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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社会·青年——新代际关系与“有我的利他观”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教授引子——关于“80”后概念“80后”的概念发端于大众传媒,其代表人物是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之类的新锐作家。春树郭敬明张悦然“80后作家群”演变而来的“80后”的概念便呼之而出。正是立足在这个角度,可以认定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产生“80后”的概念,是正常而合理的,其学术背景就是“代际差异”的理论。其实,以一个出生年代来构造一代人群似乎是成立的。从学术上看,却显得浮泛,且表述也非严谨和纯粹。当下传媒中频频出现“70后”、“90后”,甚至还有“60后”、“85后”等等说法,似乎十年就可分划出一代人群,是一种模仿性的“泛化”倾向。“代际理论”的解说197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M•米德出版了《文化与承诺――论七十年代各代人之间的新关系》一书,首次对“代际理论”作了经典而系统的分析,引起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后喻文化”——属于“未来重复过去”型M•米德认为有的文化演变十分缓慢,其基本特征是成年人的过去表示着新生代的未来,以至孩子是长者身体和精神;土地和传统的后代。·“互喻文化”——属于“现在是未来的指导”型有的文化则演变得很快,其基本特征是每一代人的行为应不同于父辈,以至强调青年人向同辈人学习。·“前喻文化”M•米德进一步指出:在新的历史阶段,因社会的运行节奏明显加快,承载的信息量成倍递增,青年人的经验“对未知的将来”具有“前喻文化”的理解,而生长了新的权威性,以至年长者不得不向青年人学习了。由此,这一方面可导致老一辈权威因迟钝、僵化而式微;另一方面则可促使新一代青年因敏锐、活跃而崛起,同时又因其间的地位转换涉及种种观念和利益的抵触,便构成代际间的分歧和冲突。构成代际理论的关键所在中国学者对上述论述引用得很多,运用得很纯熟。但“代沟”理论更为关健、更为本质的部分是社会的“折断”(M•米德称“大动乱”)――它应该包括战争、革命、政治事变、宗教改革、地震、瘟疫,以及科技革命等等。战争革命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像地震瘟疫科技革命说明:实质性的“代沟”必然是在巨大的社会转型中产生的,或者说巨大的社会转型必然拉开一条深深的沟壑,将经历者和不经历者阻隔开来。据此:M•米德认为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人类史上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如此(引申和推论):我们认为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文化大革命”,便是导致当代中国十分典型地出现“代沟”现象的根本原因。代际差异的“发生源”与“表现流”M•米德所说的西方社会的“代沟”,其源头在40年代,其显现则在60年代(放射至70年代以后)。当代中国的“代沟”,其源头在60年代,其显现则在80年代(放射至90年代以后)。代际差异的“发生源”与“表现流”之间存在着20年左右的时空距离。原因一代人完成了从婴儿→少年→青年的成长,不仅体格发育了,知识丰富了,自我意识也成熟了。于是,对人生、对社会便产生独立的见解,便会向父辈争取对话的权利,并需要通过种种渠道极其鲜明地表达出来。社会经历了重大变革以后,各方面的机制因素、利益因素和关系因素通过调整、磨合,形成了新的结构和新的运作,就会有许多新的观念、新的规范、新的行为需要获得标树和伸展。关于“80”后的不同议论按照惯常的理解,“80后”指的是中国在1980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群。如果说这是狭义的阐说,那么广义的则是指80年代后出生的人。总之,“80后”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独生子女政策造就的一代。评论的一极:许多社会舆论评价为“小皇帝一代”、“享乐的一代”、“消费主义的一代”,甚至还有“叛逆的一代”、“迷茫的一代”、“垮掉的一代”、“政治冷漠的一代”等等说法。评论的另一极:因为“80后”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中的表现,又有社会舆论称为“爱国主义的一代”、“鸟巢的一代”等等。其实,每一代人都是被所处时代塑造的,每一代人都有属于它自身的不可替代、不可复制的特点(包括长处和局限)。就此,相对于父辈来说,“80后”一代在知识结构,在科学技能,在观念、视野以及民主、法制等现代意识方面,均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今天,社会究竟立定什么坐标,来引导和教育以“80后”为主体的当代青年。《南方周末》一初中生来信:每当上“思想品德”课,我所在的班级会有一半同学昏昏欲睡,另一半则做其他科作业。这并非同学们不热爱学习,不勤奋刻苦,只因为思想品德课多是说教,与实际脱轨。