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行录”中的蒙古人消极形象试论

1试论“燕行录”中蒙古人消极形象之成因师存勋（中央民族大学08级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北京100081）摘要：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以清朝为宗主国，明亡后清人虽入主中原，但朝鲜李朝并不以中华正统视之。而对于蒙古人，李朝之恨甚于对于满人之恨，燕行录即充分体现出了对于蒙古人之极大鄙夷。归其原因，首先在“满蒙联姻”中，李朝人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其次，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再者，在华夷之辨观念中，向以“小中华”自居的李朝人视蒙古人为“夷”族。关键词：燕行录;李朝;清朝;蒙古人;藏传佛教;儒教;华夷之辨明清易代，朝鲜李朝在武力威胁之下，视满清为宗主国。由于对于满清强烈的抵触情绪，朝鲜李朝派往清朝的使节以使行目的地北京而称为“燕行使”，他们出使清朝所留下的游记、日记等遂统以“燕行录”命之。出使清朝所作的“燕行录”较之出使明朝所作的“朝天录”，在内容、思想、写作风格和感情色彩等方面皆有天壤之别，这集中体现在燕行使对满清政权的憎恨、对作为所谓“胡”或“夷”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极大排斥等方面。尽管“燕行录”历时久远，内容丰富，是我们研究中朝、中韩关系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但由于燕行使对于满清普遍的消极观念，“燕行录”中的众多中国少数民族，其形象及其文化积极描写不多，其中的蒙古人即属被消极刻画者。本文拟从三方面就“燕行录”蒙古人消极形象成因作一探讨。一、在“满蒙联姻”中，李朝视蒙古人为满清的“帮凶”清朝正式建立之前，努尔哈赤即已开始与科尔沁等蒙古部落2的联姻，皇太极时代，随着对察哈尔等内蒙诸部武力征服的展开，政治联姻更成为后金羁縻和团结蒙人的利器。如《清史稿·太宗本纪一》载：天聪八年（1634年）冬十月己亥，“科尔沁台吉吴克善来归其妹，纳之”；天聪九年二月丁未，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豪格、萨哈廉将精骑一万，收察哈尔林丹之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而十年春正月壬戌，“皇次女下嫁额尔克孔果尔额哲”。清朝建立后，满蒙联姻更趋制度化，广度与深度极大加强，此诚如著名和亲史专家崔明德所说：“在整个清朝，满蒙双方究竟有多少人结亲？目前，我们很难做出精确统计”[1]。满蒙联姻制度对于团结蒙古、强化满清对全国之统治意义深远，而蒙古人在清朝国家建构中受到的重视亦远高于其他民族。关于满蒙联姻及蒙古人，燕行使多有提及，试如金明远《燕行录》：“满人之得志，多蒙古之力，故世为婚媾，大内诸刹俱处蒙古僧，蒙古大臣多留城市馆，盖畏其生衅也。”①另一嘉庆燕行使朴思浩在《燕蓟纪程》之《留馆杂录》中写道：“夫蒙古天下莫强之众也，太宗先讨之，部勒其劲骑，所向无敌。