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不可全盘抹杀兼评葛剑雄先生人口历史论著的得失

原载《人口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不可全盘抹杀——兼评葛剑雄先生人口历史论著的得失万川（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教授）1996年1月，改革出版社出版了由杨子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这部370余万言的人口史著作，是由29位专家学者经过八易寒暑的笔耕，并在有关方面关心与支持下完成的。书稿完成后，著名的社会学家袁方、人口学家曾毅、沙吉才、蔡方、史学家杨钊诸先生对该书给予了好评。然而，葛剑雄、曹树基等人对此似乎完全不以为然。他们发表16000余言的长文，指斥该书“只是一个低水平的、错误百出的资料编纂”，“从中难以发现编纂者们的学术贡献”；他们似乎不屑于该书“主编的专业水平”，似乎也不屑于该书评委的水平，认为这样一部“低水平、错误百出”、“基本失败的课题”之所以能通过评审并得以出版，盖缘于主编和由非“人口历史研究专门家”组成的评委们的暗箱操作。①葛、曹两位先生，似乎颇以能揭开这个“秘密”自矜。葛先生等人书评的发表，在学术界的确引起了不小的振动。由于该书仅印行600册，一般读者难以见到，所以，对葛先生等人书评的恰当与否，大多数人将无法作出估价。他们很容易相信葛先生等人别有用心的贬斥，以为该书果真就是一本“看不出作者学术贡献、低水平的资料编纂”，以为该书在学术规范问题上果真存在有严重问题。并且，葛先生等人要声讨的是“系统化败坏了的学风”，在这个旗号下，还有谁敢不相信葛先生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不遗余力的贬斥呢？但是，作为读者，当我认真阅读过《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并把它同已有的历史人口学著作（包括葛先生自己所著的《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和《简明中国移民史》）作过一番对比后，深感葛先生等人煞有介事的评价颇有些危言耸听。因为按照葛先生的意见，该书作者们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可贵的学术贡献、专家们客观的学术评价都将被全盘抹杀。对此，该书编委会已著文表示出无可容忍，②笔者也深以为葛先生等人所谓的“学术讨论”让人完全不能苟同。一、葛先生等人书评的主要内容葛先生等人是从以下四个方面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进行评价的：第一，从总体上看，《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没有学术上的创新。根据葛先生的意见，所谓学术创新，是指对新知识的发现及对前人知识的超越。葛先生说，该书“总论”列举了几乎所有的人口史著作，按理应对已有研究状况作出全面分析，告诉读者本书研究是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的，有什么学术独创，但主编对此过于漫不经心，似乎只有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才是编写《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直接基础。葛先生等人认为主编并未阅读自己所列举的书目，认为编者对自己从事工作的学术背景缺乏了解，对国际学术界有关中国人口研究的状况更是一片空白。葛先生举例说，何炳棣所著《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一书，对600年间中国人口数据、人口分布与迁移等论述，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被公认为经典著作。但《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明代编”和“清代编”对明清人口诸问题的具体论述，还处于前何炳棣时代。①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第154-166页。②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47-158页。第二，在编写原则上，葛先生等人认为该书作者对这些原则的理解和运用都有错误。首先，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葛先生认为作者是把这一原则等同于“有哪一级数据就记录哪一级数据”。其次，关于“以官修正史、官书为主，兼顾其它册籍”的原则，葛先生认为确定这条原则正是该书的最大失误，这是一条偷懒原则，是该书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因为，官修史书中记载的户口数据，大部分已为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所收录。依葛先生的意见，应从正史以外的各种典籍、方志、类书、册籍、实录、档案中搜集资料。再者，关于综合抽象原则，葛先生把作者在全书总论和各编概述中所作的宏观概括研究，批评为是“不加出处地引用前人已有成果，自己的发挥则是低水平的、错误的”，这样的综合抽象是“按照历史原样进行历史人口分析，没有科学性可言”。第三，就资料搜集而言，葛先生对各章涉及到的人口分布、人口死亡、人口数量、人口迁移、人口政策等内容举例进行了分析，指出作者要么在材料的搜集上存在失误，要么引用资料根本没有看懂原文，要么使用一些与主题没有关系或价值不大的材料，要么引用他人成果不加说明，并且全书的错别字多得惊人。第四，对该书的作者、主编和评委，葛先生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葛先生说，该书除“民国编”编纂较好以外，古代部分基本上是由一些非专业人员编撰的；主编没有发表中国古代人口史方面的研究论文，要求他全面把握中国古代人口史资料的编纂，显然是不切实际的；该书评委中没有一位人口历史学家，这些评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称此书为“大型专著”、“系统完整的研究著作”、“目前国内关于上古至现代的第一本历史人口学专著”，这是很不严肃的，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本书的主体资料是辑录的原始材料，而概述部分除了编者所犯的低级错误外，基本上都是不注出处的他人研究成果的归纳。且不说此书的质量如何，即使就学术规范而言，此书也不能归入“学术专著”。总之，根据葛先生的意见，因为《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不合格是全面性的，所以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的学术贡献应全盘抹杀。二、葛先生等人书评存在的严重偏颇对葛先生等人的书评，《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编委会已著文进行了反批评，指出了葛先生等人在书评中存在的许多不实事求是之处和文风不正等问题（诸如语言尖刻、曲解原意、打击别人抬高自己）。①笔者对该书编委会的这些意见是深表赞同的。葛先生等人书评的发表，使得《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学术声誉蒙受到极坏的影响，该书主编及作者们为此付出的艰辛劳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该书评委们所作的学术评价被认为是“不严肃的随意评语”遭到完全否定。