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长江日报城市能不能承载乡愁

城市能不能承载乡愁长江日报波尔图——葡萄牙的国名与波酒都源于这座城市，其旧城区与周围产酒区是世界文化遗产记者肖畅肖纯春节，一场大规模的还乡之旅。数以亿计的中国人从城市回到乡村，恤慰亲情，也寻找心底的乡愁。然而未来，城镇化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将无“乡”可还，他生活和情感的所有经历都将在城市展开。城市能不能承载乡愁，如何承载乡愁？去年底，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有一个表述引人注目：“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有专家解读此表述时谈道：“以往的工作规划大多是物质规划、技术规划，‘乡愁’一词带着社会、文化因素融入规划，这是很少见的。”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城镇化思路将调整，社会心理结构更加被重视，城镇化将告别钢筋混凝土的阶段，真正迎来“人的城镇化”。“乡愁”源出人文领域，直到19世纪，工业化、现代化加速了城市发展，“乡愁”被假借，成为人们反思工业化城市的一种感叹。人们怀念故乡，生长的地方、童年时光披上了田园牧歌色彩，城市病愈浓，故乡被记忆涂抹得更美。某种意义上，“乡愁”与其说是思乡情切，毋宁说是对城市病的一种文学式抵触。这种抵触与反思，慢慢延伸向城市规划构想与实践中，人们在“乡愁”的哀怨中，已不知不觉将新的发展思路投向城市，其实，城市化由此开始步入新的阶段——既不是过度工业开发，也不是重走回头路，而是对现代与传统、田园与高楼、技术与诗意的重新调整，以期达到新的平衡。哈佛大学教授博伊姆如是说：既然乡愁是一种社会疾病，就同样能成为一种创造性情绪；乡愁作为理想，能够发挥重要影响，改善现有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而不是作为童话故事出现。世界城市的田园运动在城市重建田园牧歌，最初的构想来自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他提出了“田园城市”新型城市建设方案：城市四周被农田围绕以自给自足，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保证居民方便地接触自然。1919年，英国“田园城市和城市规划协会”经与霍华德商议后，明确提出田园城市的含义：田园城市是为健康、生活以及产业而设计的城市，它的规模足以提供丰富的社会生活。“田园城市”带动了更多的城市规划构想。19世纪末，英国学者雷蒙·恩温提出“卫星城市理论”；20世纪30年代，美国建筑师赖特提出了“广亩城市理论”；20世纪40年代，芬兰学者沙里宁提出“有机疏散论”。20世纪2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场“田园城市和区域规划运动”，理念与实践开始结合起来，譬如克劳伦斯·帕利1929年开始倡导一种“邻里单元”，主张将居民区面积控制在以学校、商店等公用设施为中心、以步行可达距离为半径的范围之内，通过这种方式，加强城乡社会的亲和力。最典型的例子可能要算英国的莱奇沃思。1899年，霍华德在英国组建田园城市协会，1903年，该协会组织“田园城市有限公司”，在伦敦附近购置土地，建立了一座新城莱奇沃思。该城规划中，土地分为“商业及工业发展、不同的居住区以及一条农业带的使用原则”，据说，该规划为20世纪制定了环保标准。莱奇沃思的规划建设非常成功，被誉为世界上第一座田园城市。在德国艾希施泰特大学哲学系博士贺念看来，德国的城镇规划建设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虽然德国汽车和重工业在全国多个区域分布，而基于这些大动脉，它们的周边又由地方政府主导自发地形成了很多与之相辅共存的毛细血管，即很多在各大小城镇里建立起来的分工不同的小型企业，不仅解决了小城镇人的就业，而且保留了大量小城镇及其乡村风味。如此这般，便形成了良好的整体循环。在工业上，德国是技术的德国，而在生活方式、自然环境和建立于此之上的人文精神上，德国又是诗意的德国。新瓶装旧酒的城市《南方都市报》的“走读大都会”栏目，有一期介绍的是伦敦：伦敦的城市形态根本不可能终止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除了伦敦眼，在泰晤士河沿岸，各个时代的建筑都在显示帝国的辉煌、每一个时期的自信。“整个泰晤士河沿岸的建筑并没有所谓的统一章法，在每个阶段中的经典建筑都在被保留。这是古老、新的风格以及更有前瞻性的风格相互对比才积累起来的伦敦，是时间叠加起来的伦敦。”事实上，当前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不仅开始注重田园与高楼的结合，也开始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巴黎为例，她在主城区外规划了5个新城，另规划了9个副中心均匀地布置在中心区周围，各自有各种类型的公共建筑和住宅，以减轻原市中心负担。在城市近郊，又建设了16个中小型的在自然村基础上改造而成的小城镇。同时，保护和发展现有农业和森林用地，在城市周围建立5个自然生态平衡区。巴黎具有预见性的规划思想以及良好的实施方案，使得巴黎在保护历史城市原貌的基础上，仍能够实现都市的繁华和活力的发展。近年来，“复活”传统、历史空间，使其不仅仅是作为文物圈禁保护，而是进入生活之中，成为我国很多城市规划发展的新思路。现在有了很多尝试，保护古城，在城市中保留历史街区，试图借助特定的空间唤醒逝去的时间，比如，凤凰、丽江、北京南锣鼓巷、上海新天地等。不过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赵守谅认为，这些案例在商业上的成功不意味着该模式的唯一性。这种模式产生的效应不全是正面的，比如导致了“绅士化”的现象，对低收入人群的排挤效应。改造后的消费场所，事实上成为“孤岛”，从业态、文脉、公共空间联系等方面并没有与原有城市融为一体。”营造城市里的“熟人社区”瑞士城市社会学家吕卡·帕塔罗尼在《不安全与割裂：拒绝令人恐惧的城市化》中描述了现代城市中人的孤独场景：碎片化的城市格局的出现，取代了城市试图营造所有陌生人能够和谐共处的公共空间的理想，在那些遭人遗弃的城市角落，一些无家可归者点燃的灯火四处闪耀，警察和保安不停地巡逻。某种程度上，陌生人社会也是一种“城市病”。