自是以后，皇帝世世结婚，元舅、国舅、驸马、阁老、各部尚书、诸王贝勒，多是蒙古人也。雍和宫愿堂寺黄金屋锦绣裀衣、黄衣，侔拟皇帝眼色。坐享富贵者，亦是蒙古僧也。”[2]燕行使姜时永《輶轩续录》中则载：“盖元之先国号‘蒙古’，蒙古者，国言‘银’也。因女真号国曰‘金’，乃以‘银’号其国也。世祖一统，改号曰‘元’。今蒙古人属于内服，与满人无间于进用，而朝衣皆用黄色，舆饰亦取黄色。大抵中国之制，3皇帝用黄，故朝臣及他外诸国，皆以僭不敢服用黄衣、黄舆，惟蒙古则不然。”[3]以上表明，朝鲜李朝对于满蒙联姻有着很大关注。由于蒙古人作为满蒙联姻组成方之一，在政治、军事等方面予以满清政权极大帮助，因而在燕行使眼里，蒙古人进入满蒙联姻无疑是助纣为虐。明清易代之际，满清之于朝鲜的侵伐在朝鲜君臣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李朝仁祖五年（丁卯，明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1727年），后金征朝鲜，陷平壤，李朝被迫与金签订江都之盟。丁卯胡乱中，朝鲜虽签约，但并未突破以明为宗主国的原则底线，可是朝鲜仁祖十四年（丙子，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亲征朝鲜则给朝鲜人民带来极大的内心伤痛，根本一点在于：朝鲜被迫放弃了“天朝”大明而以清为宗主国。而在李朝看来，“丙子胡乱”中，蒙古人作为满清的积极扈从，在其中扮演了极为卑劣的角色。燕行使徐有素有云：“崇德之丙子东抢也，贵永介谏曰:‘吾新造沈京，根本未固，宜修养士马，先为入关之计，不可黩武于外国。’九王亦以为不可，独蒙古诸酋利掳掠，每劝之，崇德遂决意东抢，成功而归。”[4]徐有素“独蒙古诸酋利掳掠，每劝之，崇德遂决意东抢”这一说法明显是泄愤大于确证，但也恰巧说明蒙古人在满清侵朝行动中带给朝鲜人民心灵创伤之大。虽然察哈尔等内蒙诸部于丙子侵朝军事行动前不久才归附后金，但在归附后却表现出了非凡的忠诚：先是附金蒙古诸部贝勒与自明降金的孔有德等一道，成为皇太极建立大4清、登基称帝的积极劝进者，紧接着于崇德元年，即清朝建立当年，蒙古兵参与了满清入侵朝鲜的军事行动。该年十二月十日，清“渡镇江而抵义洲（州），十一日至定州，命蒙古兵沿海略地”[5]，而据《清史稿》中《太宗本纪二》，崇德元年十二月己亥，清军“命都统谭泰等搜剿朝鲜国都，留蒙古兵与俱。”降清后朝鲜国王返京，“是时蒙古尚在城中，百官皆入处于阙内，闾阎多被焚烧，僵尸纵横于街头，”[6]“而咸镜一道，更摧残于取道北归之蒙古兵。”[7]而在其后近三百年间，一方面，蒙古人与满清之间以联姻方式形成的联盟一直在强化，另一方面，李朝则不得不接受满蒙联姻的事实，曾有燕行使姜浚钦作组诗《北京》，其十四曰：“甲兵财赋今谁主？只把文衔与汉官。自是胡人偏爱党，回回蒙古并朝端。”[8]从该诗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胡人偏爱党”一事，即满蒙联姻乃至满清积极团结新疆回部事实的存在，以及满清对汉人的提防。因此，李朝臣服于满清实际也可以说是间接臣服于蒙古人，于是李朝对于这种臣服产生强烈的抵触。燕行使对于满蒙联姻的叙述自然总是和对蒙古人的仇恨刻画交织在一起，敌意十分明显。