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

现代农业新技术论文[关键词]现代化；农业技术创新；技术需求一、引言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是整个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创新的路径是由中国现代化的特点和进程决定的。因此，要分析近代以来的中国农业技术创新或农业现代化，首先要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开始。现代化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它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变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以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西欧早期的现代化开始于16世纪市场和商业的发展，经过政治和制度变革，导致18世纪的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以及随后的历次科技革命成为现代化的强大原动力，推动着现代化向纵深发展。这是对内生型现代化进程的一般描述。中国的现代化属于应激型的，无论是现代政治制度，还是现代科技，都不是从本土产生，而是从外国引进的。不过，应激型现代化的实质，同样是“社会内部的传统性在功能上对现代化的要求不断适应的过程。而且，中国的商业和市场在16世纪就已出现现代化的征兆。例如徽商、晋商、陕商等大商帮，就已属自由商人，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商人阶级或希克斯所说的专业商人。不过，这些经济上的变化不但没有引起政治制度上的变革，反受传统政治制度的压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革命也无从谈起。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变革，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受外界压力开始的。从科举制的废除到辛亥革命，中国的政治制度从形式上来说已经出现现代化的端倪了。但是这种没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只是一座海市蜃楼，中国受列强奴役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绝大多数人民的贫困状况没有改变。尽管如此，变化总是开始了，而一旦开始，就不可逆转。二、现代化与现代农业技术需求的形成技术创新由社会需求引发，但也可能相反，创新引发需求。近代以来中国的农业技术创新，兼有这两个方面的影响和拉动。因社会需求而引发创新，我们称之为“需求填充效应”，它主要发生在城市，其创新主要表现在现代农业科研教育机构的出现；因创新而产生需求，我们称之为“需求诱导效应”，它主要发生在乡村，这种需求是通过农业新技术的各种示范推广活动引发的。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由市场决定，通过工商企业家或工商团体的言行反映出来。这种需求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增加农产品产量的新技术的需求；二是对提高农产品质量的新技术的需求。1、对增加农产品产量新技术的需求。现代工商业的兴起使非农人口增加，导致市场对农产品产量的需求增加。现将农产品分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来分别探讨。首先分析粮食需求的增加对新技术的需求。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到近代，出现区域专业分工后，在经济作物区域已经出现了粮食短缺。随着城市及现代工商业的兴起，粮食短缺现象更加普遍。侍郎张弼士“奏陈振兴商务条议”就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张氏认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是由于农田面积减少，也不是由于耕田的人减少。水旱灾害等是造成粮食减产的原因，但只是原因之一。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从事非农行业的人数增多，引起市场对粮食需求的增加，粮食价格上涨。从现代的观点来看，非农行业人数增多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且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城市规模的扩大，农田面积会有减少的趋势，从事农业的人口也有减少的趋势。在这样的趋势下，如何解决粮食问题，是近代中国面临的课题。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人口增加也会引起对粮食需求的增加。但是这种需求主要是非市场性的，通过增加农田面积，充分发掘传统农业技术潜力可以解决。即便是到了近代，传统的增产手段用尽，不能增加粮食产量，农民也可以通过节衣缩食，降低生活水平来克服粮食不足的问题，只要能生存下去，不至于发生社会危机，当代中国的农民仍然如此。但是城市市民就不同了。城市的政府官员、工商界人士决不会像农民那样忍受贫困，他们要维护自己的生活水平、要发展自己的事业，对粮食问题会很快做出反应，通过报纸杂志形成社会舆论，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农业政策，使改良农业、增加粮食产量提到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的议事日程。总之，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提出新的要求，为了满足这种要求，工商企业往往直接参与同他们利益相关的农业技术改良。由于工商业界投资农业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工业原料，所以其对农业科技的支持程度与市场密切相关。市场前景好的时候，支持力度大。市场前景不好的时候，就会取消支持。正因为如此，现代工商业的兴起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能引发农业技术创新，但不能长期支持农业技术创新。三、农民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通常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愚昧落后，对新技术持排斥的态度。本文认为，农民排斥新技术，并不能说明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而只能说明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遇到了障碍。我把这些障碍分为习俗障碍、知识障碍、经济障碍、社会环境障碍几个方面。1.习俗障碍可分为生产习俗和生活习俗两方面。生产习俗是农民世代相传下来的组织生产的规矩、程序，它属于一个农村社区，而不是一家一户农民的事情。一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习俗是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形成的，它是和当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改变生产习俗的前提是相关的社会环境必须改变，否则就会带来社会问题。例如一旦用机械代替人工后，如何安置闲余的劳动力或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引进现代机械未必是好事。农民经过理性的判断会拒绝新机械的使用。这其中反映出来的不是农民的愚昧，而是农民的智慧：用劳动来打发时间，总比去赌场赌博要好。提到赌博，就牵涉到生活习俗。