这封普通的学生来信,寥寥数语却点穿了思想道德教育的要害:一是“说教”——空洞的、大而化之的。二是“脱轨”——无着落的,无边际的。共同特征——社会总是提出类似“树立理想信念”、“重塑青年人的精神支柱”等,宏大而崇高的“无我”性质的命题和标准,来指责和纠正青年人的所谓“大我”、“独我”。“无我”(五、六十年代的话语),与计划经济体制的高度行政导向相一致,强调虚幻而妄动的“革命”、“奉献”和“牺牲”,而否定人的主体意识和利益所在。表面上被理想点燃着,炽烈、纯洁而神圣的样子,实际上因没有根基,却是虚假和张狂(不能否认个别人的真诚性,但整体上是虚假的)。于是,在当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背景下,面对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困惑,企图用当年“无我”的价值判断来修正当代的“大我”,或者说企图使“大我”回归“无我”,显然不符合时代特征和青年人特点,显然是个误区。“大我”的出路在何方——往前走的路径就是――“有我的利他观”。“有我”,不是坚持“大我”、“独我”,而是看到个人的价值,争取个人价值的实现。同时指出人是社会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有良知和道德的评判;在社会交往中,有公共规则的约定。所以,在肯定青年人自我奋斗的同时,特别强调要有“利他”的理念、态度和行为,即更多地为他人、为社会着想。大处着眼,有豁达的胸怀和端正的操守,做一个有境界的人;小处着手,遵守社会公共道德和公共规则,做一个有修养的人。总之,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共处的问题,在不排斥“有我”的情况下,倡导“利他”的思想和行为,是今天青少年道德教育发展的方向。人生的痛苦和幸福全源于与他人的交往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教育“四大支柱”的理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会共处”(learningtolivetogether)。越是趋于现代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在生活和工作方面的依存程度就越高。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处”中,才能获得社会意义的“存在”。所以,“共处”不仅是人“存在”的形式,即“人在关系中”,更是人“存在”的本质,即“关系中的人”。“利己”倾向的“丛林原则”,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一种原动力。在生物进化的层次上当属正常。在现代社会――人与人处在利益共存的“关系圈”里――单纯的“利己”原则很难再有市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学会共处”——学会关心(tocare)学会分享(toshare)学会合作(toworkwithothers)均具有“利他”的倾向。正题;“利己”的同时是“排他”的。反题:“利他”的同时是“利己”的。先哲精采而深刻的论述《老子》第八十一章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翻译成白话就是说“尽量帮助别人,自己更加充实;尽量给予别人,自己更加富有”。老子老子出关图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著有《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前者重视经济人的谋利行为是创造的动因;后者强调更广泛地促进人类福利。亚当•斯密1976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弗里德曼说:不读《国富论》,不知道应该怎样才叫“利己”;读了《道德情操论》,就知道“利他”才是问心无愧的“利己”。1998度诺贝尔经济学奖阿马蒂•森说:《道德情操论》比《国富论》带给西方世界的影响更为深远,它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的“圣经”。可见,“利己”与“利他”可以在更高的层次和境界上求得一致,而主导的因素就在于是否具备和表现出“利他”的倾向。“有我的利他观”是一道人生的命题——不仅需要行为中有技巧和艺术的支撑;更取决植根于内心中的正义和善良;取决构筑在胸怀中的宽厚与阔达。我们平常讲的“欲望”、“欲念”、“欲求”,就是发自于自然本性的望之、念之、求之,这会导致争之、斗之甚或夺之。但当人发自内心的正义和善良,变得十分博大,十分宏阔,呈现一种充满的状态,便会导致和之、谦之甚或让之。人性“本善”,还是“本恶”?是哲学的大问题,但引导“人性向善”应是共识。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就是在强调从心灵深处萌生出的同情、仁慈、谦恭、正直等情感;强调人的内心世界里面应有“利他”的观念和态度。结论谢谢各位!
本文标题:时代、社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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