试如金景善《蒙古馆记》中说：“蒙古或称达子，……而清之始起，颇藉其兵力，故恃功骄悍，如唐之突厥、回纥。皇帝念其功而长其强，待诸酋，视亲王，必以皇女嫁之，曾见蒙王及其妻趁正朝向燕京者。闻居其国，与皂隶共毡幕，寝食便尿混处无别，皇女不堪其苦，未几辄死云。……捉虱吞之，尘垢遍体，见甚丑恶。”[9]“皇女不堪其苦，未几辄5死云”等语即便今人闻之，不免有夸张之感，亦断难信其为真，但金景善之言所表达的对于满蒙联姻及蒙古人强烈的憎恶确实令人印象深刻。类似的表述亦见于李海应《蓟山纪程》之《蒙古馆》：“蒙人本犬戎部落，甚强盛。皇帝与结婚姻，而其番王之居住皇城者，不止一馆。其一馆则与玉河关（玉河馆）不相远，我国人相对语，愈不可通。衣裘粗污，面目皆狞悍，且广颧，异于清人。不畏风寒，脱衣抆虱，得辄吞之云。其妇女有随来居馆者，便旋不避人而闻之。”②蒙古人深居大漠，生活环境不免艰苦，风俗习惯遂异于农耕社会，此实属可理解之事，然较之金景善，李海应的刻画同样于字里行间反映出一种鄙视之情，对于满蒙联姻及蒙古人之恨确为深刻。二、在信仰体系中，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与李朝人儒教独尊之间存在冲突与满蒙联姻相比，藏传佛教在团结藏、蒙等更多少数民族，巩固国家版图与领土完整方面意义更为重大，故清朝建立伊始，即采取了支持藏传佛教、邀请达赖喇嘛赴清等重要举措，这对先于满人业已皈依藏传佛教、现刚成为满清盟友的蒙古人而言，无疑是一大振奋，且看崇德二年（1637年）蒙古各部为同意邀达赖喇嘛事宜复皇太极书：“闻圣主有拟迎聘达赖喇嘛之旨意，甚善也。喀尔喀七旗、厄鲁特四部亦欲前往迎聘。圣主若遣使前往，乞请路过我部，以期同往。卑等三汗会议一致，特遣使前往问安，6并尚迎聘达赖喇嘛事宜。”[10]从蒙古各部复皇太极之书，我们不难发现蒙古人藏传佛教信仰之笃及满清之于蒙古人支持之力。而以联姻、藏传佛教为纽带形成的满蒙特殊同盟，始终为朝鲜所关注，道光燕行使赵凤夏在谈到“胡藩”蒙古人时曾就其藏传佛教信仰等曰：“其俗善驰突，耐饥寒，居无宫室，行无部落，强盛蕃殖，自古难制。独奉佛，惟谨生死，故清人因其俗而诱之，引其僧徒分处于诸愿堂及白塔、五塔、福道等寺，待之甚厚。仕宦于朝者，多宠以高秩。”[11]满蒙联姻佐以藏传佛教信仰，满清政权遂成功地实现了与蒙古人的联盟，并将自己的统治力量最大化，从以下燕行诗《蒙古太子率其嫔来朝，清帝处以五龙亭，嫔事佛甚谨云》中，我们不妨就清代蒙古上层的藏传佛教信仰作进一步领略：“沙漠香车谒帝宫，麟衫貂服暎春空。盈盈步入龙亭内，五夜纱灯礼佛红。”[12]清皇支持下的蒙古太子及其嫔，对藏传佛教恭敬与虔诚之态尽显无遗。蒙古人对于藏传佛教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可在燕行使看来，蒙古人信奉之藏传佛教信仰是与朝鲜李朝的儒教独尊是势不两立的。清代中国佛教之盛不亚于儒、道，这与朝鲜王朝儒教独尊政策有明显区别。韩国著名学者云：“朝鲜朝建国后果断地采取斥佛政策，以性理学为治国理民之理论基础。这是一种巨大的改革，同时也是对丽朝新生事物的培养。”[13]此言可谓一语中的。伴随着易代革命，作为“丽朝新生事物”的程朱理学得到新生朝鲜王朝的重视，而作为高丽贵族文化思想的佛教则受到沉重打压，其7后五百年的朝鲜王朝时代，崇儒抑佛政策坚如磐石。