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半月谈(1-9月)

2016年《半月谈》第1期评论：全面小康，重在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进入决胜阶段，而决胜的关键和重点，在于全面。自改革开放提出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来，小康的内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地在丰富。邓小平曾这样解释小康：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800美元。其指向，主要在经济层面，即希望老百姓普遍能够吃饱肚子，达到“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应该说，这是当时人民群众最大的企盼。到了世纪之交，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到小康水平，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党的十六大、十七大都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具体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又提出了更新的要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并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从“解决温饱”到“小康水平”，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再到发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小康的内涵在不断丰富。这丰富的背后，是我们党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回应人民呼声的自觉与担当。毫无疑问，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之下，单兵突进的方法论需要调整，“一美遮百丑”的心态也需要调整，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重。全面小康之“全面”，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人群和地域上的全面，贫困人口、贫困地区成为工作重中之重，“先富带动后富”的方针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二是领域上的全面，从主要侧重经济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哪一方面都不能落下。对照这一要求，不足之处就是攻坚之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存在的短板，在补齐短板上多用力。比如，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就是一个突出短板。此外，在社会事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民生保障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短板。谋划“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全力做好补齐短板这篇大文章，着力提高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政治品格和政治担当，补短板则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方法论。按照部署，“十三五”时期，我国将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理念，在补齐短板上持续发力，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16《半月谈》第2期攻坚结构性改革2015年12月18日至21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指出“明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无疑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心工作。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经济结构性问题的体制性障碍而推进的改革。“供给侧”因素包括经济活动主体(如企业和个人等)、生产要素(如劳动、资本、土地、环境、企业家管理、政府管理等)、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知识增长、信息化等)、结构变动(如工业化、城市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化等)、制度变革(如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等。结构性问题则主要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要素投入结构、排放结构、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体制性障碍，体制性障碍又集中表现在政府作为的“越位”“缺位”“错位”和现代市场发育滞后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症下药。当前来看，推进结构性改革已十分紧迫。一是培育新动力的需要。我国多年来主要依靠需求侧的“三驾马车”来拉动经济增长，在经济新常态下，其作用逐渐缩小，副作用逐步显现，亟须从供给侧寻找新动力。二是解决我国经济难题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难题主要表现在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过大、僵尸企业较多、金融风险累积、资源环境压力大等方面。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以更少的资源、能源消耗，更少的环境破坏，来达到更好的产出效果，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需要。只有通过供给侧改革，提高供给质量和水平，我国才能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占有更大份额，也才能解决国内消费者到国外“扫货”买马桶盖的问题。实际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非始自今日。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改革都是从供给侧进行的。上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发展乡镇企业、允许农民在小城镇落户和进城打工、放权让利改革等，90年代中期以农村综合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外汇改革等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体制总体改革，90年代后期的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发展中小企业、政府机构改革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推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全面改革，许多也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不难理解，凡改革都是要调整制度或体制机制，都涉及优化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目的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这正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精髓所在。但与过去30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比，当前的改革侧重点有所不同。