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思想研究现状与方向

近十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发展与反思张治江安树彬（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710127）摘要：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在史料发掘、学科体系建设、思潮史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研究理念与方法、范围等方面也得到进一步发展。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还远远不够。关键词：中国近代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近代思想史学科新世纪十多年来，随着思想的不断解放、新的方法的引入以及新的史料的发现，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不仅出版了数量可观的专著和论文，而且研究的观念与方法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的视野也越来越开阔，研究范围更为广泛，研究日趋理性、细致和深化。一、成就与趋向近年来，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除了传统的思潮史研究、思想家研究等一直还保持着热度以外，在思想史学科涵义、学术思想、思想观念变迁等方面也有了深入的探讨。同时，近年来，大量近代史料整理出版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便利，也极大的丰富了近代思想史研究。目前，海内外学人对近代史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关注者甚多，并且成果颇丰，但是，略显不足的是，近代思想史料出版现状以及相关目录研究尚不多见，这还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一）近代思想史学科体系建设的探讨逐渐深入新世纪以来，近代思想史起点、历史分期、内容、方法、对象等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较为深入的思考与讨论。2004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与其他单位联合主办了第一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是“以整个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为内容”的第一次会议。有学者提出，思想史的学科建设有三大问题、九大关系需要处理好：一是学科属性的问题，其中包括思想史与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三大关系；二是价值中立原则的问题，其中包括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主流话语与非主流话语、思想史与社会演进史三大关系；三是时代精神问题，其中包括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经验主义与理想主义、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①郑大华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人们围绕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两大任务提出了哪些思想、观念和主张，这些思想、观念和主张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对社会产生过哪些影响，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点是嘉道年间而非1840年鸦片战争，因为嘉道年间复兴的经世思潮使中国传统思想具备了向近代转型的可能性，而发生于此时的鸦片战争，又给经世思潮注入了新的内容，从而使这种可能性成为了现实性。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变，是由来自传统社会、传统思想的内部因素和来自西方文明冲击的外部因素所形成的合力共同推动的。②（二）思潮史研究硕果颇丰除马克思主义外，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保守主义思潮得到深入与细致的研究。例如，丁守和的《中国近代思潮论》、郭汉民的《中国近代思想与思潮》、郑师渠的《思潮与学派：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郑大华的《晚清思想史》、《民国思想史论》、《民国思想家论》、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董德福和史云波的《回首五四———百年中国思潮和人物》等。这类著作为我们大致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潮的框架。1.社会主义研究。前几年，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一些人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学界对此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许多学者从近代具体的国情出发，对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新的论证。学术界在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源头及传播过程、社会主义思潮、思想家的社会主义思想等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新的成果，并积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拓宽研究视界，将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③2.民族主义研究。近年来，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这两年，近代民族主义研究已经从历史学领域扩展至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各个领域。这些研究已经对民族主义的概念与思想内涵，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历史生成、发展脉络，近代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自由主义、民粹主义、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国粹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思潮或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党派、团体、个人的民族主义问题，近代民族主义评价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00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思想史研究室、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8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又在烟台“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仍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此后，又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此外，学术界对此前研究比较薄弱的国共两党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开始关注，并已经产生一些较有影响的成果。④3.自由主义研究。2007年11月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聊城大学、聊城市政协联合举办了一次“自由主义与近代中国（1840—1949）”学术研讨会，并且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召开以自由主义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学术界围绕“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讨。耿云志认为，自由主义者既没有财力资源，又没有权力资源，他们虽有不同程度的平民主义观念，但在行动上却不能与广大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其不被“历史选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郑大华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多是留学过欧美的知识分子，在他们身上难免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情结，他们不仅瞧不起广大下层群众，而且从骨子里害怕群众运动，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少数知识精英敢于承担社会责任，就能够实现中国社会的变革，这是历史没有选择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俞祖华认为，自由主义者多为欧美派知识分子，本应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建构上有所作为，但由于思想进程的峻急及其对国情的隔膜，他们的理论建树与创获实在难如人意。