。站在那里讲课，你能深刻体会到站着演讲，效果比坐着说话好得多。今天，摆两个椅子在这里，对我来说，讲起来不是很畅快。我能不能站着来讲？为什么站着讲，其实还有个原因，那就是气比较顺。而且，感觉跟学生亲近。我有话语权，但必须站着；你们坐着很舒服，但对不起，暂时不能说话。随时准备接受质疑和挑战，这导致我讲课的时候，有一种战战兢兢的心情。这让我想起前辈的故事。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导师是王瑶先生。王瑶先生的导师是西南联大时期的朱自清教授。我读朱自清的日记，特别感慨。一九三六年某一天的日记，那时候，朱自清已经是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教了二十年书。日记说，半夜惊醒，梦见学生追着他，他躲到大钟寺的厕所。出来时被学生抓住，学生说，你不读书，没学问，还不赶快回家。他说，我承认，我承认，最近备课不够认真，学业上没进步。只要你们放了我，明天就卷铺盖走人。这则日记收在《朱自清全集》里，诸位去看看，可以理解一个老师的心情。当然，有的老师，像“大话西游”一样，讲课很轻松，一点都不紧张。也有认真的老师，上每堂课，都是战战兢兢。这一点，希望同学们理解。第二个我想说的是，上不同的课，感觉不一样。假如是中文系的课，甚至是文科的课，我大体上明白自己该讲、能讲什么。偶尔到理科客串，比如到中科院给研究生做演讲，我也知道在场诸位是什么趣味。最怕的是面对来自五湖四海，学问根基及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的人，坐在一起，然后说，你讲吧。今天大概就是这个情况。所以，一开始我是谢绝这个邀请。原因就是，感觉没法讲。我深知，在北大演讲不容易。现在还好一点。记得九十年代初，学生们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听着听着，“啪”地就站起来了，抡起书包，从你面前走过去。再过五分钟，又有一个站起来了。或许，他本来就没想来听你讲，就是为了这“拍案而起”的动作而来的。那时候，很多著名人士，包括政界、商界、学界，到北大来讲课，都是胆战心惊的。面对这种情景，确实要有很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好，终于我还是来了。讲什么呢？讲大学。题目是我定的，但诸位可能不知道，我在北京大学已经讲过好几轮类似的课程，这个学期还在讲“现代中国的大学”。为什么讲大学？其实我的专业是中国现代文学。二十多年前，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涉及五四文化运动，有个基本假设，那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创作以及学术表达，跟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密切关系。换句话说，废科举，开学堂，到京师大学堂的创办，这个过程，中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与接受，逐渐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层面、文学层面。终于我们承认，不仅我们的船炮不如人家，我们的制度有问题，连我们的文学也都得向欧美学习。这个时候，才逐渐展开新文化运动，也才有了勃勃生机的“新文学”。今天所说的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大都在这个地方建立。这是当年我做博士论文时所再三强调的，就是现代文学、新文化运动和大学制度三者之间，有密切的关系。只有深入到大学制度，才能真正理解文学革命的核心。另外有个事情，一九九三到一九九四年，我作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的研究员，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呆过，闲来喜欢逛书店。刚好买了一本书，叫《东京大学百年》，那是一本图册。接下来，在东京大学图书馆里，我又找到不少东大的校史资料。当时我关心一个事情，东京大学怎么讲述侵华战争时期的历史，即，那时东京大学处在什么位置，教授们在干什么，校长们在干什么，还有学生呢？每个大学的历史上，都有一些没办法回避的污点，该怎么面对？说这些，是因为我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北大百年，风风雨雨，有得意也有失意，我们怎么讲述自己的历史，这是个问题。回来不久，考虑到北大即将纪念百年校庆，所以，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到今天为止，十多年间，我先后编写了四五本关于大学的书。还有一本没有交稿，大概明年初可以完成。之所以想暂时打住，原因是我有自己的专业兴趣，应该回去潜心研究了。另外，还有一个很现实的原因，作为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你谈大学，百无禁忌。包括对教育部的批评，以及对现代大学制度的质疑等等。可是很不幸，从八月份开始，我当了中文系主任。于是，说话就开始变得谨慎起来。必须把我个人的学术立场，和北大的长远利益区别开来，不能因为我一时兴起，畅快淋漓地发言，导致北大或中文系科研经费的大幅缩水。所以，我准备这个学期讲完课，把书写定，就暂时告一段落。今天在这里给诸位做“汇报演出”，差不多快谢幕了。再过几年，不当系主任了，我可以讲得更直接、更畅快。