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届高三新素材摘报

1人民日报锐评：“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黄庆畅□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需要打破政府职能部门间的信息“壁垒”，真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在陈先生为此感到头大时，有人指了一条道：到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可以开这个证明。先别说派出所能不能顺利开出这个证明，光想到为这个证明要跑上近千公里，陈先生就头疼恼火：“证明我妈是我妈，怎么就这么不容易？”而更令陈先生窝火的是，这一难题的解决，最终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陈先生的遭遇，并非孤例，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证明？近日，本报在《关注改革“最后一公里”·聚焦社区治理》的报道中一针见血：证明过多过滥，除了审批事项太多外，还因为原本应由相关职能部门之间相互核实，但同级职能部门之间却互相推诿。说白了，就是要审批的事项很多，可谁也不愿担责。笔者办事就曾遇到过“部门A说需要部门B的证明，而部门B说没有部门A的证明我用什么来证明”，就像是你要给我蛋，才能孵出鸡，而我说你要给我鸡，才能生下蛋。这样的僵局，往往托人能打破。然而当我们对一些证明感到不可理解，去问工作人员为什么要这个证明，得到回答往往是“就是这么规定的”。诚然，必要的证明是应该的，但花点钱、找找人就行，或者在没有知情权的社区盖个章也行，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其实不少证明并非非要不可。因此，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让数据多跑路，让百姓少跑腿，信息化为现代社会治理提供了这样的可能和便利。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当务之急需要打破政府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让公民基本情况实现共享。这样，老百姓就不会再为各种证明四处跑腿，更不会出现“需要证明我妈是我妈”的尴尬。《人民日报》（2015年04月08日17版）先要自我负责，再去自我挑战王琳（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驴友开展户外活动是一种自我挑战，这种自我挑战亟需自我负责来保障。政府的无条件救助不能成为对驴友们开展户外活动时不专业、不负责的纵容。10月5日，17名驴友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忠良乡长滩河自然保护区露营时，因暴雨遇险被困。当地政府组织搜救，历经51个小时，终于将他们救出。12日，记者获悉，当地相关部门对17名获救驴友每人处以罚款1000元。近年来，户外运动发展迅速，驴友的规模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不专业的驴友队伍在组织户外活动时，也常常将探险变成了冒险，将旅游变成了营救。首先应当认同，当有公民遇险，不管他们对险情的造成是否存在过错，或存在多大的过错，基于“生命为大”而展开组织营救都是第一位的。毋庸讳言，因驴友的过错而人为造成了险情，往往导致当地政府部门大量人力、物力、警力等资源投入。舆论对此颇多非议，实属常情。以广西长滩河这次救援来说，据媒体披露，为尽快救下被困驴友，当地紧急出动100多名民警、消防员，派出200多名干部群众、40多名医生护士以及300多名后勤增援人员，出动80多台次各种车辆、冲锋舟，直接经济支出10万多元，这还不包括后续工作相关费用。这些支出，本可避免。因自身原因导致险情，这些驴友应否为救援支出埋单？类似的大讨论在每次驴友救援事件之后都会触发。有些驴友的行为的确可归属于典型的不作死就不会死，但政府部门又不能见死不救——在组织救援时，成本的考量总是被放诸在生命之后，这似乎没有讨论的空间。2难点在于，政府的无条件救助不能成为驴友们开展户外活动时不专业、不负责的兜底，这只会纵容类似行为反复发生。