⑤章清认为，战后中国自由主义的发展确有值得重视的地方：出现了不少明确标榜“自由主义”立场的刊物，也不乏讨论“自由”及“自由主义”的专书出版。尤其重要的是，“自由主义”作为一股政治势力也有所表现，而不惟只是部分知识分子醉心的理想。⑥4.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研究。“激进与保守”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思想界争论的中心话题之一。激进与保守，也成为分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范畴。尽管进入新世纪后，学者们在研究中取得了一些重要共识，但在如何界定激进与保守，如何梳理和评价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等一些问题上学术界仍然存在着较大分歧。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心联合洛阳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单位在洛阳举办了“第三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对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概念与类型，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发端与评价，中国近代史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潮的互动关系，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对近代思想家的影响等问题进行讨论。这次讨论过后，学术界对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成果。5.三民主义思想及相关的国民党思想研究。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后人对三民主义做着各择所需的解释。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后，由于新三民主义也包含着旧三民主义的内容，这就更造成了解释者们各唱各调的现象。宋进介绍了张闻天对于三民主义的发展性、真假三民主义、中华民族新文化与三民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的研究，力图展现以往为人忽视的一段理论研究史的原貌。⑦陈蕴茜在回顾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孙中山生前的神化、孙中山逝世后的官方定位的基础上，认为国民党塑造和建构“孙中山”这一政治象征的目的，在于寻求夺取政权与实施统治的合法性；⑧国民党统治时期，孙中山被逐步建构为中国人的精神崇拜对象，“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对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及广大国民的生活均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⑨李恭忠则对1929年孙中山奉安大典进行了个案研究，说明国民党在命名上使用“党葬”而不用“国葬”，意在架构“党治国家”体制的缩影。⑩6.现代化与反省现代化思潮研究。20世纪80年代起，史学工作者系统地总结既往世界现代化进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以罗荣渠为代表的学者逐渐建立起“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并已经比较广泛地被学界所接受。近代现代化思潮与运动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正如郑师渠所指出的，欧战前后的欧洲，存在着马克思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两种反省现代性取向，20世纪初，中国人对于欧洲现代思潮变动的这两个取向，都各有评介和吸纳。追求现代性与反思现代性，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在张力。如果忽略了后者，对于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理解与把握，就不可能是准确的。11郑师渠教授对于欧战前后国内反省现代性思潮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一系列论文。（三）思想史与社会史、文化史、学术史、史学史等融合发展1.新文化史勃兴。受后现代史学的影响，国内一部分史学工作者也在朝这一方向努力，其中“新文化史”的勃兴最具代表意义。同西方的“新文化史”一样，大陆新文化史也专注于微观史的研究，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对于边缘性问题情有独钟，医疗史、身体史、观念史、以及时间空间和心性等构成他们的主要研究领域。王奇生以《新青年》为视点，从社会史的视角描摹五四人所认知的“新文化”的面相和内涵，并考察这样一种“新文化”是如何被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同人“运动”起来的。12王奇生这一观点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使得新文化运动受到近代史学界的重新检讨。受到哈贝马斯与安德森理论的影响，章清对民初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进行了剖析，并展现了读书人由此展现的种种新的生活形态，以此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13此外，通过考察近代中国的知识群体或其他社会团体，以此展现近代中国思想史发展变迁之过程也为学者们采用。142.在近代新名词研究方面，近年来有不少成果问世。冯天瑜（《“封建”考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在先行研究基础上，考察了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学人的封建观，认为他们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内涵为贵族政治、领主经济，外延指殷周制度，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制度，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概念演化继承性与变异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他们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薄，不足以抗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封建观的挑战，于20世纪30年代以降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认为，“她”字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所发明的一个影响深远的女性新代词。它的诞生、早期书写实践和社会认同的过程，蕴涵着丰富多彩、生动曲折的历史内容。3.观念和意识研究。罗志田通过分析梁启超的观念，认为传统的“天下”一词本具广狭二义，分别对应着今日意义的“世界”和“中国”。过去的流行说法是，近代中国有一个将“天下”缩变为“国家”的进程。如果侧重昔人思考的对象，恐怕更多是一个从“天下”转变为“世界”的进程。康有为创造性地把公羊“三世”说由历时性变为共时性，使“天下”平顺地向“世界”过渡。但中国却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外在化，中国士人渴望加入世界，努力为中国在世界确立一个更好的位置。15章清认为，“自由”浮现于中国思想界，之所以在解读上颇为“沉重”，就在于其触动了较为敏感的问题，即“自由”是基于国家还是个人展开。因中文世界对“自由”的阐述较为突出其负面的涵义，在晚清中国各种主义大行其道之际，自由却难以成为“主义”。实际情形是，在规划中国未来前景时，自由主义让位于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等诉求。最基本的原由是，中国思想界对主义是有高度选择性的，而如何选择则决定于中国适时的需要。16徐时仪通过考辩“民主”的成词及其词义，探讨西学新词对于中国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影响，认为“民主”由古典转换成现代新词，经过了五种词义变化现象。17（四）传统学术研究得到重视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近代儒学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