城市建设、改造、发展，人们频繁的迁徙，社会关系不断打乱，不仅乡土时代的“血缘和地缘”已不再，连熟悉的邻里关系都渐行渐远。有文章说，大都市的老居民，在商业化的高速发展中，被甩出高消费的生活轨道，在拆迁与搬迁中，慢慢远离城市中心，旧有的熟悉关系也被打散。如何运用一定的建造、规划手段和价格承受上的“适中性”，让一定的消费层面有能力回到中心城区来，降低成本、价格适中是关键。当然，这不仅是个规划建设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如何重建的问题。对陌生人社会的反应，集中体现于世界各城市的“社区”运动中。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了名为“社区营造”的尝试，成为典范。西村幸夫在《再造魅力故乡》一书介绍说，上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日本市民关心的不再是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各种名义的“开发”，而是生活质量的提高。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大大小小的市民团体应运而生，这些市民团体基本上由当地有责任心的居民组成，他们针对市政规划，积极提出建议，亲自参与到城市改造和城市建设中来，掀起了保存历史文化街巷的运动。城市的改造和建设理应体现居民对家园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故乡的美好想象，社区营造就是朝此方向努力的结果。贺念则从社会团体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工业化的流动性极强的现代城市，因为商业交往的复杂，旧有的交往方式肯定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必须要引进西方商业的契约伦理，以及先进的管理制度，同时建立起它的运转所需要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在现代城市的人际关系里，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以人自身的兴趣出发而建立起来的休闲的人际交往协会，如各种体育、游戏、读书和艺术俱乐部等。这种休闲的生活是使人在城市找到归属的重要来源之一，它也是人居住环境的一部分。在德国，工作外的主要休闲时间，人们都是在这样的俱乐部与各种朋友一起度过的。让城市与乡村渐行渐近访谈嘉宾：赵守谅法国巴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贺念德国艾希施泰特大学哲学系博士求知：大多数人虽然渴望田园生活或原来生活过的乡村，却离不开城市；大多数人沉湎于旧日家园的模样，却离不开现代化与飞速发展。乡愁大多因这两者而生。如何看待人们的这种矛盾心理？贺念：人类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很长时间内都主要是以农业生产的方式居住在与自然山水相融的地方。现代化的城市进程伴随的除了人口向工业城市的大量聚集和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之外，还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的居住方式。人不仅是在工作过程中与机器打交道，更是开始与机器以及机器所制造的产品居住在一起，如人开始搬进高楼大厦，家里摆放着的是冰箱、电视机、手机等现代工具，打开门是喧闹的街道，而不再是一条大河，人的居住开始远离自然。所以我认为现代人对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的这种矛盾心理，乃是因为人类这一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变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基于人简单怀旧的心理，它也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普世的。赵守谅：在我们今天的发展阶段，确实大多数人离不开现代化和城市。那是因为今天的中国城乡差别仍然很大。事实上，城乡发展的更高阶段是城乡差别的逐步消失。正如我们在很多发达国家看到的那样：城与乡，在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交通便捷程度、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已无本质差别。如果到了这样的阶段，人们是否还有必要一定留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求知：“乡愁”是否与城市对立，能否找到那种既有现代都市生活，又有田园风光感觉的城市？贺念：可以拿德国为例子。德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到三分之一，全国城镇化程度达到97%，而70%的人口居住在小城镇，小城镇就是说既有乡村的自然环境，又有现代城市的基本功能，如火车站、医院、学校、市政厅、监狱、超市等。因此在德国，人们白天开着宝马奔驰车去城市里上班，而晚上回到山间小屋居住的现象随处可见。这些都极有益地缓解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距，并且缓解了现代城市人对自身历史和乡村的“乡愁”。求知：如何从城镇化的角度看待“乡愁”？赵守谅：乡愁的感受、实现需通过相应的物质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城市规划联系是很紧密的。特别是，城市规划作为专业名称已更换为“城乡规划学”，突出地体现了乡村规划（抑或在规划中考虑乡村）的重要性。求知：“乡愁”的载体是什么？赵守谅：乡愁的物质和精神载体，归根结底，就是城市的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因此，要保护好城市自身的资源：历史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在保护和发展的矛盾和取舍中，要更多的考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