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解决方案是：救助为第一原则。但在救助之后要对有过错的驴友进行追偿。没有任何惩罚，何来吸取教训？但在法律层面，追偿总难以实施。首先是缺乏法律依据，再者谁来追偿、依何程序追偿以及如何确定追偿数额也都是难题。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虽然驴友遇险事件常令舆论激愤，要求驴友负担救援费用的呼声也日渐强烈，但呼声仍然归于呼声。广西长滩河救援之所以备受关注，还在于当地相关部门对17名获救驴友每人处以罚款1000元。有网民以为看到了约束驴友冒险的希望，但其实不然。追偿救援支出需要法律依据，罚款同样需要法律依据。广西大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对17名“任性”驴友进行处罚，是因为他们进入了长滩河自然保护区核心区——这已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换言之，这一处罚条件和范围都非常明确。对于多数在自然保护区之外活动的驴友来说，哪怕他们的行为冒失并造成了安全事故，仍不在罚款之列。户外活动需要多点专业精神，并不是人人都能成为合格的驴友，身体素质、专业知识、目的地信息、野外生存能力等，均为驴友的必备。驴友开展户外活动是一种自我挑战，这种自我挑战亟需自我负责来保障。在现代社会，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驴友引发的公共资源占用问题，目前还只能回到驴友自身去解决。刘晶瑶：“三无”影视剧受追捧启示了什么从电影领域看，近期最火的作品当属开心麻花团队创作的爆笑喜剧《夏洛特烦恼》。从电视剧领域看，最火的作品则是古装剧《琅琊榜》。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如果这两部作品你都没看过，简直没法和身边的小伙伴开心地聊天了。从《琅琊榜》中的“江左梅郎，麒麟之才，得之可得天下”，到《夏洛特烦恼》里的“我让我妈在二环边买了两套房子，买的时候2700元每平方米，刚过半年就涨到了2900元，我就让我妈把房子全卖了，狠狠地赚了一笔。后来我一看房子涨得太变态了，我就让我妈劝家里的亲戚把房子全卖了，租房子住，等房子降价了再买回来。”这些经典台词，让观众津津乐道、反复体会。近年来，我国的影视制作产业强势崛起。国内电影市场一改过去好莱坞大片占据半壁江山的局面，中国本土电影的制作质量正在稳定提升，同时也在收获着越来越高的票房收入。今年以来，至少有7部国产影片在国内院线获得1.5亿美元以上的票房，而同时期只有三四部进口好莱坞影片能够达到这一水平。内地电影票房排行榜不断被刷新，几年前创造了十多个国产片纪录的《泰囧》最终累计票房12.6亿元，今年暑期档电影《捉妖记》的票房达到了惊人的24.38亿元。而目前最受关注的电影《夏洛特烦恼》，作为一部无“大导演”“大明星”“大IP”的“三无”小体量电影，也在不到15天的时间里冲破了10亿元票房大关。《琅琊榜》《伪装者》等一批新晋优秀电视剧作品的出现，也再次掀起了全民观剧的热潮。看着《琅琊榜》和《夏洛特烦恼》的大受欢迎，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歌词“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些优秀作品能够成功，靠的不是侥幸，不是花钱买水军刷票房的手段，靠的是演员、导演、编剧和一干工作人员尊重观众、尊重市场规律的踏实创作。在《琅琊榜》中，对称式构图、精致到衣襟全部朝右的细节等，从细微之处显示着整个剧的制作质量；而《夏洛特烦恼》大获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数百次现场演出中，主创人员曾经数百次与观众近距离互动，因此很清楚哪些情节会让观众开怀大笑；而《捉妖记》经过7年死扛，《大圣归来》熬过了“8年抗战”，这些口碑票房双重丰收的优秀作品，无不具备着厚积薄发的深厚实力。由此可见，好的影视作品需要一次次的反复打磨和“慢工出细活”的耐心持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实践证明，成功的影视作品，靠的是影视从业人员不断提高的专业素质，靠的是他们尊重观众、尊重自己的自我修养，靠的是一个欣赏水平不断提高、良币淘汰劣币的市场环境。不过，虽然国内影视市场的火爆不可否认，但如果认为这是一片“人傻钱多”的市场，就大3大低估了观众的智商。