葛先生等人书评的发表，还直接导致了该书主编所承担的“中国人口通史”研究课题的被冻结，作者们试图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通史的努力在客观上受到了人为的阻碍。可见，如果对葛先生等人书评所存在的严重偏颇不加以透彻地分析说明，势必埋没《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在资料搜集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势必压抑主编和作者们的学术研究积极性，势必妨碍中国人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势必影响到中国历史人口学学科建设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葛先生等人书评中所存在的严重偏颇是随处可见的，举其要者如下：第一，葛先生等人主观地要求《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是一部极富学术价值的创新之作，这既表明葛先生等人对该书的学术性质缺乏正确定位，又表明葛先生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现状缺乏实事求是的估价，还表明葛先生在学术上的急功近利。本世纪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人口史的研究有了较大发展，但基础工作仍相当薄弱。正如杨子慧先生所指出的：①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第147-158页。“新中国成立前后历历数十年的历史人口研究，且不说专题性论文类，仅从专著类分析便可以看出，所有选题和研究角度都没有脱却局部和某一断面的局限，即使是一些‘史’类的研究专著，时间或空间跨度似无非议，而内容涵盖则有失偏重，总有一些遗憾留下来。这个局面的形成，客观上反映出历史人口基础研究的不足或匮乏。”①笔者认为，杨先生对中国人口历史研究现状的这个估价是正确的。中国人口史研究需要从资料搜集和整理开始做起，这是进一步研究中国人口史所应该做的必要准备。据介绍，这本资料编完后，作者们准备开展中国人口通史的研究。可见，作者们的学风是严谨的，步骤也是科学的。葛先生偏离该书作为一部历史人口学基础性研究著作这一学术性质而大张挞伐，表明葛先生等人对中国人口史研究现状的估价并不准确。从葛先生对自己著作的过高评价中也可看出，葛先生在中国人口历史研究上的确存在有急功近利的不良倾向。第二，葛先生全盘抹杀《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在资料搜集和理论探讨方面的学术贡献，这也是很偏颇的。葛先生全然忽视了作者在搜集资料方面所花费的巨大心血。葛先生认为该书的主体部分在梁方仲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中已有反映，这是很不客观的。梁先生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正文分正编、附编、别编和历代户口、田地升降比较统计图四大部分。与人口史相关的主要是正编中的甲编（包括89个表格）、附编（包括37个表格）和历代户口、田地升降比较统计图中的五个统计图，涉及到的内容主要是人口数量变动问题。在人口数量变动资料的搜集方面，即便《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完全同于梁先生的著作，这在该书中所占篇幅也不到7%，而占该书93%以上篇幅的内容是梁先生的著作所没有涉及到的。显然，比起梁先生的著作来，该书在搜集资料方面的确有着极大的超越。对《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在资料搜集方面所存在的瑕疵，葛先生是作了不恰当的夸大的。比如，葛先生批评作者要么在材料的搜集上存在失误，要么引用资料根本没有看懂原文，要么使用一些与主题没有关系或价值不大的材料，要么引用他人成果不加说明。只要认真翻阅过《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的读者都可发现，葛先生所说的这些问题在该书中所占比例是并不太大的，何况还有该书编委会反复申明的诸多并非作者自身问题的客观原因呢！葛先生在曲解该书编写原则的基础上，全盘否定主编在全书总论及作者们在各章概述中对历史人口总和及联系所作的简要分析，指斥全书没有学术创新，这也是很偏颇的。对比一下杨先生和葛先生对这些原则的阐述，可以发现葛先生对这些原则是不同程度地加以曲解了的。比如，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杨先生认为“尽一切努力将历史人口数据搜集起来，作为再研究的基础资料”，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原则；而葛先生把杨先生提出的这条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曲解为“有哪一级数据就记录哪一级数据”。关于“以官修正史、官书为主，兼顾其它册籍”的原则，葛先生把它曲解为是偷懒原则，是该书编辑者不思进取的表现，它违背了学术研究必须创新的基本要求。关于综合抽象原则，杨先生解释为“在搜集资料的基础上，从其全部总和及联系中进行综合抽象，概括出基本规律特点，得到较全面的认识，反映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和研究发现”；葛先生批评这是“按照历史原样进行历史人口分析，没有科学性可言”。在曲解该书编写原则的基础上，葛先生对该书主编和作者对历史人口总和及联系所作的简要分析予以全盘否定，而这种否定是建立在葛先生要求该书要有“学术创新”基础上的。但是，该书的使命并不在于完成葛先生所要求的那种学术创新。葛先生在并不明了该书使命的前提下率意提出批评，这是不慎重的。第三，葛先生等人不恰当地否定《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一书编者、主编的学术能力，对评委的“非专业化”问题也提出尖刻的指责，既表明葛先生识见不足，又表明葛先生狂妄自大。葛先生认为该书编写者的学风很成问题。他说，编者“没有受过历史学的专门训练或进行长期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方面的准备，贸然闯入历史文献资料的整理、编辑这一领域，这种态度是草率和不负责任的。”其实，该书编写组的成员包容了人口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这样一支队伍是完全能够胜任历史人口资料整理和编纂这一基础性工作的。葛先生认为人口史的专业人员是指历史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这也是似是①见《中国历代人口统计资料研究》总论第8页。而非的。历史人口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人员必须同时具备人口学和历史学素养。把历史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算作是专业人员，而把人口学界从事人口史研究的人员排除在专业人员之外，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实践也证明这是错误的。专家评审意见的基本观点在于强调这是一本资料性人口专著。葛先生不理会这些基本意见，而是抓住个别词句大作文章，极力指斥这些评委和人口所学术委员会所作出的学术鉴定“完全是非专业化的，缺乏起码的学术水准”，这表明葛先生谦雅不足，狂妄自大。其实，葛先生等人列举的用来否定该书学术贡献的若干证据，并不能憾动评委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