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

1927年的蒋介石是否背叛了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只是赢得了一个假共和的局面，辛亥革命最终宣告失败。然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它的奋斗在继续，1927年后，中国国民党执政，它在历史渊源上从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开始。不过，直到国民党1949年失败，建立共和制的纲领并没有兑现。通常认为，1927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失败，似乎与辛亥革命没有关系，或者归结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已经过时。以往的这些认识毕竟过于简单，这一切，其实是中国社会整体落后的反映。辛亥革命虽然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革命纲领，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其中的多数人只是刚刚开始摆脱士大夫传统的影响，学习西方政治经济学说，他们仅仅以松散的革命组织，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有组织力量，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作为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经济体制的改造，辛亥革命一代人，只是希望在政治革命后从上而下地进行和平的改良，不具有暴力革命的性质。孙中山以为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因此，辛亥革命不能以经济体制改革的利益动员来支持其政治革命。这是一个时代的认识问题。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和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动员模式，这一点直接影响到国民党在大革命时期及执政后的政策，是导致国民党1949年失败的基本原因。现在，有一些学者不赞成革命的价值观，但笔者是历史学家，历史的道路有自己的成因，任何另一条道路的假设，都难以找到成立的根据。因此，本文只是限于对历史的理解，在价值问题上持客观中立的态度。一、辛亥革命的政治动员孙中山革命的基本政治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对列强侵略的，他在民国成立后说：“本会之民族主义，为对于外人维持吾国民之独立。”[1]但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只是国内政治动员的口号。他回忆立志革命后，在国内寻找革命力量：“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禄，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的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远，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然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2]“排满革命”被标上现代的“民族主义”理论概念，事实上只是一个政治动员的切入点。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和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革命和改良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中，经常是互为消长的过程，如果改良的道路能获得社会的支持，革命的力量就会消沉下去。如果改良的道路难以获得成效，革命就会蔓延。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固性，一方面适逢满族王朝的解体时期，满族亲贵和八旗子弟，成了社会的沉重负担，改良的道路举步为艰。在传统社会中一贯保守的士大夫（如太平天国时期），在接受了新思想以后，也转向了革命。中国社会由于传统文化的包袱过于沉重，不能正视自己的落后，在洋务运动时，只重视西方的技术，而不重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中国社会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出现一个群体，主张向西方的政治体制学习，从事变革，大体上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维新派和革命派才微微亮出了旗帜。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教成为反对变革的理论基础。清廷利用义和团抵抗列强失败以后，也不得不承认要向西方的政治制度学习，“中学为体”的政治理论才宣告终结。但是，清廷在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过程中所表现的腐朽性，使和平的变革路线难以得到社会的信任，很快就让位给了革命的变革路线。“共和革命”的动员，在士大夫阶层，尤其是青年士子中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但是，中国社会的启蒙，是在救亡的激发下开展的。新的社会经济生活对先进分子虽然有启迪作用，但先进分子不是在新旧经济的社会冲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1900年之后，在海外留学的先进分子成了革命的骨干。他们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很有限，对中国社会本身的矛盾也缺乏认识，除孙中山以外，革命的骨干人物如黄兴、宋教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都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网络。孙中山是革命者中对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研究最深入的人，所以，他有资格自负地说：“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3]民主共和不仅是一种社会制度，而且是一种逐步成熟起来的社会生活。在落后的中国，孙中山按照西方的先进模式来规划自己的行动步骤时，往往不切实际而获得了一个“孙大炮”的外号。从士大夫转化而来的革命者，其实并没有真正理解共和的真谛。所以，孙中山说：“在没有革命以前，多数人的观念只知道有民族主义……在那个时候，他们既是不过细研究，所以对于民权主义固然不明白，对于民生主义更是莫名其妙。革命成功以后，成立民国，采用共和制度，此时大家的思想，对于何以要成立民国，都是不求甚解。就是到现在，真是心悦诚服实行民权、赞成共和的同志，还是很少。”[4]只是因为满族亲贵控制的清王朝已经十分腐朽，才使先进分子产生了实现共和制机会的错觉。孙中山在护国运动夺取政权的计划失败后，不得不去写一本民主生活的普及读本《会议通则》（即《民权初步》），他在序言中说：“中国人受集会之厉禁，数百年于兹，合群之天性殆失，是以集会之原则，集会之条理，集会之习惯，集会之经验，皆阕然无有，以一盘散沙之民众，忽而登彼于民国主人之位，宜乎其手足无措，不知所从。所谓集会则乌合而已。是中国之国民，今日实未能行民权之第一步也。”[5]其实，这本书到现在还有实用的价值，八十年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落后也就可想而知了。这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形势的逼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在甲午-辛丑之际突然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西方的先进性，在视觉上发生了错误：由于满族统治的清王朝的腐朽性，推翻清王朝事实上不会太困难，从而使他们误以为革命不难成功，取得政权不必付出严重的代价。