随便拉几个明星，用上“五毛钱特效”公司制作后期，剧本也是几个编剧吃着火锅唱着歌就凑出来的草台班子，这种所谓的“创作”，即使能一时侥幸骗几个观众入场，最终也注定会被市场和观众所抛弃。（新华社刘晶瑶）网络语言：别把粗鄙当风趣低俗也不是个性6月2日，在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主办的净化网络语言主题座谈会上，人民网舆情研究室发布的报告显示，“尼玛”、“屌丝”和“逗比”位列网络低俗粗鄙语言的前三位。(见6月3日《新京报》)网络不仅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改变着我们的语言生态。应该承认，网络语言的出现，丰富并且活跃了现有语言体系。但也有良莠不齐的一面。如果说“点赞”、“蛮拼的”、“正能量”这样的网络语言的出现，带来了清新活泼；那么“尼玛”、“屌丝”、“逗比”等网络语言的走红，则破坏了文字美感，拉低了文化品位。特别是当这些网络语言出现在公共媒体上，而自己的孩子就在旁边，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童心追问时，成年人简直无法回答。某种流行现象的背后，往往对应着复杂而深刻的社会现象和社会心理。网络语言的低俗化和粗鄙化，侵害了语言的纯洁性，体现着一种庸俗流行主义。不客气地讲，这是一种典型的把低俗粗鄙当成个性风趣，是“娱乐至死”更是“庸俗至死”。网络语言的低俗化和粗鄙化，也体现着一种低智投机主义。在有些人看来，一些网络语言固然格调不雅，但有着庞大的粉丝群，对这些网络语言采取“拿来主义”，能够很好地迎合潮流、吸引眼球。投机取巧之下，于是错把出位当出路，错把出轨当出头。净化网络语言环境，对于普通网友来说，疏是一个方面；但对于公共媒体来说，则还应该加大堵的力度。无论是报纸电视，还是现在出现的新媒体，使用语言文字都必须符合国家法律规定和有关标准、规范，都必须符合社会主流的审美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讲，必须对公共出版物提出更高的要求。既然我们不想活在一个低俗粗鄙的社会中，那就应该拒绝网络语言的低俗粗鄙。须知，低俗不是个性，粗鄙不是风趣，网络语言应该是轻松的活泼的，但不能是低俗的粗鄙的，不能把低俗粗鄙当成个性风趣。网络语言别拿粗鄙当个性广州日报张涨据教育部网站消息，昨日2014年度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称，2014年，热词热语势头不减。中国语言生活热点频发，网络语言上广播电视节目、进教科书、入词典等问题引起社会热议，网络语言粗鄙化需要治理，规范网络语言的必要性逐步得到社会认同。随着网络在工作生活中越来越成为“刚需”，网络用语也逐渐入侵了人们的日常用语。但直白、形象的网络语言，也容易引来争议。比如对“小鲜肉”一词，演员袁立就发微博质疑有“马上要去偷情”的感觉，“一天到晚肉挂嘴上，不雅”；“×丝”一词，也曾遭到冯小刚的炮轰。作为一种社会亚文化，网络语言其实也和其它文化形式一样，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网络语言反映社会不断更新发展，一些鲜活的网络用语作为新兴的表达方式，成为传统语言词库的升级和更新。例如曾出现在习近平主席新年贺词中的“点赞”，就是在社交媒体出现点赞功能后才有的新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一些网络语言有低俗化的倾向，粗话、下流话层出不穷，动辄涉及身体器官进行攻讦谩骂，对语言生态产生了不良影响。此外，还有更多中性的网络语言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潮流，一部热播电视剧的台词、一条引起热议的微博……都可能制造网络流行语，比如“元芳你怎么看”“且行且珍惜”等，只要无伤大雅，自会大浪淘沙。既然网络语言不可一概而论，在评价、应对时就应分门别类、区别对待。应反对的不是笼统的“网络语言”，而是“网络语言粗鄙化”，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对网络语言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作为我国语言规范标杆的《现代汉语词典》，历次改版都吸纳了一些网络热词，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