朝鲜王朝性理学双璧李滉、李珥，皆为斥佛的代表性人物，李珥曾曰：“周衰始有老庄、杨墨骋其邪说，虽经孟子辟之，亦未能止。盖上古异端显是邪恶，故贤者犹恐或浼也。中古异端掉脱利欲，邪而似正，故贤者始惑焉。自汉以下，又有佛学。自唐以下，佛变为禅，其精微动人非老庄杨墨之比。于是高明之士靡然从之，遂使中国为禅佛世界，思之可为于邑。幸赖程朱作兴，撑拄宇宙，昭洗日月，其摧陷廓清之功比古尤盛，于是禅佛之学衰微不振矣。程朱既没，乃有外儒内禅之学嘘灰起火，复炽于世，甚矣，异端之难息有如是。”[14]老庄、杨、墨这类中国本土久已存在的学说都被视为“邪说”，佛教这一相对晚近时期的舶来品就更难逃脱被打压的厄运，李珥之言语中，对于程朱理学的溢美态度自然也颇为明显。正因李朝统治阶级持续的崇儒抑佛政策，朝鲜王朝遂形成普遍自觉的孔孟意识，因而对于异质、甚至是被视为“邪说”的佛教，燕行使自然十分不适，故对于儒家与孔子之任何不敬都会令燕行使有所不适，康熙时著名朝鲜文人金锡胄曾奉命赴清,对于在中国所见佛教信仰等,他作《淫祀次前韵》一诗叹曰：“胡人喜淫祀，于道实云左。一村一佛宫，一室一神座。群祈虽转盛，七戒都已破。身常秽荤肉，手每拈香火。缁冠间妇女，藩落亦同裹。自谓神所祐，家间事百妥。闇者以眩惑，愚者以扬簸。吁嗟日染污，此俗其无奈。坐令华风殄，终甘鬼国堕。野鬼饱已久，家鬼饥且夥。况闻尼父庙，牛马相侩货。其谁障狂澜，距彼而助8我。”[15]金锡胄的态度可谓朝鲜李朝普遍崇儒抑佛思想的代表。清朝与朝鲜李朝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是由于各自国家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李朝基本以儒教为独尊，而清朝则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实行灵活的信仰政策，因此便出现儒释道并兴的现象，而在中国所见的儒释道并兴现象和儒教所受来自异教的任何亵渎与冲击，燕行使都难以接受。佚名氏《燕行日录》中曾提到其“历路往柴市瞻宋文山塑像”一事，可当作者瞻仰了文天祥这位儒家义理思想杰出践行者的塑像之后，不禁感慨曰：“盖公贞忠大节，可与日月争光。而今焉庙貌颓圮，尘埃满榻，反不如寺观之奢丽，甚可痛叹。如公精魄尚今不散，则倘使风伯卷起塑像，复入云中耶。”作为儒家忠义思想的集中代表，为抗击蒙元而杀身成仁的文天祥在朝鲜李朝君臣眼里享有崇高地位，而其庙貌颓圮，并与“寺观之奢丽”形成鲜明对照，这是燕行使在朝鲜绝难看到的现象，因而也是其绝难接受之事③。正由于对儒教有着相当的重视与热爱，因此燕行使对作为“异教”的藏传佛教自然无甚好感，而笃信藏传佛教的蒙古人自然亦不免为燕行使所诟病，如成祐曾《愿堂寺》一诗叹曰：“蒙古老僧着帝衣，黄毡榻上起居稀（所谓帝师见皇帝亦不拜）。千余小佛金印爤，百丈高樑锦绣围。始觉如来兼富贵，谁知吾道尽精微。滔滔四海归西域，叹息儒冠万事非。”[16]而燕行使姜长焕就其所见蒙僧描述曰：“蒙僧击钟至拜毕方止，入僧炕，铺以白毡，上设朱毡方席，椅卓（桌）器用极其华丽，拟如宰相之居。9蒙俗素称狞悍。”[17]蒙古老僧穿着和皇帝同样黄颜色的衣服，且“见皇帝亦不拜”，而蒙僧住室“拟如宰相之居”，按照儒教义理的标准，这无疑是性质严重、有犯上之虞的僭越行为，难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