中国大学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我的著作里面，已经大体上写清楚了，这里不多讲。我跟主持人说了，希望听同学们怎么提问，然后再回应，这样好一些。主持者列了二十个问题，告诉我，前五项是必答的。那么，我就照着这五个问题，像做填空题一样，逐个回答。第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现在大学生的日益功利化，在就业和学问中间，该如何平衡。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而我有一个特殊状态，作为七七级大学生，当年的高考作文登在《人民日报》上。都三十年了，我回老家去，父老乡亲还夸我的作文写得不错。好像我老停留在写高考作文阶段，我特别伤心。学生们拿个放大镜，读别人的书里收的影印件，一边看一边笑。我知道他们在笑什么。三十年前因高考作文而“出名”，导致每到讲恢复高考意义的时候，就被要求表态，要你回忆，还希望你热泪盈眶。我说，没有那么多好回忆的。我承认，七七级、七八级的大学生，读书很刻苦。但我经常为今天的学弟学妹们辩护，原因是，今天大学生的处境跟我们当年不一样。七七、七八级的大学生，那是天之骄子，当年我们上学的时候，会佩戴校徽，招摇过市。今天北京大学的学生，没有几个带校徽的，因为他们不觉得成为北大学生有多么了不起。我们当时认为，国家在改革开放，我们前途无量，根本用不着担心出路问题。没有一个学生读书的时候，会担心将来的就业问题。所以，我们能够全力以赴读书。而今天的大学生，从入学的那一天起，不对，从填志愿的那一天起，就开始盘算我将来读完了做什么。这是没办法的。说今天的学生有点功利，可以理解，那是因为整个社会已经转变过来了。而且，整个社会对物质需求的欲望已经被调动起来了，大学生也不例外。所以，这方面我不想做太苛刻的批评。我平时跟本科生接触不是很多，但一九九四年，北京大学开通了昌平园区，希望资深的教授去讲课，那个学期，我跟本科生有比较多的接触。有三件事，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件，开学的时候，请几个老师去讲你自己的专业，也就是我们说的入学教育。有一个学生站起来问：老师，我看你挺聪明的，有没有更进一步的追求，还是只满足于当一个教授。九三、九四年，正是全民经商的时候，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我是潮州人，我们潮州人会做生意的，既没有混个师长旅长当当，也不愿下海经商。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激动起来，慷慨陈词，博得一阵阵掌声。下来后，那学生很不好意思，跟我说，老师，对不起，我提问是为了解答自己的困惑。家长觉得他考上中文系，将来既不能当官，也赚不了大钱，没多大出息。他压力很大，不知道怎么办好，所以才提这样的问题。第二个事情，刚上了两个星期课，有个女孩子告诉我，老师，我的第一志愿不是中文系，是光华管理学院。三十年前，进不了中文系、哲学系的，才进经济系、法律系；今天倒过来了，光华管理学院考不上的，才进中文系。所以，她心理上有落差。我说，你先学一个学期，如果觉得无趣，一定要转，那你就转。到学期末的时候，我问她怎么样，她说，我愿意留下来继续读，因为我有兴趣。后来，她到美国留学去了，现在国外一所大学教书，挺好的。前两件还有点得意，第三件，我感觉有点歉疚。有个北京的学生，见多识广，告诉我，他将来的目标是当外交官，中文系的课，对他来说不太重要，他要抓紧时间学英语。大概因为自尊心受了伤害，我跟他讲了大半天“大道理”，态度比较严厉，后来，他就不再跟我谈学业了。日后想想，这是我跟大学一年级学生有比较多接触的一年。有几个问题，对我来说很刺激。第一，整个社会日趋功利，这是一个现实。过于高调的论述，比如要求精神至上，不谈物质问题，那做不到。而且，也没办法说服年轻一辈的学生。所以，我正视这日趋功利的社会以及大学生复杂的心理状态。第二，学生的可塑性很强，刚进大学时所抱定的目标，往往是家长给他们灌输的，包括学什么样的专业才有好前程，诸如此类的问题，随着学生进入大学后，会有各种各样的调整。第三，老师讲授课程，必须能够吸引学生。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在跟社会上的功利主义思潮争夺年轻一代。我们不能用别的办法，只能用精彩的课程以及教师的人格魅力来吸引学生。这样的话，才可能让学生调整心态，逐渐对学术感兴趣。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研究生的培养方案。首先，我想强调，如何培养研究生，各个院系不一样，各个大学也不一样。我只能讲我比较熟悉的中文教学这一块，而且局限于北大。因为，诸位明白，一九九九年开始的大学扩招，走到今天，中国大学已经面目全非。说好听是“日新月异”，说难听则是“江河日下”。相对来说，北大比较好，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我说一个数字，你们一听就明白。最近有学生告诉我，他原本要考某大学某老师的研究生，最后不考了。原因是，那教授带了三个方向的博士生，而且一年就招了二十六名。我一听晕过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十多年来，招收本科生的数量，始终是在八十和一百之间，每年根据生源略做调整。生源好，就多招一点；反之，就少招。比如今年，我们总共招了九十六个本科生，另外还有四十几个外国留学生，合起来一百四十几。招了六十三个博士生，八十三个硕士生，合起来也是一百四十几。而我们老师有多少？正教授五十一，副教授四十三，也就是将近一百名教师。这样的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