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村社会风气问题，在这种社会风气下，也就不能指望农民会产生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2.知识障碍可分为文化科学知识和社会见识两个方面。如果说近代中国的农民都是文盲，那未必准确。据李伯重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大众教育已经普及，并深入到农村地区，到了19世纪初期，识字率已达到很高的水平。另有学者估计19世纪初期广东农村男子识字率为40~50%。但是识字并不足以引起对新技术的需求，只有当农民掌握了一定的现代科技知识后，才具备对农业新技术产生主动需求的可能。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存在某种新技术，就不可能产生对该项技术的需求。中国农民没有对新技术的需求，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有新技术的存在。所以，农民产生对新技术需求的条件之一是，有机会接受现代科技知识教育。而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农民不具备这个条件。如果没有机会接受系统的教育，但是能有机会通过耳闻目睹接触到西方的农业新技术，也有产生对这种技术需求的可能。但是，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的特点、农民的社会生活地位决定了这种机会也很少。3.经济障碍是影响农民技术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即便他们知道某种先进技术，如果不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也不会主动去采用。经济障碍主要体现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经济承受能力上。如果新技术的使用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农民无法承担，他们就只能沿用旧技术。即使将新技术免费提供给他们，也会考虑将来的收益是否可靠，这就是所谓的“机会风险”。在不能确定采用新技术的实际效果之前，农民一般是不会采用新技术的，因为农民承担不起失败的风险。这与官员、军阀、工商企业家这些有权有钱的人不同。这些人可以引进外国机器从事农业垦殖，即便不能从农业垦殖中获利，于他们自己也无太大的损害。而农民，只有已经通过示范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新技术，才敢使用。南京金陵大学农科的推广员在农业推广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是：农业推广之成绩与各地领袖或农友之切实辅助成正比例。从事推广最有效的办法是与当地领袖或农友合办“表证场”，用以证明农业新技术的有效性，当农民们亲眼目睹新技术的成就时，就会纷纷采用新技术。4.社会环境障碍。近代中国军阀连年混战，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荡不安，使得农民没有一个安定的生产、生活环境，一家人朝不保夕，也就谈不上采用新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了。另外，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农民的社会地位越来越低下，促使乡村中最有能力、有文化的人都流向城市，而本来最有可能首先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就是这些人。可以说，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结果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扩大，传统乡村精英城居化，人才资金流向城市，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下降了，这也影响到新技术的需求。四、结论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代化所引起的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来自不同的方面，这些需求对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民族危机而引起的国家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促成了制度上的创新，使中国建立起专门的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但是这种需求是纯理性的，建立在这种需求之上的现代农业教育、科研机构，与当时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际有很大的距离，对农业生产的推动作用有限。现代工商业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既有理性成分，又有现实利益的成分，因此与农业生产实际联系较密切，对新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也切实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其局限性在于同市场需求联系过于紧密，容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而且其对新技术的支持仅限于某个特定的领域。因此近代中国源自工商业需求的农业技术创新不能持久，也不全面。农业生产者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分两类，来自农业企业家的需求和来自普通农民的需求。由于近代中国的农业企业发展并不顺利，数量有限，其对农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也有限。而普通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则有待农业推广者去开发。创造各种条件激发农民对新技术的需求，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基于这种认识，我们认为在农业技术创新的三元结构体系中，最薄弱的环节不是三元结构中的某一环，而是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农业新技术供给者、需求者以及应用新技术的农产品价值的实现者之间，应该有一种共同利益为纽带。找到并建立这种纽带是实现农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参考文献][1]西里尔·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M].杨豫，陈祖洲.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3]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4]龚胜生.清代两湖农业地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6]沈祖炜.近代中国企业：制度和发展[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7]原颂周.我国稻麦改良的问题[J].农林新报，1925年11月16日。[8]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9]顾贞祥.金大农民服务社参观记[J].农林新报，1927年4月21日。[10]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1]唐希贤.农友辅助推广小麦之实例[J].农林新报，1928年5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