满族亲贵的腐朽性，掩盖了中国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顽固性，从而使他们认识不到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的真正差距，忽略了社会改造的严重性。因此，他们在事实上还不能摆脱传统社会关系的羁縻时，却模糊地接受了共和制的政治理念，误以为实现西方先进政治制度并不是困难的事情。孙中山是一位冒险主义者，他往往以为只要敢于冒险，就有可能取得成功。他总是想以一批先进分子动员会党去冲击一下腐朽的清王朝，希图依靠运气赢得胜利。但会党是无法用现代观念去改造的，“共和革命”的观念对会党难以发生作用。“会党首领难用”，难以构成革命的社会基础。国内的年青士子转向革命后，如华兴会、光复会也是从联络会党下手的。他们确立了革命的目标之后，向社会上寻找既有的组织力量，首先看到的都是会党。反满依然是一个群众动员的切入点。当然，士大夫阶层本身也有“民族”情结，当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占统治地位的王朝，腐朽达于极点，“反满”问题也就是一个传统的王朝更替问题。上上下下政治动员的切入点，也就是国家和人民一切苦难的根源都在清王朝这个异族的王朝。政治动员的内涵也就很肤浅。湖北成立新军后，湖北的革命者就在新军中活动。新军的文化素质比较好，这是以后再也没有的机遇。1905年春，孙中山到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住胡秉珂寓，问（朱）和中等主张革命，其方法如何？和中以必须更换新军头脑、开通士子知识对。”[6]改变了孙中山对国内士大夫的看法。新军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是清政府的工作，革命者主要是起了转化的工作。这一类的下层“兵运”工作，在辛亥革命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国民党系统的革命动员中，基本上没有了。可见，这是特殊条件下的产物，同科举废除后青年士子寻找出路很有关系。据陈铭枢回忆，他在1906年8月报考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时，“在‘新政’影响下，风气所趋，报考人数达数千人，其中多为士大夫阶级子弟，也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7]当青年士子接受革命观念之后，也就带动新军这一清政府组织起来的军事力量走向革命。唯一与近代经济发展相关的社会有组织力量是商团，商团是资产阶级的自卫性组织，尤其是上海的商团在革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部同盟会同上海的资本家有密切联系，上海起义前夕，在一次会议上“即席决议以联络商团、媾（沟）通士绅为上海起义工作之重心。”[8]上海参加革命的资本家是上海军政府的重要成员。但当时资本家的人数很少，经济和社会力量也很小，商团的作用仅局限在地方上。二次革命后，上海的资本家基本上不再支持革命。至于在武昌起义后，革命过程中参加军队的“群众”性力量，并没有形成战斗力。章太炎说：“金陵召募之师，大半乞儿车仆”[9]，黄兴也指出：“南京之军队，纷无纪律，不能举军政时代一切之任务也。”[10]这些军队在民国成立后屡屡因缺饷发生兵变，二次革命时黄兴、陈其美等竟至不敢招兵，不敢动员。确实，辛亥革命的一代人，还不懂得直接去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他们还只能去利用和策反既有的组织。他们不仅不懂得动员群众，也还不懂得组织自己。无论是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还是集大成的同盟会，以及在同盟会大旗下的中部同盟会，武汉的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很松散的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宣言指出：“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11]他们虽然知道自己的毛病，但不知道如何改变自己的毛病。武昌起义成功后，革命党人竟然群龙无首，推新军旅长黎元洪为都督。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指出：“第一次革命之际及第二次之时，党员皆独断独行，各为其是，无复统一，因而失势力、误时机者不少，识者论吾党之败，无不归于散涣，诚为确当。”[12]他在组织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希望以“人治”的办法，实行领袖集权，但并没有获得成功。反对人治的黄兴一派，组织的欧事研究会，是一个更为松散的组织。这就是说，属于开辟时代的辛亥革命党人，不仅在客观上找不到共和制的社会基础，而且，他们自身的素质，还难以摆脱传统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就难以找到社会改造的动员对象。二、和平改革的经济政策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前，龚自珍意识到了土地问题的严重性，他写的《农宗》是一篇传统观念下的纸上谈兵式的土地改革方案，巩固的是封建宗法制度。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也只是非现代的小农制度的空想。但太平天国群众暴动在事实上局部地调整了土地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的调整方式，不可能建立新的土地制度。从全世界的经验来看，现代化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形态，都必须涉及土地制度的变革，也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为工业化开辟道路。具有现代理论知识的孙中山，在革命之初，提出过“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13]也就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民报》上宣传过土地国有问题，主张“非躬耕，无缘得授诸国”，也是“耕者有其田”的意思。[14]但他们认为“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15]“若中国者，仅一扑灭异族政府之劳，而国中一切阶级无复存遗，社会主义乃顺于国民心理而又择其易者以从事其成功，非独所期，殆可预必也。”[16]也就是说，还没有现代变革经验的第一代革命者，自以为经济体制的变革，不需要进行社会动员。既然政治体制的变革，只需要简单的社会动员就可以完成，社会革命可以和平地有序地进行：“盖社会革命者，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若是者，即令得为之，曾无几何之效果。可谓之动乱，不可谓革命也。既为均之，复令为竞如昔，则无有蹈覆轨而不颠者也。诚为革命者，取其致不平之制而变之，更对于已不平者以法驯使复于平，此其真义也。”[17]孙中山最后确定的民生主义，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实施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动工业化建设。对于土地制度，即“平均地权”政策，主要是通过税收政策的调节，抑制地主阶级的利益，为工业化开辟道路，而不是直接调节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此，他的纲领主要是政治动员，而没有利益（经济）动员。革命对谁有利？革命过程中谁能得到实际利益？会引起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的变动？这些都只有一些粗糙的理论性的假设而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孙中山虽然是一位革命者，但事实上他多次主张改良。例如，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执政时，他就希望同盟会-国民党去从事社会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