过去30多年的改革主要是解决经济增量问题，而目前的改革，除了要解决经济增量问题外，还要先解决累积多年的存量问题，特别是实体经济产能过剩、房地产高库存、地方政府债务、银行不良资产、环境污染等存量问题。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培育主体，增加要素有效投入，通过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其中的重点和关键是制度变革。制度变革是“三大发动机”中具有根源性的发动机，因为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也要受其制约。制度变革可以从多方面提高生产率，如通过激发各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生产率，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率，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提高生产率，通过改善和提高投资者预期提高生产率等。制度变革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各项改革，从供给侧来说，关键是要采取减管制、减垄断、减税收、减货币超发等行动。其中，减管制涉及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等;减垄断涉及垄断行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等;减税收涉及行政机构改革、财政制度改革等;减货币超发涉及货币制度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2016年是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攻坚之年。中央提出，要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尤其是前三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都是短兵相接，如同一场歼灭战。如何才能取得胜利?根本的还是要靠改革。今年中央已经部署国有企业、财税体制、金融体制、养老保险、医药卫生等领域的改革，必须以更大的魄力和决心推进和落实。只有完成“三去一补一降”的艰巨任务，中国经济才能真正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2016年《半月谈》第3期城市也是新市民的家园新一波城市化的核心，是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在深重的城乡二元历史背景中，注定了这是一个伟大而又艰难的历程。2015年年末，因一名中学生跳楼自杀，在甘肃永昌县酿成了数千人围观聚集的群体性事件。新闻舆论从中敏锐地捕捉到近年来从农村进入县城的居民是事件中活跃的“主力”，由此深刻地提出了城镇化推进中新市民的“精神不适应症”。由这种“精神不适应症”衍生的种种群体非理性矛盾冲突，永昌事件绝非个例。新市民走出乡土，怎样在城市中寻找到、营造出温暖、幸福的另一个家园?我们正创造着城市化加速发展的世界奇迹。短短30多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已达55%，两亿多农民挤进城门，实现了非农就业。如何让更多的农民工扎根城市?让更多的新市民融入城市?产业发展是融合的基础，公共服务是融合的纽带，社会保障是融合的支撑。我们不能忽略，更深层的还有文化认同，这是融合的精髓，也恰恰是当下城市化木桶中最短的那一块木板。无疑，农民工融入城市，有一个文化改造、转型的问题。毋庸讳言，由于生活的贫困、信息的闭塞、教育的落后，还有小农经济带来的自给自足的耕作方式、相对封闭的生产环境、简单重复的生产活动，导致农民的社会视野、文化知识、公民素养多有局限。进城农民在环境卫生、行为规范、公共秩序等方面，有许多隔膜需要打通，有许多陋习需要祛除，在契约意识、法治意识、权利意识等方面，有许多缺失需要补课，有许多观念需要培育。入乡自然就要问俗，就要随俗，何况，今天农民工要融入的是一个与他们已往心目中的“乡”具有全然不同的面目和灵魂的“城”!一味地怀念故土，株守在封闭的流动人口扎堆的棚户区社会，延续着与其在家乡相似的村落化生活，终难摆脱边缘化、弱势化的宿命。从农民到市民，这是一步历史的跨越，也是一次文化的转型。农民工就业在城市，生活在城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必然牵动人际交往、社会参与、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创造接纳新市民的人文环境，帮助提高适应能力，生长现代意识，转换行为方式，在学习和模仿中，在汲取和内化中，增强新市民的自豪感、归属感和社会责任感，从而顺利地完成角色转变，融入城市社会，这是城市化的新使命。同时，这里也有一个文化尊重、包容的问题。在城乡二元的历史熏染中，我们似乎都形成了一个思维定论：乡土文化农耕文明注定是落后的，陈旧的，而城市文化工业文明自然是先进的，引领的。这种自在的优越感，常常使我们在城乡文明的冲突中模糊了视线，预设了结论，常常使我们在新市民与原居民的矛盾中，先入为主地站上了文明制高点，拥有了话语主导权。殊不知，有时恰恰是这种似是而非的简单化、两极式思维定论，将我们引入文化建设、社会和谐的误区。乡土文化农耕文明中蕴藏的热爱家乡、尊崇自然、晴耕雨读、自强不息、勤劳勇敢、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善良质朴、尊老爱幼、邻里相帮等，也是我们的软实力，也是我们应该尊重、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文明形态，已是过去时。但是，作为民族的智慧、传统的积淀和文化的资源，则是我们取之不尽的财富和弥足珍贵的滋养。接纳、引领新市民在陌生的城市中寻找精神家园，放飞人生梦想，这也是一个文化认同、融合和提升的过程。在原子化的演变中，在小时代的标榜中，在工具性的膨胀中，社会的冷漠症、孤独症开始流行，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成为时尚，人文精神失落、道德伦理紊乱警钟敲响。精神生活中的这种种错乱现象，在城市社会中显得分外鲜明。大规模的拆迁建设，爆发式的造城运动，轻易地割断了邻里、社区具有稳定性和亲密性的既有联结，猛烈地冲击着传统的人际关系，改变着淳厚的社会风尚，城市文化工业文明面临新的挑战。城市建设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这“乡愁”是什么?正是人们对家园亲情、传统文化和美好人性深情的遥望和永恒的眷念。文化的融合，是一种丰富，是一种滋润，也是一种撬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西文化的交流是如此，地域文化、族群文化、城乡文化的交汇，也当如此。新市民的努力奋斗，丰富着城市的生活，焕发着城市的容光，也砥砺着城市的精神。他们那种钻研打拼的韧劲，吃苦耐劳的品格，给富足安逸的城市注入了更多创造的活力;他们那种粗糙爽朗的热情、自然坦荡的真诚，给精致细腻的城市增添了更多阳刚的气息;他们那种爱岗敬业的执著、诚实守信的善良，给坚硬冷漠的城市带来了更多的温情。在新市民的群体中，同样涌现出许多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草根英雄”、“城市好人”，他们在社会主流价值的践行中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所释放的道德能量，同样在提升着城市精神的标高，同样在激励着城市文明的进步。城市，也是一个家园，是一个全体市民共享、共建和共治的家园。2016年《半月谈》第4期转型期依法行政的基层考问依法行政是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面对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和新矛盾，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与发展，对基层政府来说尤为紧迫。近日半月谈记者深入各地围绕县乡两级基层政府依法行政的相关问题展开调研。依法行政必须直面新问题面对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各种矛盾多发，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种种新问题，正考验着基层政府。“公事公办”是最大期待公事公办本意是按制度办、不讲私人情面，但一度被当作官员冷漠的表现，一些企业愿意追求超越规则和制度的“特事特办”。如今，“最好公事公办”成为众多企业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